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潜川:那夜,浦志强哭了

浦志强(右一)与任建宇父子

原编者按:“主持任建宇婚礼的老浦,忍不住哭了。身材魁梧的大汉在大庭广众之下眼中饱含热泪,我紧紧得拥抱了他。前一天晚上,他还接了十几个辱骂他的电话,试图和对方说理。任建宇也哭了。”徐潜川在这篇文章中记录下了他和几个知名案件的当事人以及著名律师浦志强的交往细节。通过这些细节,可以让你看到浦志强、邓吉元、任建宇不大为人所知的侧面,亦是对当下法制记者生态的一次速写。

正文

今天一早,王秋平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这两天要到北京来,想见我。他说,老浦让他们6号过来,写了个材料,没想到他4号就进去了,估计和他们这事有关系。有关系吧?他反问我。我打断了他。告诉他,到了见面再谈。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仔细想了想这件事。他原本是跟老浦约好的,再对“双规”搞点动静的。不得不佩服老浦的韧性,他在身体力行推动了劳教废除之后,又想打“双规”的主意,代理了好几宗案件。但“劳教”之废,因为薄王东窗事发,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媒体也有夹缝中的空间;“双规”呢,他和小斯一厢情愿,不过是“虽万千人吾往矣”罢了,没有现实空间。

比如王秋平这个事情,我也见过他们多次,却啥稿子也没写,因为写了也发不出来。之前於其一死于双规的案子,我们在夹缝中抢发了一个稿子,但很快在网络上被“毁尸灭迹”了。此后我又写过一个双规制度化过程的,直接被毙掉了。

没有传统媒体报道,老浦也不服。他招呼了几个朋友,坐在镜头前,自己做了一个名为“永州‘双规’噩梦”的访谈实录来。王秋平作为被双规人士,在镜头面前痛哭流涕的镜头,确实扎人。那之前我在饭局上听他当场说过,当场鼻子就酸了。

这视频传到网上,分分钟就被删了。老浦这人轴,死心眼,自己吭哧吭哧刻下一堆光盘,见人就发。让大家“好好看看”。接下来,他还想继续折腾这事,于是又叫王秋平进京。只是没想到,王秋平还没到,他就折腾进局子里去了。

而我原本也是和老浦有约的。我不想干媒体这行了,想换回到原来的专业,回去法律行业做。我征求老浦和小斯的意见,他们都觉得不太好,建议我要深耕行业。老浦从铁岭打来电话,说回去时好好聊聊。他做律师很久,有经验有人脉有名望,大约是想要指导我。我敷衍了他一下,心想难道我和你一样犯傻,专门去做这种费力不讨好,没钱赚还自己倒贴钱的案子么?这话没有一点夸张的成分,我自己亲眼见到老浦倒贴过钱给他在重庆的那些当事人们。

按理说,我接到王秋平的电话,应该见他的,但我今天有点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去见王秋平。我害怕再见时双方没话说,就很尴尬。做记者的这些年,尽管与大多数人不过擦肩而过,相忘于江湖,尽管有再见的人们,有重逢的时刻,我却做得处理得不够好。

2010年年中,我接到一个山西口音的电话,来电者是当地的一个公安局长。2008年开奥运会的时候,因为一起天灾人祸(官方版本是天灾,当地人眼中是人祸),我曾经在他们县里待过两个星期。那两个星期,我到处瞎折腾,做了许多如今羞于启齿的事情,如果有朋友问起,我就统统当做不记得了;这是我第一次出差,十四天之内分三次被乡政府、派出所、县政府发现并送回太原市。最后,在两个本地小孩的帮助下,勉勉强强完成了任务。

这个县公安局长我印象中是没见过的,但他是应急指挥小组成员,我给他打过电话。他们是个小地方,我们刊发的报道因为颠覆了官方叙事,对他有挺大影响。电话中,他自报身份,我有点紧张,不会是来恐吓我的吧?我胆子很小的。没想到他说,很感谢我当时过去做了公开的报道,这么多年来没怎么见过好的记者。他说,他只是想和我聊聊,说说话。这个和我父亲一般年纪的公安,没有说多余的话,但我过于年轻,没有从记者的角色中走出来,仍然只把他当成一个采访对象来电。如今想起来,感觉颇为遗憾。

去年,我跟着同事袁凌去了一趟陕南他的家乡,我们要穿过长达十八公里的秦岭隧道往南沿着山路走五六个小时到达大巴山深处化龙山峰下一个叫做八仙的古镇。此地归属平利县城,我们夜晚宿在城中。第三天,我就约了邓吉元吃饭。

因为妻子冯建梅身怀七月的孩子被强行打掉了,丈夫邓吉元一家成了全国新闻的风暴眼和当地人士的眼中钉。围绕着这一家人上演过一幕幕令人瞠目结舌、荒诞不经的戏剧:计生办主任龙某架着冯建梅去堕胎,群众有人用录像录下来,大骂“狗日的龙少爷”。新闻在国外引起轩然大波,镇上出现了“自发”的横幅游行,上书“打到卖国贼”。邓吉元几次三番要离开当地,都被强行扣押起来,有一次是大巴车被强制检查,有一次是路上有车抛锚造成故障,当他步行走得太远时,镇里面他的儿时发小们不得不出面,要他留下来配合政府工作。最后,仿佛美剧情节,他躲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未到检查站时就出来,步行翻过几座山头,终于乘坐火车到了北京。

