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25日堪称菲律宾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天，先是反对派领袖阿基诺夫人和统治菲律宾20多年的马科斯相继宣誓就职总统，但经两人及美国驻菲大使紧急磋商后，马科斯在美国军用直升机的护送下，带着家人、亲信30人飞往附近美军基地，再乘机前往夏威夷。许多人得知此消息后，激动得难以言喻，街头歌舞、烟火，彻夜狂欢，共同庆祝菲律宾从马科斯独裁中解放出来。马科斯逃亡后，再也没有回国。
菲律宾反对派领袖贝尼尼奥·阿基诺与其夫人合影
马科斯是1965年以压倒优势首次当选菲律宾总统，并在1969年蝉联。他在执政之初实行土地改革、注重教育等，还颇有作为。他的妻子伊梅尔达被誉为“塔克洛班玫瑰”，是公认的美女。但马科斯任人唯亲，通过提拔自己的家人和亲信，将权力不断集中，疯狂聚敛财富，马科斯夫妇在倒台时财产估计不下百亿美元。
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菲律宾就不断出现各种反对马科斯的声音，也有采取暴力手段的，如菲律宾共产党、穆斯林武装力量等。马科斯恰恰利用这种暴力冲突，来进一步解除宪政对他的约束，在1972年9月以当时所谓有人谋划刺杀国防部长为由，在全国实施了戒严令，取消总统选举。之后，对各种政治活跃人士、学生领袖、工会领导等的打压升级。据国际大赦组织报告：“酷刑很普遍，电击通常对着犯人胸部或私处……”。即便菲律宾政府的记录，在72年后的十年里，至少有4，228人的人权受到严重侵犯。反对的声音被压制，反对派主要领导人之一，国会议员阿基诺也被囚，直至1980年获准赴美就医。除了一些零散要求改革的呼声，只有天主教会还保持相对独立，如大主教辛（Sin）就在1974年公然反对戒严令，他曾领导了5000多人的通宵祈祷，堪称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活动。
到80年代初，由于世界石油危机的影响，菲律宾经济陷入困局，一些没有官商关系的商人、企业家群体开始公开指责马科斯政权的贪污腐败。尽管马科斯开始实施“正常化”举措，在1981年1月解除戒严令，恢复选举，但被压制的力量似乎一夜之间爆发出来，远在美国的阿基诺也表示要回国参加1984年春的议员选举。在国内，许多人都认为阿基诺代表了变革的希望，是未来总统的最佳竞争人选。马科斯极力反对阿基诺回来，还曾让伊梅尔达到阿基诺在纽约的公寓劝说，但阿基诺在研读甘地著作后，相信可以用非暴力抗争的策略让马科斯下台。
1983年8月21日，顶着重重压力，甚至在死亡威胁下，阿基诺由无数国际新闻媒体记者陪同，飞抵马尼拉国际机场。就在下停机坪的瞬间，他的头部被击中，当场倒地身亡。尽管马科斯在电视讲话中称此举是共产党所为，但没有人愿意相信他。阿基诺被刺事件成为菲律宾政局的重大转折点，它激起了国内和国际的广泛谴责。大主教辛强烈谴责刺杀行径并称阿基诺为“民族烈士”。超过两百万人参加阿基诺的葬礼并举行长达11小时的游行示威。事件犹如一个催化剂，让菲律宾的中产阶级、企业家等社会主流群体根本转变了态度，从以前的消极接受变为积极地对抗马科斯政权。
贝尼尼奥·阿基诺被谋杀现场
从83年9月开始，马尼拉有个每周一次的“反马科斯游行示威”，成为最醒目的反对声音。中产阶级在1984年2月组织了75英里长的从马尼拉机场到阿基诺家乡的跑步活动，估计有五十万人参加。在1983年10月到1985年2月，共有165多次各种形式的公开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即使马科斯加强打压力度，使用警棍、催泪弹，甚至子弹驱散人群，在1984年1月还杀死了11名抗议者，数十人受伤，但暴力压迫收效甚微，反而激起人们的怒火。
阿基诺夫人开始步入政坛，她积极组织抗议活动，在被操控欺骗的议员选举中赢得相当票数。人们争取自由、公正选举的热情高涨，各种独立的工会、农会、学生及教师联合会、妇女组织、人权组织都参与到静坐、示威队伍。除共产党仍抵制选举，继续使用暴力外，90%人群都参加投票，甚至成立选举监督志愿者队伍。另外，罢工时有发生，在1984年底，马尼拉等地的交通几乎瘫痪。
