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著名企业家、台湾首富郭台铭先生以“妈祖托梦”的名义“跳出来”，宣布参加2020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的国民党党内初选，蔡英文总统拿出郭台铭2014年“太阳花运动”期间的言论“民主不能当饭吃”发起攻击，批评郭缺乏“民主素养”，“真的不懂民主的价值”，郭台铭回击蔡英文断章取义不是“好傻好天真”，就是“好坏好故意”。二人随即在脸书上展开了一波关于民主与吃饭的口水战。
论战中，蔡英文引述网友的话说，“没有民主只能要饭吃”。她质问郭台铭，新疆再教育营的民众、刘晓波、其他被监控的中国异议人士也有饭吃，“但是你真的认为，这是台湾人民吃得下去的饭吗？”郭台铭反驳说：“身为总统，你真的没有资格讲‘没有民主只能要饭吃’！因为在你的领导之下，每天至少有160万人沦落到吃不饱！”郭台铭并以“创造和平和促进富强”和“摧毁和平和走向贫穷”的两分法，区分了他眼中的真民主和“民粹式的假民主”。
某种程度上，郭蔡二人均有诡辩之嫌。“民主不能当饭吃”并非郭台铭的原话（郭批评“太阳花运动”的原话是：“民主对GDP没帮助，不能无限上纲把各种运动当作民主，民主是过程，不是果实，经济果实才能填饱肚子，民主的动能须化为经济的成果。”），虽然郭的言论有拿GDP排挤民主、以经济压倒政治的意味，但显然并没有即使吃中国大陆的牢饭也好过搞台湾式民主的涵义在内，蔡的批评未免引申过度，有扣大帽子之嫌。而郭台铭“至少有160万人沦落到吃不饱”的数据似乎也是信手拈来，并没有可靠的统计依据，更何况，即使台湾真的有160万人“吃不饱”，恐怕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蔡政府的领导能力，或者完全归咎于台湾“民粹式的假民主”。
二
当然，民主不能当饭吃。这是一句废话。
何止民主不能当饭吃，自由不能当饭吃，人权不能当饭吃，美德不能当饭吃，理想不能当饭吃，公平正义也不能当饭吃，……。说到底，只有饭才能够当饭吃。
但是，不能当饭吃又怎么样呢？不能当饭吃的东西就不重要吗？就不值得追求，不值得拥有吗？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人类社会发展到了现代文明阶段，不至于沦落到以能不能当饭吃来衡量一切是非与好坏的地步吧。
两位热恋中的男女若是被他人指教：“爱情不能当饭吃”，假如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只是提醒两位男女不要沉溺于爱情而放弃了各自的学习和工作、忽视了事业和理想，那么，这句指教尚可理解为一句善意的忠告。但假如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要求两位男女为了多吃饭、吃好饭而斩断他们的爱情，转而娶（嫁）另一位他（她）虽不爱但更加富有的异性，即为了物质利益而牺牲美好的爱情，那就不仅是对爱情的轻蔑，也是对人性和人类情感生活的贬低。
推而广之，人们不能以“孝心不能当饭吃”为由主张只需给父母寄钱而不必陪伴父母，不能以“艺术不能当饭吃”为由要求艺术家改行种庄稼，不能以“道义不能当饭吃”为由赞赏获取不义之财的奸佞之辈，或取笑安贫乐道、为义守贫的正人君子，不能以“法律不能当饭吃”为由忽视法治建设、放纵不法行径，……。
郭台铭“民主不能当饭吃”的背后涵义，究竟是说因为民主不能当饭吃所以民主并不重要，有没有民主都无所谓，还是说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不能妨碍了发展经济、忽视了改善民生，这只能由郭先生自己来说明。
当然，“没有民主只能要饭吃”也不见得比“民主不能当饭吃”高明。问题在于，在民主与吃饭之间虚构任何一种因果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既没有说服力、也容易引起误解的论说方式。
三
人生在世，有诸多需求。孔子说，“食、色，性也”，吃饭和性爱是最基本的人性需求（所谓“民以食为天”，那是贫穷社会的写照）。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不只是为了吃饭。男女交配实现人类繁衍，但人类社会存续不绝不只是为了男女交欢。
心理学家马斯洛有一个很有名的需求层次理论，他把人的需求从低端到高端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马斯洛晚年又增加了更高端的“超自我实现需求”）。越贫穷越落后的社会越以满足低端需求为主，越文明越富足的社会越以满足高端需求为主。在这个意义上，以低端需求排斥或贬低高端需求，是一种幼稚的思维。
人类社会有诸多美好价值，自由、平等，民主、宪政，富足、公正，和平、尊严，开放、秩序，信仰、良知，权利、义务……，它们弥足珍贵，但并非神圣与绝对，它们在组织良好的社会框架下通常是相容的、甚至是互补的，但在另一些社会中，则可能有所抵触，甚至相互冲突，比如，过度的社会平等主张或会妨害个人自由，急剧开放的社会或会暂时失序，趋于极端的宗教信仰或会损害人类良知，过于民粹化的民主政治或会有害于宪政体制。
回到民主与吃饭的话题。郭台铭的命题也许可以扩展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二者有何种关系？在哪些情况下，民主化有利于经济发展，在哪些情况下，民主化又有害于经济发展？这个问题过于庞大，本文只能略述其要。
四
政治与经济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系统，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都很熟悉，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虽然并不正确，但在经济与政治二者的协同性方面，他说出了部分真理。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说过，政治与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有限的几种配合方式，他举例说，一个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不可能同时是一个民主国家。哈耶克则直截了当地告诫我们，如果我们选择了错误的经济组织方式，就可能走上政治奴役之路。
一般地说，政治专制的社会或许可能有比较自由的经济体制，比如古代中国的宋朝，但是，现代极权主义的政治社会，断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
同样，一般来说，民主国家更适于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因为一个妨碍经济主体自主就业、自主投资、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政府在正常情况下不大可能被民众选举上台，但是，某些民主方式，比如频繁的暴力化的街头民主运动，或频繁的全民公投，或频率过高且耗资巨大的中低级公职选举，则可能会有损于国家经济的正常健康成长。
人类的全部经济史表明，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于政府高度管控的统制经济，因此，更适于市场经济的成熟民主国家往往也是更加发达和富裕的国家，专制国家和民主制度不够成熟的国家则往往不太富裕，而极权国家即使在某些经济领域曾经创造过“奇迹”，比如希特勒的战时经济奇迹，斯大林的暴力工业化奇迹，但长此以往，终究会趋于贫穷和匮乏。上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东西德、南北韩、中港台的经济差距即为明证。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与吃饭也就可以扯上一点关联，那就是：民主虽然不能当饭吃，但可以促进人们挣饭吃。
而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下，比如大饥荒，民主的救济作用至关重要。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民主制度是防止饥荒的可靠保障，因为长时段、大面积的饥荒之所以能够发生，从来不是因为人口生育率过高或者自然灾害过多，而是人们权利的缺失、国家和国际社会救济渠道的缺失所导致，而民主制度，恰恰可以有效地补足人们权利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上，民主与吃饭可以扯上更多的关联，那就是：民主虽然不能当饭吃，但可以防止人们大量地饿死。
2019/4/26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