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光:马科斯政权是如何垮台的?

1986年2月25日堪称菲律宾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天,先是反对派领袖阿基诺夫人和统治菲律宾20多年的马科斯相继宣誓就职总统,但经两人及美国驻菲大使紧急磋商后,马科斯在美国军用直升机的护送下,带着家人、亲信30人飞往附近美军基地,再乘机前往夏威夷。许多人得知此消息后,激动得难以言喻,街头歌舞、烟火,彻夜狂欢,共同庆祝菲律宾从马科斯独裁中解放出来。马科斯逃亡后,再也没有回国。

阿基诺夫妇

菲律宾反对派领袖贝尼尼奥·阿基诺与其夫人合影

马科斯是1965年以压倒优势首次当选菲律宾总统,并在1969年蝉联。他在执政之初实行土地改革、注重教育等,还颇有作为。他的妻子伊梅尔达被誉为“塔克洛班玫瑰”,是公认的美女。但马科斯任人唯亲,通过提拔自己的家人和亲信,将权力不断集中,疯狂聚敛财富,马科斯夫妇在倒台时财产估计不下百亿美元。

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菲律宾就不断出现各种反对马科斯的声音,也有采取暴力手段的,如菲律宾共产党、穆斯林武装力量等。马科斯恰恰利用这种暴力冲突,来进一步解除宪政对他的约束,在1972年9月以当时所谓有人谋划刺杀国防部长为由,在全国实施了戒严令,取消总统选举。之后,对各种政治活跃人士、学生领袖、工会领导等的打压升级。据国际大赦组织报告:“酷刑很普遍,电击通常对着犯人胸部或私处……”。即便菲律宾政府的记录,在72年后的十年里,至少有4,228人的人权受到严重侵犯。反对的声音被压制,反对派主要领导人之一,国会议员阿基诺也被囚,直至1980年获准赴美就医。除了一些零散要求改革的呼声,只有天主教会还保持相对独立,如大主教辛(Sin)就在1974年公然反对戒严令,他曾领导了5000多人的通宵祈祷,堪称当时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活动。

到80年代初,由于世界石油危机的影响,菲律宾经济陷入困局,一些没有官商关系的商人、企业家群体开始公开指责马科斯政权的贪污腐败。尽管马科斯开始实施“正常化”举措,在1981年1月解除戒严令,恢复选举,但被压制的力量似乎一夜之间爆发出来,远在美国的阿基诺也表示要回国参加1984年春的议员选举。在国内,许多人都认为阿基诺代表了变革的希望,是未来总统的最佳竞争人选。马科斯极力反对阿基诺回来,还曾让伊梅尔达到阿基诺在纽约的公寓劝说,但阿基诺在研读甘地著作后,相信可以用非暴力抗争的策略让马科斯下台。

1983年8月21日,顶着重重压力,甚至在死亡威胁下,阿基诺由无数国际新闻媒体记者陪同,飞抵马尼拉国际机场。就在下停机坪的瞬间,他的头部被击中,当场倒地身亡。尽管马科斯在电视讲话中称此举是共产党所为,但没有人愿意相信他。阿基诺被刺事件成为菲律宾政局的重大转折点,它激起了国内和国际的广泛谴责。大主教辛强烈谴责刺杀行径并称阿基诺为“民族烈士”。超过两百万人参加阿基诺的葬礼并举行长达11小时的游行示威。事件犹如一个催化剂,让菲律宾的中产阶级、企业家等社会主流群体根本转变了态度,从以前的消极接受变为积极地对抗马科斯政权。

阿基诺被暗杀现场

贝尼尼奥·阿基诺被谋杀现场

从83年9月开始,马尼拉有个每周一次的“反马科斯游行示威”,成为最醒目的反对声音。中产阶级在1984年2月组织了75英里长的从马尼拉机场到阿基诺家乡的跑步活动,估计有五十万人参加。在1983年10月到1985年2月,共有165多次各种形式的公开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即使马科斯加强打压力度,使用警棍、催泪弹,甚至子弹驱散人群,在1984年1月还杀死了11名抗议者,数十人受伤,但暴力压迫收效甚微,反而激起人们的怒火。

