中国政府建立了庞大的再教育营和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以监视和压制新疆地区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少数民族。
如今中国转而采取一种更古老、更严厉的控制方式：填满新疆的监狱。
根据《纽约时报》对先前未公布的官方数据所作分析，过去两年来，中国西北部这片地区的逮捕、审判和监禁判决数量激增，创下了纪录。
随着中国政府展开主要针对新疆少数民族的“严打”安全行动，对监狱的使用令人们对中国本已有限的被告人权利保护产生怀疑。
2017年和2018年，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构成半数以上人口的新疆，法院共判处23万人有期徒刑或其他刑罚，比该地区几十年来任何时期的记录都要高出许多。
仅2017年，新疆的法院便判处近8.7万名被告五年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是上一年的10倍多。逮捕人数增长了八倍，起诉案件增长了五倍。
专家、人权倡导者和流亡维族活动人士表示，中国官员在行动中无视基本的保护。该地区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正联手加紧控罪，以服务中共消除动乱以及把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转变为党的忠实支持者的行动。
批评人士称，逮捕常常是基于站不住脚或夸大的指控，审判也往往敷衍了事，被判有罪的可能性极大。一旦被判决，囚犯会在过度拥挤的分隔关押监狱里服苦役。
“显然，我们看到数字在急剧增加，”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律专家郭丹青(Donald C. Clarke)在查看过统计数据之后接受采访说。
“即便新疆有法官想给被告进行公平的听证，也很难想象如何操作，”曾就新疆的大规模监禁撰文的郭丹青说。“他们是在进行集体审判，要么就基本上是法官给警察或检察官一份空白文件，由他们在其中任意填写。”
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新疆不透露监狱在押人数，自治区政府也没有回复传真发送的关于监禁和司法统计数据的问题。并非所有在新疆监禁的人都是穆斯林少数民族，也并非所有指控都毫无根据。
但这一轮逮捕、起诉和判刑行动的结果却是监禁人数的急剧增长。从几十年来的官方报告来看，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近年来是绝无仅有的。
“这就好比全部人口都被认定有罪直到被证明无罪，”研究维吾尔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家肖恩·R·罗伯茨(Sean R. Roberts)说，维吾尔的宗教、突厥语和传统使他们有别于中国的多数民族汉族。“这些拘禁营和监狱不会消失，它们向人发出警告，最好对党忠诚一些。”
拥有2450万人口的新疆，判刑率远高于其他规模相近的中国省份。中国西北部地区的内蒙古人口大致相当，也有大量少数民族，但相比之下，去年判刑人数仅为3.3万人。
根据专家和新疆以汉族为主地区的数据，汉人在很大程度上未受这波逮捕潮的影响。2017年，在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个负责了汉人占85%的地区的准军事行政机构——管理的地区，逮捕和起诉数量略有增加或保持不变。
“维人总的来说承受了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最严厉”的安全行动，罗伯茨说。“可以推定，自2017年以来进行的抓捕行动中，他们受到的过多针对非常严重。”
2017年，27岁的新疆学生布再娜甫·阿布都热西提(Buzainafu Abudourexiti)在新疆被判有期徒刑7年。
她的丈夫、十年前移民到澳大利亚的维族人阿尔马斯·尼扎麦丁(Almas Nizamidin)一直在设法帮她拿到签证与自己团聚。他说妻子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是捏造的。他表示，她真正的罪过似乎是在埃及求学两年，中国后将该国列为禁止维族人前往的国家。
“每一个维族人都能告诉你他们失去了某个人，但当这个人是你的妻子，而她本来在等着离开中国时，就尤其难以承受了，”现年28岁的尼扎麦丁说，他现在阿德莱德做建筑承包商。他说他们是高中时的恋人，被捕时她在学习英语准备移民澳大利亚。
“我很担心她，因为一直没有消息，”尼扎麦丁说。“人人都在谈论拘禁营，甚至联合国也在谈论，但监狱里人越来越多，他们受到的控制也越来越严。”
监狱人数的增加引发了人们对新疆官员近期表态的质疑，他们公开表示再教育营——一个与监狱分开的监禁系统——中的大部分在押人员已被释放。维吾尔活动人士及拘禁营中有亲属在押的海外维人驳斥了拘禁营正在缩小的说法。访谈和政府文件表明，先前的拘禁营在押人员可能被强制劳动或被迫接受其他形式的拘留。
