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二军断言父亲名誉与六四皆平反不了因是“敌我矛盾”

1989年的5月17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决定在北京戒严,5月20日凌晨时任总理李鹏代表中共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宣布戒严,到了20日清晨5点赵紫阳亲自到广场慰问学生并留下一句“我们来得太晚了”,世人此时方悉这位总书记已失势落台,但根据当时身在北京的赵紫阳的儿子赵二军说,戒严后“父亲自言自语,说了几次‘还来得及,还来得及’”。

赵二军又说,5月24日离京前夜,他在中南海住处看到戒严部队拿着铁桩通过隧道前往人民大会堂,“那时父亲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邓小平回心转意,但想不到最后悲剧还是发生了。”

30年后的今天,赵二军在广州接受网媒香港01的访问时,仍然对六四事件和父亲的名誉能够得到平反表达相当悲观的看法,他甚至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为什么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待遇不一样,胡的问题是自由化,人民内部矛盾;赵紫阳是反对这个体制,他们觉得威胁政权合法性,是敌我矛盾。动用军队镇压老百姓是谁的责任、死难者怎么赔偿?所以(平反)是不可能的”。

在广州长大的赵二军能操流利的广东话,访问时夹杂着普通话和广东话回答记者的问题。赵紫阳离世后骨灰一直安放家中,赵二军说已与当局达成共识,家属准备好安放事宜,但估计今年难成事。

1989年六四开枪镇压后,赵紫阳被指“分裂党”和“支持动乱”,被革职审查三年,但找不出任何勾结、串连的证据,事件不了了之,但他被软禁至2005年1月17日逝世,终年85岁。回顾赵紫阳的功过,赵二军说子女只会认为父母伟大,应留代历史和人民评价。

每年赵紫阳忌日、清明、六四,赵家都被严密监控,赵二军说“今年清明节上百个公安在门口,保母不敢外出,吃饭都成问题。她问监控的人能不能去拿盒饭,去派出所拿,里面的人说有250份盒饭。一日三餐,是多少纳税人的钱?”今年清明后第四日,监控人员才全部撤走。

上世纪八十年代,赵紫阳主政,赵二军说那是中国政治最宽松、最开放自由的时候,没有学生和市民认为政府会开枪,“当时政治(气氛)宽松,大家敢说话,老百姓上街游行,就像香港回归后市民上街反对23条立法,但现在就更难,因为香港逐渐向大陆的机制转换,对自由的压力更大了。”赵二军说赵紫阳本能上觉得国家的体制有问题,“我父亲没有完全否定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要重新取得合法性,要有一个竞争的过程,在自由开放的过程中维持合法。比较世界这么多种制度,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政制还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

曾经透过香港“黄雀行动”逃出大陆并一度流亡法国的赵二军,目前在海南工作,并经常来往北京和广州。他说,六四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分水岭,六四前赵紫阳主张党政分开,但六四后中国又在各层级恢复强化党的领导,削弱民主和法治,政治体制改革走了回头路,“把最应该国有的教育、医疗推给市场,老百姓没有自由,不听话、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就升不上去。现代到处都贴着‘自由、民主、法治’的标语,但老百姓举牌要这些就不可以”。

官方对六四的评价,从“反革命暴乱”变成“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2008年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员钦定、新华社刊发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亦沿用此论调;但到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就重新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赵二军以广东话笑说少看这些报道:“冇(没)眼睇(看)!原本想淡化,但绕不过去,又恢复了吧。”

赵紫阳逝世后,骨灰一直存放家中,当局与家属就骨灰安放问题有不同意见,其遗孀梁伯琪2013年逝世后,二人的骨灰至今未能安放。赵二军透露,当局约两年前同意家属自己安排,双方亦商定地点,赵家今年已完成准备工作,“我们希望在今年,但估计很难,今年太多事了,是六四三十周年、建国七十周年、五四运动百周年,还是我父亲诞辰百周年。”

他说,当局最初要求安葬在八宝山,但家属不同意,“父亲被撤销一切职务,离世前只是普通党员,是老百姓,旁边埋葬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看了一些公墓,但组织不批准,还讲过一些规定,严格来说是违反人性的。”他认为当局害怕赵紫阳墓地会变成标志,“他们必须害怕,最后同意的地点也是容易控制的。”

六四后,赵紫阳的旧部被清算,赵二军参与黄雀行动营救,最终带同妻女流亡法国,他自身的经历亦是传奇。多年来一直有报道指赵二军在海南省以假护照出境,他在访问中否认此事,亦首次谈及参与黄雀行动和流亡之事。

转自: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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