阿基诺夫人开始步入政坛,她积极组织抗议活动,在被操控欺骗的议员选举中赢得相当票数。人们争取自由、公正选举的热情高涨,各种独立的工会、农会、学生及教师联合会、妇女组织、人权组织都参与到静坐、示威队伍。除共产党仍抵制选举,继续使用暴力外,90%人群都参加投票,甚至成立选举监督志愿者队伍。另外,罢工时有发生,在1984年底,马尼拉等地的交通几乎瘫痪。

到1985年底,在美国的压力下,马科斯宣布次年2月举行总统选举。阿基诺夫人作为反对派总统竞选人,在竞选中反复强调非暴力原则,谴责任何暴力冲突对抗。尽管媒体控制在马科斯手里,但相对独立的教会还拥有一家电台和一份报纸,呼吁人们监督选举公正进行。50万接受过训练的志愿者在全国各地监督选举的进行。

阿基诺夫人当选总统

阿基诺夫人当选总统

如以往一样,选举还是被操控,但抵制的声音非常强烈,在2月9日,有30名志愿者就从选举现场出来,抗议选举舞弊。2月15日,官方公布选举结果为马科斯获胜。如果没有抗争,那么结局也许不会有什么变化。但阿基诺夫人在2月16日马尼拉近两百万人的集会中宣布选举的胜利是属于她的,是属于人民的,并发起一场“人民胜利”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准备运用七大非暴力抗争手段,包括大规模从国有银行撤回存款,抵制国家媒体和国有企业,彻夜制造噪音,及在8月25日马科斯宣誓就任总统的第二天举行全国总罢工等。在演讲中,阿基诺夫人说,“如果哥利亚(圣经中被大卫杀死的巨人)拒不认输,我们会不断地从非暴力军械库取出武器,将我们的非暴力抗争升级”。

此刻,军方策划了一场军事政变,尽管计划被提前泄露,但主要两位将领拉莫斯、恩瑞尔和近400位同谋士兵将马尼拉郊区的两个军营防卫起来,准备誓死抵抗。两人在22日晚新闻发布会上认为大量证据表明选举作弊,公开支持阿基诺夫人为新任总统。大主教辛在电台中呼吁人们支持“我们的两位好朋友”,从午夜到23日清晨,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响应辛的号召,来到军营,送水送饭,将通往军营的各条道路堵塞。在之后两天,如潮水般涌来的人们将军营围得几乎水泄不通,市民们在街上扎营露宿,唱歌、跳舞,祈祷、祝福,气氛恍若嘉年华。政府军在军营一英里外被“人肉盾牌”挡住,当指挥官威胁人群散开时,勇敢的非暴力抗争者们有的坐到坦克前方,有的送上鲜花、巧克力,有的为士兵祷告,劝说他们倒戈。最终,军队在举世瞩目下撤走,未发一枪子弹。由此引发的军队连环反应是巨大的,当马科斯命令空军轰炸军营,被以可能伤及无辜拒绝。24日晚,马尼拉的政府电视台员工倾向反对派,开始播放反对马科斯的节目,同时,又有无数市民组成人墙,保卫电视台。相似的一幕重现,人们给士兵送上汉堡、甜甜圈、饮料等,军队再次撤离。是夜,里根政府则发表正式声明,要求马科斯主动下台,以避免大规模流血冲突。

当第二天马科斯逃亡后,人们还难以置信一场革命已经成功。有位小孩问他父亲,“我们发生革命了吗?”,父亲回答,“是的,确实发生革命了,只是我们菲律宾人的做法有点不同”。这场革命确实与以往的流血革命有本质的差别,尽管革命的目的通常是夺取政权,这一点菲律宾人民做到了,但这是一场非暴力的不流血革命,是公民不服从运动的胜利。传统理论往往认为,在民主国家,政权可以通过选举和平过渡,而要从专制向民主和平转型则困难重重,菲律宾这一和平转型案例值得认真分析。比如,公民不服从带来社会体制的和平转型是如何实现的?需要有哪些前提条件?哪些因素可以导致人们参与到抗争队伍中?哪些因素可以带来公民不服从的最后胜利?

