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贵军，一个40岁的农民工和两个孩子的父亲，去年五月因与数百工人一起走上街头抗议雇主拒绝赔偿和搬迁工厂，被控“聚众扰乱公共交通秩序罪”。其雇主是港资家具制造商迪威信。

因社会各界的大力声援，被非法关押一年多的吴贵军，今天终于重获自由，并受到广东工友的热烈欢迎。以下为现场图片报道。

附金融时报报道：吴贵军案突显民间劳工维权活力

2月17日，本是吴贵军的首次庭审日。他被控带头组织劳工抗议、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但到下午，他的律师被法官告知，因为检察官无法前来，庭审取消了。这个消息让吴贵军的支持者们群情激奋，数十人涌向这家中国法院的办公室，要求当日开庭。

为了旁听庭审，吴贵军的家人、工友以及支持他们的数十名劳工维权人士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已经等了三个多小时。他们中或许没几人知道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的那句名言——“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但却本能地明白其中道理。深圳是毗邻香港的中国制造业中心。

这场小规模反抗取得了成功。法官迅速重新安排了吴的庭审，联系到了检察官，并将庭审转移至一间更大的审判庭，可以容纳大批旁听者。虽然只是一次小小的胜利，但它显示出一个成熟的民间劳工维权者组织的活力。从影响力上看，这类民间组织已经超越了官方认可的中华全国总工会(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一家臃肿的官僚机构，有90多万名职工。它绝少组织罢工，在中国工人最急切需要工会指导时通常无迹可寻。尽管它非常积极地在大型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分会，收取可观的会费，但在吴贵军务工的这种小型工厂，往往找不到它的影子。

吴贵军所在工厂的老板打算将公司迁至成本更低的内陆地区。据工厂的工人说，导致去年发生抗议活动的原因是，老板拒绝足额发放他们依法应得的补偿金。吴贵军就是在那次抗议当中被捕的。在游行队伍前往地方政府机关寻求协助时，吴及其工友被控扰乱交通秩序。吴否认了上述指控。

广东番禹打工族服务部(Guangdong Panyu Migrant Workers Centre)是中国最有经验的非政府组织之一。该组织的成员曾飞扬（音译）说：“中华全国总工会没有发挥任何积极作用，而工人往往不知该如何处理这类劳资纠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官员一般拒绝接受采访。而中国新一代的劳工维权者不仅比他们行动更迅速，还非常专注和务实。不像许志永这位上月被判入狱四年的法律维权人士，吴贵军这样的工人每次争取权利时仅针对一家工厂，并尽量小心谨慎，不和中国共产党或政府发生直接冲突。

这些教训积累于长期以来的惨痛经历。自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出口大国以来，工人抗议在中国工业中心地带、特别是南方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已非常普遍。

但近几年里，有两事件改变了工人维权运动的面貌。

一是全球金融危机。正当中国制造业成本开始飙升时，这场危机抑制了中国工厂出口产品的外部需求。吴贵军的工厂就是这样的受害者之一。

二是2010年广东境内多家日资汽车厂家发生的一系列罢工，结果是厂家给工人大幅加薪。罢工也令人信服地表明，没有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支持，中国工人也有能力自我组织起来。

虽然取得了这些胜利，但中国的劳工维权人士对吴贵军的命运仅抱有谨慎的希望。吴贵军案的审理本周继续进行。他的一名支持者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很难期待他们会撤诉，或者宣布他无罪。但如果他只被判刑9或10个月，那就算是不错的结果了。”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