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成为战场的街道上，双方的力量大量聚集，紧张地调整着防毒面具，焦虑地摆弄着手中的武器。
腰别手枪的防暴警察已准备好催泪弹发射器和装填橡皮子弹的枪支。街道那头，年轻的民主抗议者树起路障以拖延警方，并在路面上拉了钓鱼线来绊倒他们。双方都佩戴头盔和口罩，手里都握着棍棒。随后，警方发起冲锋，平静的社区突然喷出滚滚的催泪瓦斯，砖头和燃烧瓶四处横飞。
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对这些抗议活动处理不当，眼下双方行动不断升级，越来越暴力。街头对峙的一幕是一场对抗的缩影，对抗的一方是决意施加他想要的秩序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另一方则是同样决心呼吸自由空气的香港人。
我的心和抗议者在一起。香港人受教育程度很高，他们当然理应得到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的权利。在国内加紧压制的同时，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也一直在侵蚀香港的自治权——因此，当多达两百万勇敢的香港人走上街头，去争取在世界上如此众多的地方被忽视的权利时，我们很难不受到启发。
当一个身着短裤和背心的瘦小男子伸出双臂，试图保护被一名警察拿枪指着的抗议者——这是一张令人难以忘怀的照片——我们怎能不被感动？
但我也有一种不祥之感。或许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被杀，由此掀开新一轮声讨、升级和暴力。相比我30年前在中国报道的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其中有太多相似之处——我在想北京最终是否也会部署部队，也许是人民武装警察这个准军事部队，去镇压这些抗议活动。
与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一样，香港的抗议部分是为争取民主，但也和经济上的挫败有关。香港人平均住房面积仅有160平方英尺，比纽约市的平均停车位大不了多少。
与1989年一样，这些抗议活动由于政府的处理失当和态度傲慢而出现了滚雪球似的增长。中国的强硬态度也令香港人产生了深深的敌意。谴责“纳粹中国”(ChiNazi)的涂鸦随处可见，而当我用“香港中国人”的老说法指这里的人时，也遭到了批评。不，人们反对说：我们不是中国人。请说“香港人”。
因此，习近平的政绩之一是：他毁了“中国人”这个词。香港警方有时能保持克制，有时则过于重手，他们发射催泪弹的方式被专家认为是危险和过度的。当局还被指动用被称为三合会的100多名中国黑帮分子，替他们做见不得光的工作，用棍棒殴打并驱散抗议者。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魅力好比粤菜馆水箱里的鱼，普遍认为她从一开始就搞砸了这件事情。她的下一步可能是启用紧急权力——相当于戒严令——并进一步打压异议；这可能会事与愿违，导致抗议活动升级。
另一方面，抗议者也升级了他们的策略，变得越来越暴力。越来越多人——尽管仍只是整个抗议群体的极少数——朝警方投掷砖头或燃烧瓶。香港人表示，他们汲取了政府对完全和平的抗议置之不理的教训。我认为暴力是错误的，可能会增大镇压的风险，但公众的挫败感太过强烈，以致于我发现，几乎没人愿意谴责暴力。
和天安门事件的又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共通点是，许多抗议者对军事镇压的可能性嗤之以鼻。“西方的压力将阻止这里发生天安门那样的事件，”前几天的一次游行中，一名29岁男子对我说道。
一对名叫查尔斯(Charles)和辛迪(Cindy)的年轻情侣戴着情侣头盔、面罩和护目镜上街进行民主抗议，他们对我说，北京绝不会武力镇压抗议活动。
“自由世界将支持香港，”查尔斯对我说。辛迪也指出了香港对中国经济上的重要性，她说，“我们对他们依然很有价值。”
完全没错，人们也常说中国绝不会杀会生金蛋的鹅。但正如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曾经冷冷地指出的，这个习语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历史满是被砍头的鹅的尸体。”
在1989年大屠杀前夕，充满理想情怀的抗议者常对我说，他们的事业是坚不可摧的。直到后来，我眼睁睁看着正义被坦克碾压。
转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