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自然天气有明显的四季交替，而政治气候的肃杀却始终如一，偶有“思想小阳春”和“新政暖风”，也大都是公共参与饥渴所导致的善意期待和媒体吹出的泡沫，每一次破灭都是对一厢情愿的嘲弄。
官方或许有表面变化，但即便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变化，也绝非来自官方的单方面开明，而主要来自于官民之间的博弈，来自政权所必须应对的国际压力。改革以来的事实证明：随着官方政策的收收放放、专政压制的手硬手软，民间自发的维权和议政的思潮也时涨时落。但是，一个可喜的巨大变化是：近年来的官民博弈，渐次呈现出的民权进而官权退的大趋势，觉醒了的民间意识、权益诉求和维权运动，再也不会因官方的打压而中止，民间的公共参与要求的日益高涨，已经到了见缝插针的饥渴程度，哪怕是艰难挣扎的行动、拐弯抹角的表达和高风险的付出，自由民主之火都不会熄灭，镇压力度稍一松弛，就会燃出一次次民间议政的小高潮。
首先，尽量寻求合法途径乃民间参与的首选，民间会抓住每一次合法表达的机会，只要有一点点合法性空间，就会有民间的表达和参与。
1，农民、失业工人、拆迁户的维权，首选的渠道也是体制内的上访和向法院起诉，只有在体制内方式无法取得任何效果的情况下，他们才会采取群体性的示威请愿和个体性的极端行动（如自焚等）。换言之，那些选择极端方式的人，自焚的人或采取其它极端行为的人，大都是因为现行制度在人权保护上的根本缺陷造成的，他们在寻求了所有体制内的维权途径都无效的情况下，才会采取极端行为。
2，民间知识界善于利用体制本身的表面言词来扩张民间的话语空间，比如，私产权的宪法保护、伊拉克战争、十六大前后、抗SARS前后、官方修宪前后、中日关系的一系列事件……民间议政的小高潮一浪又一浪，其议政范围已经由社会性事件转向大政方针，甚至还出现对中共高层的权力分配和人事布局的议论。
3，通过合法渠道参与人大代表的竞选，前几年，还只有个别的地方上的个别参与自发的竞选，但在最近，国内出现了民间自发参选的小高潮，特别是在高校内的自发参选，大有形成连锁反应的趋势。早在今年五月，在深圳区人大代表选举中，也曾涌现出一大批体制外的候选人。进入11月份，民间的独立候选人的参选人大代表，在北京的校园中出现小高潮。曾经就孙志刚事件而发起致人大公开信的法学博士许永志，已经于11月12日宣布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北京市区人大代表选举，并将自己的参选宣言贴上互联网，引起热烈反响。与此同时，人民大学研究员舒可心、北京大学硕士生殷俊，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明亮，北大、清华的另外四名学生，纷纷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此次人大代表换届竞选。在北京市的区县人大代表选举提名阶段，已经有21位北京公民以独立候选人的方式宣布参选，其中有6位是业主。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生竞选人大代表的热潮。
4，即便是受到官方极力打压的群体维权，也理性地选择体制内的合法渠道，比如“天安门母亲”群体向中共最高检察院起诉李鹏，境外的“天安门一代”也相美国法院起诉李鹏；法轮功的境外维权运动，也以透过法律途径起诉迫害法轮功的高层责任者为主。
虽然，寻求体制内的合法途径进行维权，很难得到现行体制的理性而负责的回应，也凸现了人权保障匮乏下的民间维权运动的困境和无奈，但也决不能排除民间意识的日渐理性和成熟。无论这种维权方式的局限性和困难多么巨大，但对中国大陆的渐进和平转型来说，则是莫大的福音。因为，转型在将来达到某一关键性的质变阶段，清算罪恶肯定是重要的一环，现在民间维权首选合法途径的做法，对将来的清算具有重大意义：法治化方式乃为清算的最佳途径，可以避免许多人担心的文革式动乱，而将清算引上和平合法的途径。无论多么严重的侵犯人权的犯罪，皆循法律途径解决，而不用群众大批判的方式，也不用抄家、游街、公审的方式，就送到法院去，由法律最后来裁决。
2003年11月23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