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名： 《站在常识一边》
▪ 作者：杨子云
▪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 内容简介：
▪ 站在常识一边需要思考，也需要良知和勇气。名人。被采访者都是各自行业的翘楚，成就斐然，或拥有独特、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或学识渊博充沛，或独具慧眼，思想犀利深刻。每一个访谈，都很深入、透彻，见解精妙独到。敢言。被采访者以非凡的勇气，坚守被遮蔽的常识，言常人所不敢言，见庸人所不能见。撇下私心，扯断利益牵绊，恪守良知，尊重事实，还原真相。心声。被访谈者坦率真诚，向采访者披露心声，坦言人生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能让读者深受启发。
▪ 作者简介：
▪ 杨子云，生于湘西。资深媒体人，专栏作者。2008年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计划”MURROW新闻项目访美记者，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访问学人。她在腾讯网主持的燕山大讲堂是中文互联网世界颇具影响力的思想论坛，近三百名各界优秀学者和公众人物出任该讲堂的演讲人。2006年-2010年间负责主持召集法律记者沙龙。2009年5月至今供职腾讯网新闻中心，文化中心。著作有：《为公正而报道》《理解中国——燕山大讲堂中国问题思辨录》《大时代与个人命运——燕山大讲堂时代与命运思辨录》《谁动了中国经济？——燕山大讲堂中国经济问题思辨录》。写有诗歌若干，收入多种选本。
近读杨子云的新书《站在常识一边》，得以比较系统地了解王石、任志强、冯仑等一批著名企业家对商业、政治及两者关系的观点。企业家的见识与作为，对中国转型有重大影响。这本访谈，触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大问题，窃以为，值得做一些更深入的辨析。
大致而言，他们认为改革就是改错，如果要追究原罪，首先应追究不合理的旧体制。他们认为推进改革需要保守主义智慧，“要记住政府永远是发牌的”，但政府最好不要做市场能做好的事。
凭着直觉，他们实践着如下经济理论：市场的本质，是一个大范围的匿名合作秩序。这一秩序中，有着各色各样的组织，政府、企业、NGO、家庭、宗教组织……它们以其各自的专业贡献相互依赖地共生于一个网络中，市场参与者遵循一般正当行为规则，分享与其贡献大致相对应（却又是事先不确定）的回报。其中，政府作为一个特别的组织，作为提供“保护服务”的“供应商”，换取税收。
由此，我们会以一种新视角看待政府-市场关系：良好治理合作秩序中，政府适当的角色设置、行动边界和运行方式是什么？
向工商文明的转型远未完成
从农耕文明迈入现代社会的地区，难免流行对商业的偏见。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占主导地位，企业家是一群与商业联系紧密的人，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没有得到正确认知和重视。
深处商业文明的传统中，孟德斯鸠发现：“商业能够治疗破坏性的偏见，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这几乎是一条普遍的规律”。（《论法的精神》下卷，P2）
不仅如此，商业还是和平的使者，因为“贸易不越过国界，士兵就越过国界”。一切贸易，无分国内国外，都构成分工的支持机制——分工是国民财富的真正来源。贸易、分工和生产是商业行为的不同环节，所有环节，都是人际联合的生产行为，而企业家们正是谙熟和实践这一联合技艺的人。
奥派经济学认为，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驱动力量。中国真正的企业家也在凭直觉实践着这一常识。用武克钢的话说，靠贸易和分工繁荣起来的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工商文明”，而企业家正是“工商文明”的核心推动力量。这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差别明显。
传统社会中，“无商不奸”这个俗语折射出农业文明对商业文明、工商阶层的偏见。企业家群体饱受诟病，这是一种流布甚广的错误归因。
看起来，仅靠改变货物的地理位置而套利，的确有不劳而获之嫌。但没有商人的价格信息揭示，生产者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资源和技术生产，这些知识是无从知道的。在一个“大社会（Great society）”中，服务于陌生人不需要靠善意，根据价格信号行事就好。
任何一个群体中难免有坑蒙拐骗、以身试法者，对此，武克钢认为“坏富人和坏穷人同时存在”，企业家群体中有以身试法者、坑蒙拐骗者，哪个群体没有这样的个例？
商业贸易和企业，是联合的事业。企业和市场，不过是人际联合以实现分工合作的两种形式罢了。劳动分工的背后是知识分工。正是引领分工和联合的企业家们，把分散的知识和信息实现整合，引发了惊人的“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奥地利学派的传人柯兹纳（I.Kirzner，1973）说，企业家是那些“无中生有、以少生多”的人。
