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但是在六四事件曾经发生的中国大陆，那场至今仍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在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记忆中却似乎越来越淡薄。
已很少有中国年轻人能够辨识出“坦克人”王维林在北京长安街头只身挡坦克的那张象征公民对抗暴政的标志性照片。一些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甚至会反问，了解六四对我们个人和国家能有哪些好处？
前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驻京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曾经感叹道，中国民众甚至会主动配合当局选择性遗忘掉这段历史。林慕莲是《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返天安门》(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一书的作者。
她说：“忘却是从上而下的，但也是平行的，自下而上的。我认为，人们串通一气或者是配合（当局）去遗忘，这主要是因为纪念（六四）的成本太高昂了。”
尽管中共“抹杀历史”的运动是如此之成功，但中共并没有因此就有丝毫松懈。每当六四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当局都如临大敌。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中国大陆几乎所有与30年前那场惨案有关联的人物都早早被当局提前控制起来。
“我认为，在中国回忆1989年所发生的事情变得更困难了，”林慕莲说，“即使是非常小规模的私下追思活动也不被允许。就在近几个月我们仍然看到有人因为公开纪念六四而被判刑。因此，我认为限制人民纪念六四镇压的措施升级了。”
但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化学系的中国留学生古懿说，这恰恰反映出中共当局相信，六四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无法被遗忘的。“中国政府它是杀人犯啊，杀人犯当然想抹掉自己犯罪的纪录，”他说，“但是他们也知道自己抹不掉，要不然每年六四前后，它就不至于草木皆兵了。”
古懿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中国留学生。他来自四川，是回族穆斯林，也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者。他2012年出国留学后，开始关注六四学运。他说：“当时很多人在呼吁平反，而我们就觉得杀人犯怎么有资格给受害者平反呢？”
“其实很多年以来，我就不再用‘平反’这个词了，我们早就改用‘翻案’这个词了，”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说，“因为你指望着共产党给六四平反，我觉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随着中国经济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的高速发展，中国政府在三代领导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下，现在已经基本上给中国民众成功灌输了这样的印象，即没有当年的镇压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繁荣。这从很多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对六四的反应中已尽显无疑。
林慕莲说，那是非常正统的中国官方说法。年复一年之后，主流大众已经真的相信了这种观点。但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观点，那就是知道真相会危害社会稳定。“同样的，我认为这显示出官方宣传攻势的涓滴效应，它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她说。
在那之后，中国政府又开始把长臂伸向海外。林慕莲说：“中共也有一个长期的、持久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行动，去影响外部世界对六四30周年的看法。”
林慕莲对几十名外国驻华记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他们当中相当比例的人表示，他们对六四周年的报道遭到了中共的限制和打压，要么是他们的采访对象遭到骚扰或拘禁，要么是他们本人直接被警告或遭到中国政府的抗议。
她说：“你接触不到参与抗议的人，或者是受到影响的人。到头来，外媒能够讲述的唯一故事就是我们每年都看到的当局的打压。”
如无意外，当发生过血腥镇压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再过几天迎来六四30周年的时候，那里将是一片静悄悄，只有密布的监控摄像头、大批的警察和重重的关卡，能够提醒人民这一天与众不同。
中共的大规模强制“失忆”行动让很多憧憬正义与民主的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乔治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古懿说：“现在和30年前不一样，现在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数字化的极权和网格化的维稳，只要这个政权还有维稳能力，很难出现像89年那样的大规模街头运动。”
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认为，中国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而在天安门之后成长起来的当代年轻人远不及他们当年的气概。他说：“我们这一代至少为国家努力要做一些什么，我们也许做得不好，也许也没有做成，但是我们至少把这个国家当作我们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像现在年轻一代一样，觉得（国家）跟他/她一点没关系，只关心自己。”
《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返天安门》一书的作者、前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记者林慕莲说，六四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从那以后，中国再无政治自由化，” 她说，“回头来看，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天安门还给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去看今天中国的领导人，去看他们害怕什么。很明显，从他们压制相关讨论和纪念的做法来看，他们极度地害怕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所作所为。”
但一些人仍然坚信，六四是不会也无法被遗忘的。中国留学生古懿说：“六四被百万人现场见证，被镜头永久地保留，怎么能这么容易就抹掉呢？的确很多人现在不愿提起，但不愿提起不等于已经忘记，不想过问不等于永久保持冷漠。现在是集权稳固的时候，六四的创伤像休眠的种子，但是如果集权未来出现危机，谁知道种子就不会萌发呢？”
民运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表示，六四清场之后，普通民众成为中国未来走向民主的希望所在。
“当共产党（1989年）6月3日把坦克、机枪亮出来的时候，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在退场，但是北京老百姓顶上去了，”王军涛说，“当‘讲理’的人退场后，‘不讲理’的人就该登场了。中国底层现在几十万起群体事件。真正这些年逼着共产党还做一些善政、做一些改革的……就是有一批底层的老百姓的反抗。”
转自：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