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志强、徐友渔等律师、学者失去自由已十余日，由于北京警方对相关信息的垄断和封锁，近一周多时间已经无法获取相关公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及案件信息。更有甚至，浦志强律师委托的代理律师亦身陷囹圄，警方通过寻衅滋事罪这样口袋罪名所试图营造的某种肃杀气氛，初见效果。加之国内舆论对案件报道的受限，讨论局限于网络、但网络以健忘、随时转移注意力着称，外界对案件的关注热度下降。
不难发现，在此次备受瞩目的刑事案件的侦办程序中，案件的办理程序依然存在很多不正常的地方，而这在其他刑事案件亦同样存在的问题。比如律师的会见难，看守所和侦办机关合作阻挠律师会见当事人，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内地正在由公安部主导起草的看守所法，从起草机关上就能够看出刑事案件侦办过程中羁押机构成为侦查机构的附庸，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此次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对知识界法律界人士所实施的抓捕，恫吓的意图大于刑事案件的侦办意图，外界流传出来的137人抓捕名单同样是这个道理。但是也要看到，正是这样一种嚣张到无以复加的警察权力滥用，让原本温和、怕事的知识界非常清楚地看到，国家的维稳力量对于公民权利的不尊重已经恶劣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不仅是律师、维权人士没有退缩的可能，普通的公民、学者、艺术家在不宽容的政治氛围之下，不仅学术自由、人格尊严无法得到保全，人身安全、公民权利更是无法得到起码的尊重。
以往在讨论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细节和程序的问题时，虽然法律界不乏坚韧的力量在做着勉力的推动，但没有个案经历的教训，社会公众很难去理解一条程序的字斟句酌是多么必要，又有多么重要。一边是有关部门高调宣扬的刑事诉讼法执行情况成绩斐然，一边却是律师会见难的情况愈演愈烈，侦查部门的权力肆意扩张无法得到限制，选择性执法事实上成为一种法律外的惩戒方式。刑事案件侦查信息的公开甚至成为羞辱刑的一种方式，这种执法机关的公然违法得不到丝毫的监督、惩处和制止。对已经有明文规定的刑事诉讼法相关程序，执行或者不执行，以及以什么样的诚意去执行，在公安机关看来成为信手拈来的工具。
浦志强、徐友渔等律师学者被抓捕，其身体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律师申请会见而不得，长期服用的药物在看守所无法提供的状态下、又不允许家人提供，甚至切断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络。如果这样的公然违背刑事诉讼法程序的行为可以被容忍，则很难判断这是在办理刑事案件，还是在动用维稳手段。
众所周知，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期将近，如果刑事案件的侦办成为躲避敏感日纪念的趁手工具，则更彻底地看到清了依法治国、法治原则在这样一个国家所面临的窘境。宏大叙述层面的司法改革进程如火如荼，微观层面的个案处理却是处处突破法治原则和底线，且在制度层面得不到丝毫的抵抗和卓有成效的反对。这显然不仅仅是个人权利、尊严被侵犯的问题，更是国家法治进程遭遇重大挫败的危难关头。
值得注意的是，也就在最近，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的官方媒体，频繁发表针对死磕派律师的言论，大大有违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沉德咏对防范冤假错案问题的观点。对于刑事法律程序问题的较真，是死磕派律师以及死磕派律师介入相关案件的核心特点，对这样一群热衷推动法治进步的专业法律人士，是抱有偏见和敌意，还是理解与善意，差别会非常明显。中共十八大之后，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做法，各种相互矛盾的做法和提法令人费解，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正在中国各地上演，且得到官方明里暗里的肯定和支持。很难不让人担忧，这个国家究竟要往哪里去？
善于遗忘，并不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固有弱点，而是由于外在制度的逼迫，让人们不愿提及、不敢提及。描写韩国光州事件的电影《华丽假期》，在结尾用女主角声嘶力竭的呐喊刺破夜空，恳请民众不要忘记那些冲在为权利而战第一线的公民。多些关注，施暴者就是多一点忌惮，为民权而斗争的人们，就多一些自由的可能。自由是那么迷人，让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公民，甘愿为了它前仆后继。
（据东网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