人何以成为万物的灵长？“群”也。人以群居，合作创造人。特别是借助于语言能力，人类具备了极高“群”的技艺。“联合的科学是一切科学之母。其余科学之进展都取决于这门科学之进展”，这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的著名论断。
如果对托克维尔命题做一个扩展的理解，其对转型国家的启发意义极大。“联合”不局限于政治结社，而是包括工商业和慈善组织更广泛领域的联合实践。商业要持续繁荣，必然发展出契约精神和相应的制度，从商者从自己的实践中感知到以联合（甚至是匿名的联合）带来的“合作剩余”，由此强化了个人自由、正义、法治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观念。
对此，中国的企业家从其亲身实践中感受深刻：“在商本位之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自由、契约和法治关系；工商文明以生产和建设为本，而不是以掠夺和分配为本，所以工商文明内部的阶层关系、官民关系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完成，不是以暴制暴（武克钢，《站在常识一边》，P29）。这甚至可以看做市场经济的道德根基。
工商业以广泛的匿名联合方式，通过迂回合作创造价值，其价值创造并不能在每个环节每个时刻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在观察者眼前。劳动价
观念转变难，实践新观念，建立符合新观念的制度更是何其难矣。从农耕文明而来的中国，又恰逢19世纪以来的激进运动，在20世纪实践中央计划经济，距离商业文明越来越远。作为转型大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自我救赎和自我革命，至今仍是未竟之业。
改革就是改错，改掉旧体制的原罪
讨伐民营企业家原罪的声音一度甚嚣尘上。冯仑对此一语中的，“耽误我们几十年发展的制度你怎么不谴责？民营企业发轫之初和安徽小岗村的性质一样，如果它不犯点规怎么能冲破旧体制弊端的束缚？”
旧体制下没有企业——在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原来的国有企业不是企业，民企和企业家群体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新事物。改革开放的实践、社会知识的传播和理论研究证明，以中央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旧体制束缚生产力、阻止技术进步、扼杀理性、摧毁传统，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总结，旧体制的持续不仅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而且导致正义、道德和真理探索方面的可怕后果。
20世纪的转型国家无一不历经改革阵痛。改革意味着直面过去犯下的错误，改革首先是改掉过去的错误。几代人建立起来的旧体制包含着完整的制度、利益结构及相应的思想观念。
改革旧体制必然涉及“改法”。一个晚上就可以废除一部不合时宜的旧法律，但背后的思想观念不会一夜消失。对旧法的突破，经常以个案的形式作为导火索，逐步获得民意基础，最后在政治权威的默认和支持下推及全局。
冯仑强调从历史角度来思考，真正的原罪是旧体制的原罪。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清理旧体制原罪的过程，通过清理旧体制原罪，解放生产力。那时，“卖个东西不让你卖，办个个体执照都是天大的事儿”，甚至“养只鸡、下个蛋都是不允许的”（茅于轼语，2014）。因此，摸着石头过河必然意味着突破旧法。
在新旧体制交接的界面上，要人们百分之百地守法，改革永远不会启动；新旧体制交接的界面上，“我们不得不在法律不健全的时候先干起来”。民营企业迅速崛起，短短30年发展，成为创造财富、缴纳税收、吸纳就业，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国民经济主要力量。“这不是清白吗？这不是民族大义吗？”冯仑针对民营企业原罪说，如此反问。
这未尝没有道理。理论上，没有民营经济的崛起，就没有真实的市场交易，就没有真实的相对价格信号，经济系统中大范围的匿名合作和资源配置的信息基础无从产生，中国经济的全面恢复就没有可能。
20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迈克尔·波兰尼说过，苏联的计划经济其实是“装扮的”，真正纯粹的中央计划经济其实一天都存活不下来，在第一波严厉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实验失败之际，在五年计划喧闹声的掩护下，他们（苏联政府）悄悄尝试增补了一个一个商业项目，逐渐使经济操作商业化了。他们从本国地下黑市甚至《华尔街日报》中获得资源配置所必需的价格信号，这才是他们精心掩饰的“社会主义”成功的奥秘（迈克尔·波兰尼，2006，183）。
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恰恰也为共生在一个市场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相对价格信号，国企存续至今享受了免费的相对价格信号这种“公共产品”。这也正是民企的“清白”和“民族大义”