幸运又不幸的是,这里面大多数场景我都在场或知晓。因此我和邓吉元一家,算是患难之交。他们后来没敢留在镇坪县生活,带着女儿来到邻县平利上学,而这里正是袁凌的老家县城。

我们见面后先是寒暄,我感谢他给我寄去的茶叶和蜂蜜,我分给我的同事们,都很喜欢。我夸奖女儿越长越大越漂亮。我关心了一下冯建梅的身体。然后我们吃烧鸡公,孩子跑来跑去,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终于不再说话。

这次重逢,让我有错身的感受。原来我们只是采访关系而已。到朋友的路上,还有许多路要走。

从陕南回来以后,我去重庆,做警察因刑讯逼供被抓的采访。这是我两年来第十八次去重庆出差了。那时,他们刚刚被抓,情势还不是很明朗。在一家茶馆包间,我和一个市局的朋友从早上十点开始聊天,一直聊到晚上这家茶馆打烊为止。

从茶馆出来,夜已经很深。从江北区打上车往渝北方向走,一路上嘉陵江两岸灯火辉煌,山城在夜色中显得既庄严又妩媚,历史的纵深感和大山江河的起伏一样深。

我直奔“盐吧”,叫黎俊给我调了一杯鸡尾酒。我没有点单,实际上我也叫不出来那些奇奇怪怪、花花绿绿的混合着酒精、冰块和各种材料的名字,但我相信这位在美国获得过调酒师协会认证的姑娘,能把这些材料混合成一种恰到好处的味道,即便她同时在里面加入了牛奶、薄荷和冰淇淋。

黎俊也曾经是我的采访对象。她的父亲白手起家,是重庆最知名的的企业家之一,在薄熙来刚去到重庆时就代表出租车行业和这位政治局委员谈判,后来在薄熙来的记忆中是“黑社会试图给他的一个下马威”。

我先后采访她几次,但以记者的职业角色来思考,这几次采访都做的不是很好,非常散漫,不集中。因为早期的一些采访经历,我越来越害怕对于采访对象的过度伤害:曾经有富二代短信骂我“背信弃义”,也有律师因为我的发稿而至今不肯理我,无论我如何道歉。因此我对她的采访,基本上是小心翼翼地转圈子,没有试图套话,也没有质疑过多少。最后写作的稿件中,关于黎家的部分,是非常少的,甚至到了不足的程度,这和我对她的采访不足是有关的。

但职业上的失败,却被友谊弥补,不仅仅让我更加自然地和她相处,甚至增添了更加惺惺相惜的味道。我后来每次去重庆,都会去她的“盐吧”,除了见她以外,还会招呼许多曾经的采访对象,在这里聊天、谈心,就像和老朋友久别重逢一样,再也没有我早期和曾经采访对象相处的那种拘禁。

后来,我甚至会自费去重庆,单纯为看望朋友。3月16日,任建宇和代进在重庆市永川区举行婚礼,我专门前往观礼:这一次,完全没有记者职业的重负,单纯以好朋友的身份来见证朋友的爱情。黎俊,黄成城,王帆,形形色色的重庆朋友都出现在建宇的婚礼上,为他祝福。

我从来没有写过任建宇,不是没有试过,我想过写他和代进的故事,可每次落笔,才发现采访时过于客气,根本没有问到点子上。心太软,写不好新闻。但这一天我很释然,因为我已经决定要辞职,不再做记者了,不用在背负追求真相的职业负担了。我看着他们,明白如果以后再相逢,我们肯定会像最好的朋友那样嬉戏打闹,彼此关心。这是新闻职业给我的最大馈赠,之后再离开后才有权享用。

主持任建宇婚礼的老浦,忍不住哭了。身材魁梧的大汉在大庭广众之下眼中饱含热泪,我紧紧得拥抱了他。前一天晚上,他还接了十几个辱骂他的电话,试图和对方说理。任建宇也哭了。

突然想起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五月的一天,他“失联”了,连同许多其他的朋友。无论如何担心,我都相信有重逢时刻,那时候,真的要说一声“好久不见”。

本文作者和文章中出现的一些人物:

徐潜川:前《财经》杂志记者,《法经刊》副主编。

浦志强:知名维权律师。代理任建宇劳教案、“上访妈妈”唐慧案等。2014年5月6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

斯伟江:李庄案代理律师。

王秋平:宁远县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宁远县纪委因调查王秋平是否有贪腐情况,对包括王秋平在内十八人先后采取“双规”措施,“双规”时间最长者达431天,最短者也有7天。几乎所有被双规者称遭到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和折磨,身上的现金和银行卡、名下财物悉数收缴。

於其一: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和总工程师。2013年4月8日晚,於其一在双规期间,被6名纪委工作人员置于冰水浴桶中反复闷水逼供致死。

邓吉元、冯建梅夫妇: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人,因无钱缴纳4万元生二胎的罚款,冯建梅怀孕7个月后被强制引产。丈夫邓吉元因接受外媒采访,而被一些人称为“卖国贼”。

袁凌:调查记者,作品包括《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等。

黎俊:黎强之女。黎强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7项罪名被判刑。

任建宇:重庆市彭水县大学生村官。因为在腾讯微博和QQ空间复制、转发、评点一百多条“负面信息”,被重庆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2011年9月23日,重庆市检察院向市公安局下发《不批准逮捕决定书》,但重庆市劳教委仍决定对其“劳动教养两年”

(据2014年5月26日微信公号“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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