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网媒端传媒引述大陆多个编辑证实，2019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已向国内各出版社下发了一份内部文件，明确提到将缩减书号总量、压缩图书品种。事实上，早在去年，“书号收缩”的阴云一直笼罩着中国大陆出版界。2018年3月5日，认证身份为“三鼎甲图书公司总经理”的“出版人邢海鸟”在微博上称：“2018年是出版严控之年，出版总局减少10万个书号，约占全年书号的三分之一……”
如果2018是出版严控之年，2019果然不幸成为出版寒冬之年，尤其对民营出版业而言。据端传媒的报道指出，曾在民营出版机构任世界史图书编辑的金城（端传媒称为保护接受访问者，名字皆为化名）说：“这样久而久之，会导致整个文化对某一块知识的系统性遗忘吧。”
书号制度，是中国出版业的重要管治手段。书号并不易得。它由中央宣传部掌管、分配，只供特定身份的出版社申请，且建有一套审查流程，没有书号申领资格的民营出版公司，必须与有资格的出版社合作，才能获得书号。这套本已繁琐、严格的制度，如今又再次收紧了入口，它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图书出版种类的减少，还包括在题材和内容上的被动审查和自我审查。
报道指，在过去近10年，一些民营出版公司逐渐与国有出版社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也帮助国有出版社塑起品牌。报道指，虽然民营公司市场占有率仅8.8%，但三大畅销榜（虚构类、非虚构类、少儿类）TOP10上，超过半数的图书都来自民营机构。
报道指，几乎所有接受端传媒采访的图书编辑都表示，虽然书号额度从未完全放开过，但2018年之前，书号总是够用的，增补也比较灵活。到了2018年，情况就变了。三辉的图书编辑严肖了解到，现在最贵的书号已涨到了2.5万元（人民币，下同）一个，而在2018年以前，价格还在1万左右。甚至，出钱也买不到书号了。报道又引述曾在上海某高校出版社工作的余辛表示，其就职的出版社属于“意识形态上比较令人放心的”一类，往年书号都呈增长状态，有不少富余。但2018年开始，“书号就与上一年齐平了，社里因此开始严控给予民营公司的书号额度。”
书号变贵，可合作社变少，出版机构也就没有办法完成整年度的出版计划 ，继而影响其收益和持续生产。增长的书号成本会被分摊到书籍价格上 。
依据中宣部下发的2019年主题出版工作要求，其中明确了五方面的选题重点，包括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浓厚氛围；围绕宣传阐释中央精神和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充分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在内。
中宣部解释其目的是“从增加品种数的粗放式增长，向着重选题质量的精细化增长转型”。严肖并不认同这样可以提高书的质量。他说：“缩减书号的直接后果是，编辑需要在一系列待报的图书选题中考虑优先级 经济效益高的、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也就自然被放在了前头。”
选题、编审、质检就像设置好的一层层滤网，将可能的敏感图书和内容给基本过滤干净了。“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整个文化对某一块知识的系统性遗忘吧。”金城感慨道。
转自：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