改革就是改错，改革就是改法，改革开放之初如此，改革的全过程都是如此。正如现任领导人所说“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一劳永逸的社会终局方案，都已被证明是一个神话。通过开创一个允许广大人民在各领域不断创新的局面，启动了一个永无完结的试错、学习进程。
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如果存在唯一正确的目标，原则上，改革总有终止的一天。可是，卡尔·波普尔和以赛亚·伯林雄辩地证明，在社会事务领域，神谕哲学家的神话不攻自破，历史决定论已经破产，唯一正确的美好社会方案并不存在。多元和批判理性主义并不是转型国家转型时期的特殊方法论，而是贯穿于人类历史全部过程的方法论。
眼下“要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已经形成执政党和社会的共识。可是，改革既需要政治勇气，它又是一项技术活；改革既不能满足于现状，又不能一切推倒重来；既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地方创新。关于改革的下一步，社会上极少争议“要不要改”，更多是“如何改，如何稳妥有序推进”。
犬儒主义还是保守主义
企业家要直面困境，在改革前线冲锋陷阵，也要有强烈的现实感和保守主义智慧。这经常被人们误读为犬儒和软弱。
在新旧体制交替的窗口，我们可以从企业家的行动中观察“转型”如何由曲折的涓涓细流汇集成大势所趋。以对付新劳动合同法带来的压力为例，冯仑说，“要记住政府永远是发牌的，我们是接牌的”。新劳动合同法屡遭诟病，但企业家仍看到其正面效应，冯仑说：“这个立法逼着企业开始转变，搞技术创新，逼它产业升级”。
改革是在“干中学”，在“做中改”。新旧体制的交界面，就像白天和黑夜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绝对界线。民企和体制共同推动着改革。“我们跟这个体制共同成长，共同进步，我们的每一步发展离不开体制，如果不改革，不指定新的空间、不给出新的规则，就是刘翔也跑不快。”
改革过程、新体制和民营企业是共生的，体制和变化的环境存在一个反复反馈应答的关系，这个环境由旧体制的维护者、旧体制中的开明派和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改革新生事物共同构成。
改革是一个内生过程，不是作为局外人的改革设计者和作为局中人的被改革者的相互作用。“我们是改革的受益者，我们也是改革的推动者”，根据新兴工业化国家经验，冯仑甚至推测，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后，中国可能就要直面包括全面民主化的社会整体体制转型。
在合作中改变彼此，这恰恰是现实中绝大多数改革的实际发生过程。因此，现实迫使改革新生事物从边缘到合作的转变。冯仑认为，民企有必要抛弃“边缘心态”，由边缘、反叛到与主流合作。冯仑的万通入股国企，开展公益事业，都展现了民营企业的一种全面长期合作心态。
在非政府组织管理方面，旧体制惯性依然强大，这个领域的改革未见显著的松动迹象。对此，冯仑说，“慢慢来”。
在所有领域的改革中，公权力本身的改革是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如何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搞清楚政府这一特殊组织的性质，其作用边界，对把握改革方向和实质改革起着“牵牛鼻子”的作用。
政府以服务换税收
在一个分工合作的秩序中，政府是一类特殊组织，它提供的产品是以产权为核心的权利保护，它的生产工具是暴力潜能。这在合作秩序的所有组织中是独一无二的。理解政府，需要从政治上深刻理解现实的人性与秩序的条件，需要从经济维度深刻理解一对交换关系。
一定程度上，政府是人性不完美的产物。正如联邦党人所说，“如果人是天使，我们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组织政府的男男女女又与其治理范围内的任何人别无二致，因此“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1980，264）
一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把政府视为盗贼，把每一笔税收视为打劫。持有政府仁慈假设的一方，则把政府视为仁慈的父亲，它向治下的人民提供包括大范围福利的一揽子公共产品。这两种极端主张都失之偏颇。
其实，在一个良好治理的合作秩序中，政府与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共存于一个分工合作的网络中。如王石在书中谈到，一个社会的成熟稳定主要依靠三种力量：政府、企业、NGO。其中政府作为分工网络中必要的分工组织专司保护，以提供保护、法律和秩序为核心的一揽子公共产品以换取税收，因此税收是这一交换关系中的一个支付。
在全部财政关系中，前述这一对基于同意的交换是其核心。这里的交换，具有两个特殊性。一是，在任一特定时点，政府是一个具有暴力潜能的垄断组织；二是作为购买方的纳税人群体人数庞大，唯有通过代议过程实施交换谈判。