一些现居海外的维人接受时报采访时也表示，他们从仍在新疆的亲戚那里收到的信息表明，再教育营中关押的相当一部分人最终进了监狱。他们说，拘禁营的审讯人员认定被拘禁者犯了罪，并将他们送去接受刑事调查后，他们便会被逮捕和定罪。
“如果你愿意配合，并且努力工作以示对党忠诚，那么你或许可以转入不那么严厉的拘禁。”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研究新疆安全行动的副教授雷国俊(James Leibold)说。“但如果你表现出任何反抗迹象，就会被升级为正式监禁。”
新疆的安全形势多年来一直很紧张。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民族骚乱，数百人丧生，促使政府开始实施更严厉的政策。
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官员们将安全措施推向了新的极端，要求结束维族人对汉族日益血腥的攻击。这些袭击已经蔓延到中国其他地区，包括2014年的一起，当时持刀行凶者在一个火车站附近杀害了31人。监狱和再教育营成了政府镇压动乱的武器。
2017年，官方开始将数十万人送进新疆的再教育营地，同时加紧逮捕、刑事审判和监禁。作为“严打”运动的一部分，政府敦促检察官和法官合作，消灭民族袭击和抵抗。
“严打打得准、打得狠，打得好，最重要体现在审判上，”截至今年年初一直担任新疆政法委书记的朱海仑2017年对官员们表示。
与再教育营不同，监禁需要一个得出有罪判决和刑事宣判的法庭程序，无论这个过程多么迅速和粗略。监狱的看守比再教育营更严密，犯人也要接受灌输教育。
最近的数据证实了中国维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去年的调查结果，即2017年中国五分之一的逮捕发生在新疆。
根据最近发布的新疆官方年鉴，新疆检察机关在那一年批准了227261宗逮捕，是一年前的八倍多。据地区检察院的一份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他们又批准了114023宗逮捕。这两年的被逮捕人数比前10年的总人数高出70%以上。
几乎没有被告得到无罪释放。中国法律年鉴显示，2017年新疆法院审结刑事案件147272件，比上年增长四倍多。去年，法院共审理案件74348件，其中只有22人宣判无罪。
其结果是，该地区的入狱者大幅增加。
2018年，新疆法院判处133198人服刑，比上一年更多。许多被定罪的人面临多年监禁。
有些人被判死刑，尽管这个数字并不为人所知。中国没有公布处决人数的统计，国际人权组织估计，中国处决的人数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
先关入再教育营然后关入监狱的人数也不清楚。在接受时报采访时，许多离开中国的维吾尔和哈萨克人表示，他们被告知自己的亲人被关入监狱，有时是发生在被关入拘禁营之后。今年1月接受采访的24名哈萨克人中，有六人表示他们的家人自2017年以来一直被关在监狱中。
维吾尔茶商哈比布拉·阿勒泰(Habibulla Altay)说，被送进监狱的维族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商人、职业人士和学者。他于2016年离开中国，定居瑞士。
“政府认为他们更危险，因为他们有钱、有知识，而且经常出国，”阿勒泰说。他还说，新疆的商界朋友告诉他，他的姐夫、贸易公司经理艾克热木·吐尔逊(Aikeremu Tuerxun)已入狱。
“家人往往不知道亲人在哪里失踪，”他说。“然后我们听说这个人被判刑了，那个人进监狱了。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经历。”
新疆各地的城镇周围都是高大的监狱，许多是新建的。据网上发布的建设公告显示，2017年，新疆地区监狱管理机构的预算几乎翻了一番，许多监狱都在扩建。
即便如此，新疆的监狱系统仍难以应对新囚犯的涌入。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报道称，从新疆开往中国其他地区监狱的列车上满载着囚犯。该电台的维吾尔语节目对新疆进行了广泛报道。
新疆政府尚未证实这些报道。但还有其他迹象表明，该地区的入狱人数正在急剧增加。
“我们一起渡过了新疆监狱史上困难最多、风险最高、挑战最严峻的时期的时期，”新疆监狱管理局在2017年公布的一封信函中表示，信中感谢从中国其他省份调来的数百名狱警协助应对了囚犯数量的不断增加。
加拿大法学学士章闻韶研究了新疆的安全建设，他通过分析新疆23个可能的监狱卫星图像，发现了戒备森严的拘禁设施。无法确定它们究竟是监狱、关押嫌疑犯的看守所、还是戒备森严的再教育营，抑或兼而有之。
它们有很多高墙和栅栏，还有高高的瞭望塔和连接围墙的警卫建筑。其中九个场地是从2016年开始建设的，12个之前建成的设施在这段时间进行了扩建。
上月，《纽约时报》记者试图在南疆和田市郊的沙漠中寻找这样的设施，遭到了警卫的阻拦。他们声称这条路上有电线，很危险，他们自己刚刚就在这条路上疾驶。当记者们尝试另一条路线时，警察们用锥形交通标志设置了路障。
“我告诉你，此路不通，”一名警官说。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