首先,广泛的人群参与是公民不服从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据估计,整个运动中有不下20万积极的参与者,走上街头参与集会、游行的人数在两百万以上。这些人中间,不乏有些人是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坚定抗争者,也有一些是受朋友、同事、家人劝说而参加进来的,甚至还有些人纯粹出于好奇心走上街头,对目的并不清楚。由于运动坚持非暴力、和平抗争的原则,吸引了大量人群参与其中,这种性质的抗争不需要参与者接受复杂的训练,参与的门槛很低,有时只要那么点勇气,甚至是出于体验新鲜的感受。

其次,中间观望人群的态度转变,如中产阶级在阿基诺被刺后开始站出来公开反对,这对公民不服从取得成功是决定性的。一般而言,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力量,无论在民主还是专制社会,他们都希望维持社会现状,不愿意看到大的变动,是现行体制的天然维护者。但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无法得到维护,政权具有合法性危机,当社会开始形成一种抵制文化时,或者尤其在经济出现不景气,生活水准受到实质影响时,天平会倒向抗争者一边。

公民不服从要形成气候,还需要有特定的政治机会或导火索,在此案例中,阿基诺事件引发了公众的怒火,产生典型的所谓“道德震撼”(moral shocks),事件的不公正、不道德极大地震撼了民众的良知和道德底线。在民众看来,马科斯政权成了血腥、独裁统治的象征,必须与政权切割关系,采取不合作、不服从的态度。之前一般人还将抗争者视作激进分子、政治异见人士,但中间温和人士的态度转变,使得公民不服从具有颠覆性的力量。

暴力与非暴力抗争两种方式比较而言,整个过程明显可以看出,采取暴力手段并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如早期被马科斯贴上“激进”的标签,以戒严令镇压,反对一度陷入低谷。镇压的残酷可以使人们在内心产生对暴政的愤恨和恐惧,但这种心理不容易转换为暴力抗争的力量。但当条件成熟,人们一旦摆脱恐惧,就可通过非暴力抗争的形式将心中的愤恨表达出来,成为有力的反对力量。另外,严格遵守非暴力原则的优势体现在,可以不让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转变为骚乱或流血冲突,如菲律宾人民所做到的;或者在面对武装力量时,非暴力形成巨大的道德压力,使对手不敢轻举妄动。

军方和武装力量的不服从则起到关键作用,这是专制体制的最后堡垒,内部的松动需要先前大量的铺垫。事实上,两位将领在初始时是密谋策划军事政变,试图在反对派与马科斯对垒时乘机窃取政权,只是在事败后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并且,当时的局势如果没有大量民众的舍命相助,他们显然早被马科斯枪决。人们在坦克枪炮前的勇敢和无畏,也唤醒了许多士兵内心的良知。政府军武力包围军营失利对军队造成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军队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利益的算计。当多数军人,甚至包括马科斯本人都意识到,形势已经失控,倒戈也成了明智之举。所以,独裁者纵有千军万马,失去人心后,其实只是个光杆司令。

从马科斯政权垮台的案例可以看出,在出现大规模公民不服从运动之前,其政权运用残酷手段镇压,面对共产党等武装力量的挑战,并没有形成多大压力。但在1983年阿基诺事件后,公民不服从开始蓬勃兴起,政权的合法性被瓦解,示威、罢工等各种形式的非暴力抗争不断削弱政权的社会基础,人心逐步瓦解,军心开始动摇。也许在马科斯做出刺杀阿基诺决定的那刻开始,他就注定了下台的命运。独裁者有时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选择,但对权力的倨傲令其智昏。暴力镇压也许可以制造恐惧,一时让人民噤若寒蝉,但同时也在激发仇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暴政必然难以长久为继。

另外,反对派需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者,阿基诺夫人因为她丈夫的殉难而获得巨大的道德资源和政治资本,她的领导才能也在与马科斯的抗争中淋漓展现。在总统竞选中,没有她发动的大规模非暴力抗争,没有她在关键时刻宣誓就职,局势都可能会不一样。最后,她的政治妥协和智慧化解了一场潜在的流血冲突,她将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位置任命给两位叛变的军官,允许马科斯夫妇流亡海外。和平转型的实现需要积极的抗争,也需要必要的妥协,毕竟,是双方在共同创造着历史。正如菲律宾的故事,历史也许在不经意间,就书写了惊鸿一笔。

(作者系浙江大学伦理学博士生 邮箱:xxglan@h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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