到1985年底，在美国的压力下，马科斯宣布次年2月举行总统选举。阿基诺夫人作为反对派总统竞选人，在竞选中反复强调非暴力原则，谴责任何暴力冲突对抗。尽管媒体控制在马科斯手里，但相对独立的教会还拥有一家电台和一份报纸，呼吁人们监督选举公正进行。50万接受过训练的志愿者在全国各地监督选举的进行。
阿基诺夫人当选总统
如以往一样，选举还是被操控，但抵制的声音非常强烈，在2月9日，有30名志愿者就从选举现场出来，抗议选举舞弊。2月15日，官方公布选举结果为马科斯获胜。如果没有抗争，那么结局也许不会有什么变化。但阿基诺夫人在2月16日马尼拉近两百万人的集会中宣布选举的胜利是属于她的，是属于人民的，并发起一场“人民胜利”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准备运用七大非暴力抗争手段，包括大规模从国有银行撤回存款，抵制国家媒体和国有企业，彻夜制造噪音，及在8月25日马科斯宣誓就任总统的第二天举行全国总罢工等。在演讲中，阿基诺夫人说，“如果哥利亚（圣经中被大卫杀死的巨人）拒不认输，我们会不断地从非暴力军械库取出武器，将我们的非暴力抗争升级”。
此刻，军方策划了一场军事政变，尽管计划被提前泄露，但主要两位将领拉莫斯、恩瑞尔和近400位同谋士兵将马尼拉郊区的两个军营防卫起来，准备誓死抵抗。两人在22日晚新闻发布会上认为大量证据表明选举作弊，公开支持阿基诺夫人为新任总统。大主教辛在电台中呼吁人们支持“我们的两位好朋友”，从午夜到23日清晨，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响应辛的号召，来到军营，送水送饭，将通往军营的各条道路堵塞。在之后两天，如潮水般涌来的人们将军营围得几乎水泄不通，市民们在街上扎营露宿，唱歌、跳舞，祈祷、祝福，气氛恍若嘉年华。政府军在军营一英里外被“人肉盾牌”挡住，当指挥官威胁人群散开时，勇敢的非暴力抗争者们有的坐到坦克前方，有的送上鲜花、巧克力，有的为士兵祷告，劝说他们倒戈。最终，军队在举世瞩目下撤走，未发一枪子弹。由此引发的军队连环反应是巨大的，当马科斯命令空军轰炸军营，被以可能伤及无辜拒绝。24日晚，马尼拉的政府电视台员工倾向反对派，开始播放反对马科斯的节目，同时，又有无数市民组成人墙，保卫电视台。相似的一幕重现，人们给士兵送上汉堡、甜甜圈、饮料等，军队再次撤离。是夜，里根政府则发表正式声明，要求马科斯主动下台，以避免大规模流血冲突。
当第二天马科斯逃亡后，人们还难以置信一场革命已经成功。有位小孩问他父亲，“我们发生革命了吗？”，父亲回答，“是的，确实发生革命了，只是我们菲律宾人的做法有点不同”。这场革命确实与以往的流血革命有本质的差别，尽管革命的目的通常是夺取政权，这一点菲律宾人民做到了，但这是一场非暴力的不流血革命，是公民不服从运动的胜利。传统理论往往认为，在民主国家，政权可以通过选举和平过渡，而要从专制向民主和平转型则困难重重，菲律宾这一和平转型案例值得认真分析。比如，公民不服从带来社会体制的和平转型是如何实现的？需要有哪些前提条件？哪些因素可以导致人们参与到抗争队伍中？哪些因素可以带来公民不服从的最后胜利？
首先，广泛的人群参与是公民不服从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据估计，整个运动中有不下20万积极的参与者，走上街头参与集会、游行的人数在两百万以上。这些人中间，不乏有些人是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坚定抗争者，也有一些是受朋友、同事、家人劝说而参加进来的，甚至还有些人纯粹出于好奇心走上街头，对目的并不清楚。由于运动坚持非暴力、和平抗争的原则，吸引了大量人群参与其中，这种性质的抗争不需要参与者接受复杂的训练，参与的门槛很低，有时只要那么点勇气，甚至是出于体验新鲜的感受。
其次，中间观望人群的态度转变，如中产阶级在阿基诺被刺后开始站出来公开反对，这对公民不服从取得成功是决定性的。一般而言，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力量，无论在民主还是专制社会，他们都希望维持社会现状，不愿意看到大的变动，是现行体制的天然维护者。但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无法得到维护，政权具有合法性危机，当社会开始形成一种抵制文化时，或者尤其在经济出现不景气，生活水准受到实质影响时，天平会倒向抗争者一边。
