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八九民运的主要参与者是当时的大学生。当时年轻人忧国忧民、争取民主的真诚和勇气，至今令人钦佩。那么当今中国的年轻人又是处于怎样的精神面貌呢？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一个名为“中国青年行动者发展关注组”的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让我们看到中国从事公益活动的青年行动者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风险。
中国公民危志立为劳工维权遭到拘捕，他的妻子郑楚然从事女权活动也遭到打压。（Public Domain）
“中国青年行动者发展关注组”5月14日透过网络发布《青年行动者处境调研报告》，通过对36名中国青年行动者2018年历时一年的深度访谈，分析从事公益活动的青年当前在中国面临的困境。报告认为，中国青年行动者首要的困难来自政治高压下行动空间的紧缩，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在近年遭到过官方不同程度、不同形式、覆盖工作和私人生活领域的各种干扰，其中最常见的是言论审查、警方约谈和叫停活动，一些人还遭到“逼迁”。有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曾遭遇机构被关闭或查抄、家人被骚扰、自身或同事被拘留甚至判刑的状况。政治环境的恶化也直接导致了资金和人力匮乏的问题。报告说，中国的社会运动目前处于低潮。
劳工维权人士危志立已被刑事拘留（志愿者提供/记者乔龙）
美国纽约民间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对这份报告的内容表示认同：
“没有介入（工人维权活动）也会被打压。现在你在NGO工作，政府就会找你的家人，找你的亲属，给你施加压力，要你不要从事这个行业。并不是说他有没有参与什么活动，只要你是非党控制的，就打压。中国现在不是‘东西南北中，全部都姓党’吗？只要不是党控制的，不是党领导的，在中国都是被限制的。所以这本身就给青年行动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2015年曾被中国当局逮捕的女权活动人士：(左起)韦婷婷、王曼和郑楚然。（路透社图片）
广州民间公益组织“平机中心”执行主任程渊5月31日向本台记者表示，中国官方对非政府组织行业准入和资金来源的限制，令这些组织和从业人员举步维艰：
“比如说，基金会注册双重管理。有一度曾经说要取消双重管理，但是现在实际上不但没取消，还在加强。所以说，基金会想登记，或者从业人员想加入进来，其实是比较难的。钱也是个问题，筹资并不那么容易，新的《慈善法》规定了个人募捐之类的活动，需要有很高的门槛。可以这么说吧，政府是最大的资助方，政府资助的话，肯定有它的导向性。”
程渊说，在中国从事公益活动，既不赚钱、风险又高，所以从业者一般都是生活压力不大的年轻人，而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变大，很多人就退出了这一领域。
2019年4月在中国广州出现的“假装自由”活动，这一声援活动由维权人士危志立的妻子、中国知名女权活动人士郑楚然发起。她本人与三名戴着危志立等维权人士面具的网友在广州街头拍照，假装能够自由地生活。(维权网)
《青年行动者处境调研报告》指出，大多参与公共领域的中国青年工作者处于收入“月光”状态，有时需要依靠家人的资助或消耗过去的积蓄。行动者的工作和身份难以被主流社会认可且具有政治风险，令大多数行动者的父母不支持子女的工作。2015年以来，青年行动者群体大比例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目前，青年行动者群体呈现碎片化趋势，行动者流失加速。但多数行动者并不甘于放弃，在艰难的环境下仍希望继续从事公共领域相关工作。
“中国青年行动者发展关注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成员，5月31日基于安全考虑拒绝了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请求。不过，这名成员透过电邮介绍说，“中国青年行动者发展关注组” 2018年成立，由海内外关注人权状况的行动者和研究者组成，目前主要立足于海外，致力于让世界了解中国青年行动者真实的生存状况。
转自：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