因此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程序健全的公共选择过程，对前述基于同意的交换的实施至关重要。无论是政府作用的范围、宏观税负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其优化过程都少不了宪政规则约束和程序健全的公共选择过程。
所以，改革又是一个重建宪政约束和健全公共选择的过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这一 根本制度转型取得重要进展，但仍步履艰难。
公共选择程序的缺乏，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出台4万亿刺激政策可见一斑。武克钢质疑道，“公共汽车票价涨几毛钱要搞听证会，4万亿这么大的事情，倒不搞听证会了？”如此大规模的政府支出项目，竟然不见代议机关的身影，听不到代议机关的声音。
即使面对重大的经济危机，政府该如何面对，是救市还是救人？远大集团的张跃认为，经济系统的表现有如海水的潮涨潮落和春夏秋冬，政府不应该救市，只要拿出财政的1%救好穷人就够了。
从事私立教育的信力建认为，在教育领域，政府行为出现多重颠倒，一是财政供给颠倒，中央政府本应集中做好九年义务教育而不是办大学。现实是乡镇财政做九年教育（目前已经转移到县级政府），国家财政做高等教育。二是政府做了市场做的事，职业培训、中专技校、MBA这些，公办学校大量在做。第三个颠倒是政府本应“雪中送炭”，却被忽略了。农村教育、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残疾人教育、贫困生等本应由政府大力扶持，政府却对城市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的投入不遗余力。
在介入教育事业时，政府又全面包揽了举办、管理、评估诸项事务，办学效率可想而知。囿于利益结构和意识形态，开放办学之路目前仍遥遥无期。
转型国家特别强调政府在经济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其理论依据是凯恩斯主义。试图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特别是应对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已成为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其实，整个宏观经济学的“合法性”，从其确立就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二战以来各国的调控实践也是毁誉参半。
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已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政府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而不是置身局外，因此以一种全知理性角色对经济系统进行全面把握和操纵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除非出现全局性的经济危机，政府应尽量避免强力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调控”；调控方向在于恢复和强化市场活力；及时终止引致危机产生的政府本身因素；充分利用市场自我纠错机制。
任志强认为总靠政府注资解决问题，反会形成类似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产生救市的恶果。
在土地制度和房地产政策方面，现行土地国有制度、财政税收体制、滞后的政府规划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城市化进程等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目前的局面。在任何情况下，价格是无辜的，价格信号恰恰是分享稀缺资源最有效（用张五常的概念即租值耗散最少）的途径。如此一来，天价地王、高房价其实是价格信号显示了背后的制度问题，不是价格机制本身的问题。
房地产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现行土地制度调整。“82宪法”一条“土地国有”的刚性规定，影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资源配置、利益结构多年。任志强认为，打破政府对土地的垄断，实际上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土地制度（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的土地制度与后来长期实行的土地制度并不一样）。
企业家们在诸多领域的这些反思与实践，最终，都指向政府与企业、公民、各种社会组织之间，要建立起基于“服务换税收”的现代关系。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
（据2014年5月23日法边社。作者刘业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