公民不服从要形成气候，还需要有特定的政治机会或导火索，在此案例中，阿基诺事件引发了公众的怒火，产生典型的所谓“道德震撼”（moral shocks），事件的不公正、不道德极大地震撼了民众的良知和道德底线。在民众看来，马科斯政权成了血腥、独裁统治的象征，必须与政权切割关系，采取不合作、不服从的态度。之前一般人还将抗争者视作激进分子、政治异见人士，但中间温和人士的态度转变，使得公民不服从具有颠覆性的力量。
暴力与非暴力抗争两种方式比较而言，整个过程明显可以看出，采取暴力手段并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如早期被马科斯贴上“激进”的标签，以戒严令镇压，反对一度陷入低谷。镇压的残酷可以使人们在内心产生对暴政的愤恨和恐惧，但这种心理不容易转换为暴力抗争的力量。但当条件成熟，人们一旦摆脱恐惧，就可通过非暴力抗争的形式将心中的愤恨表达出来，成为有力的反对力量。另外，严格遵守非暴力原则的优势体现在，可以不让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转变为骚乱或流血冲突，如菲律宾人民所做到的；或者在面对武装力量时，非暴力形成巨大的道德压力，使对手不敢轻举妄动。
军方和武装力量的不服从则起到关键作用，这是专制体制的最后堡垒，内部的松动需要先前大量的铺垫。事实上，两位将领在初始时是密谋策划军事政变，试图在反对派与马科斯对垒时乘机窃取政权，只是在事败后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并且，当时的局势如果没有大量民众的舍命相助，他们显然早被马科斯枪决。人们在坦克枪炮前的勇敢和无畏，也唤醒了许多士兵内心的良知。政府军武力包围军营失利对军队造成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军队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利益的算计。当多数军人，甚至包括马科斯本人都意识到，形势已经失控，倒戈也成了明智之举。所以，独裁者纵有千军万马，失去人心后，其实只是个光杆司令。
从马科斯政权垮台的案例可以看出，在出现大规模公民不服从运动之前，其政权运用残酷手段镇压，面对共产党等武装力量的挑战，并没有形成多大压力。但在1983年阿基诺事件后，公民不服从开始蓬勃兴起，政权的合法性被瓦解，示威、罢工等各种形式的非暴力抗争不断削弱政权的社会基础，人心逐步瓦解，军心开始动摇。也许在马科斯做出刺杀阿基诺决定的那刻开始，他就注定了下台的命运。独裁者有时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选择，但对权力的倨傲令其智昏。暴力镇压也许可以制造恐惧，一时让人民噤若寒蝉，但同时也在激发仇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暴政必然难以长久为继。
另外，反对派需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者，阿基诺夫人因为她丈夫的殉难而获得巨大的道德资源和政治资本，她的领导才能也在与马科斯的抗争中淋漓展现。在总统竞选中，没有她发动的大规模非暴力抗争，没有她在关键时刻宣誓就职，局势都可能会不一样。最后，她的政治妥协和智慧化解了一场潜在的流血冲突，她将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位置任命给两位叛变的军官，允许马科斯夫妇流亡海外。和平转型的实现需要积极的抗争，也需要必要的妥协，毕竟，是双方在共同创造着历史。正如菲律宾的故事，历史也许在不经意间，就书写了惊鸿一笔。
（作者系浙江大学伦理学博士生 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