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5月17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决定在北京戒严，5月20日凌晨时任总理李鹏代表中共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宣布戒严，到了20日清晨5点赵紫阳亲自到广场慰问学生并留下一句“我们来得太晚了”，世人此时方悉这位总书记已失势落台，但根据当时身在北京的赵紫阳的儿子赵二军说，戒严后“父亲自言自语，说了几次‘还来得及，还来得及’”。
赵二军又说，5月24日离京前夜，他在中南海住处看到戒严部队拿着铁桩通过隧道前往人民大会堂，“那时父亲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邓小平回心转意，但想不到最后悲剧还是发生了。”
30年后的今天，赵二军在广州接受网媒香港01的访问时，仍然对六四事件和父亲的名誉能够得到平反表达相当悲观的看法，他甚至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为什么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待遇不一样，胡的问题是自由化，人民内部矛盾；赵紫阳是反对这个体制，他们觉得威胁政权合法性，是敌我矛盾。动用军队镇压老百姓是谁的责任、死难者怎么赔偿？所以（平反）是不可能的”。
在广州长大的赵二军能操流利的广东话，访问时夹杂着普通话和广东话回答记者的问题。赵紫阳离世后骨灰一直安放家中，赵二军说已与当局达成共识，家属准备好安放事宜，但估计今年难成事。
1989年六四开枪镇压后，赵紫阳被指“分裂党”和“支持动乱”，被革职审查三年，但找不出任何勾结、串连的证据，事件不了了之，但他被软禁至2005年1月17日逝世，终年85岁。回顾赵紫阳的功过，赵二军说子女只会认为父母伟大，应留代历史和人民评价。
每年赵紫阳忌日、清明、六四，赵家都被严密监控，赵二军说“今年清明节上百个公安在门口，保母不敢外出，吃饭都成问题。她问监控的人能不能去拿盒饭，去派出所拿，里面的人说有250份盒饭。一日三餐，是多少纳税人的钱？”今年清明后第四日，监控人员才全部撤走。
上世纪八十年代，赵紫阳主政，赵二军说那是中国政治最宽松、最开放自由的时候，没有学生和市民认为政府会开枪，“当时政治（气氛）宽松，大家敢说话，老百姓上街游行，就像香港回归后市民上街反对23条立法，但现在就更难，因为香港逐渐向大陆的机制转换，对自由的压力更大了。”赵二军说赵紫阳本能上觉得国家的体制有问题，“我父亲没有完全否定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要重新取得合法性，要有一个竞争的过程，在自由开放的过程中维持合法。比较世界这么多种制度，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政制还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
曾经透过香港“黄雀行动”逃出大陆并一度流亡法国的赵二军，目前在海南工作，并经常来往北京和广州。他说，六四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分水岭，六四前赵紫阳主张党政分开，但六四后中国又在各层级恢复强化党的领导，削弱民主和法治，政治体制改革走了回头路，“把最应该国有的教育、医疗推给市场，老百姓没有自由，不听话、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就升不上去。现代到处都贴着‘自由、民主、法治’的标语，但老百姓举牌要这些就不可以”。
官方对六四的评价，从“反革命暴乱”变成“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2008年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员钦定、新华社刊发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亦沿用此论调；但到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就重新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赵二军以广东话笑说少看这些报道：“冇（没）眼睇（看）！原本想淡化，但绕不过去，又恢复了吧。”
赵紫阳逝世后，骨灰一直存放家中，当局与家属就骨灰安放问题有不同意见，其遗孀梁伯琪2013年逝世后，二人的骨灰至今未能安放。赵二军透露，当局约两年前同意家属自己安排，双方亦商定地点，赵家今年已完成准备工作，“我们希望在今年，但估计很难，今年太多事了，是六四三十周年、建国七十周年、五四运动百周年，还是我父亲诞辰百周年。”
他说，当局最初要求安葬在八宝山，但家属不同意，“父亲被撤销一切职务，离世前只是普通党员，是老百姓，旁边埋葬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看了一些公墓，但组织不批准，还讲过一些规定，严格来说是违反人性的。”他认为当局害怕赵紫阳墓地会变成标志，“他们必须害怕，最后同意的地点也是容易控制的。”
六四后，赵紫阳的旧部被清算，赵二军参与黄雀行动营救，最终带同妻女流亡法国，他自身的经历亦是传奇。多年来一直有报道指赵二军在海南省以假护照出境，他在访问中否认此事，亦首次谈及参与黄雀行动和流亡之事。
转自：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