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伟：俗话常说：“流年似水，百年易过”，不知不觉中我今年已经八十二岁了！已经把“人生七十古来稀”远远地抛在后面了。从这点上来讲，我是很幸运的——能够活到这样高龄。而且到了现在还“耳不聋、眼不花”，正如陆游的：幸眼明、身健，茶甘、饭软，非惟我老，更有人贫。这个“贫”字当然不是指“贫穷”，而是指衰弱。我把这个“贫”字改为“衰”——“更有人衰”。身体能保持到现在这个样子，我感到很幸运。
但是，我所遭受的迫害和经历的艰难，真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是什么原因呢？起初，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祖父叫“严树森”，在光绪年间担任河南巡抚；我父亲担任过四川省青城县代理县长、征收局局长，中华民国时期，在二十四军旅部任过电务处长。后来，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弃政从商了。他们（我祖上）从未和共军交过战，与中共也没有任何过节或冤仇。但是，共产党来了以后，就是很多人常说的“解放”后。我不用（解放）这个词，就说49年以后，我们就成了暗中被人歧视的“贱民”。为什么说是“暗中”呢？因为1949年我才12岁，他们不好说我是地主份子啊什么的，但是就说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所以一直对我另眼看待。
我这一辈子，一直都受中共歧视，在普通人眼中也是“落后份子”，20岁以前都被视为“落后份子”。20岁以后，那就直接遭受政治迫害，而且时间相当长——从20岁一直到60岁。
1946年，丘吉尔曾经在一次演讲中用“铁幕”来形容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就像铁桶似的，把人民围在里面。我从20岁到60岁就处在这个“铁幕”最黑暗、最危险的地方。
你遭受“反右”迫害是怎么开始的？
在我20岁那一年，四川成都成立了一个民间诗刊，叫做《星星诗刊》，很有名，主编是白航，其他的三个重要编辑有流沙河、石天河，另外一位暂时想不起来了。在那个时期，《星星诗刊》发表了一些作品，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打了些“擦边球”，其实也说不上什么“擦边球”，内容也就是些歌颂爱情、人性、勇敢等等。也就是发表了一些这样的作品，但当局对这些作品有另外的看法。他们把歌颂爱情的诗歌扣上色情、肉麻，资产阶级、下流的帽子，但这些还不算什么。
后来，流沙河发表了一篇《草木篇》，他是借草木，托物起兴，抒发感情。比如他这样写白杨：“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也许一场风暴会把它连根拔起，但纵然死了，也不会把腰向谁弯一弯”。我们看这类表达，古往今来，可谓俯拾皆是。就是托物起兴，借物来比喻人的坚强性格，可是当时就被人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遭到严厉的批判。那些所谓的批判其实就是谩骂，跟文艺批评毫无关系，甚至把他父亲也扯进来，说他父亲是什么地主，说他是地主家的少爷，这和写诗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就为流沙河抱不平，想就此进行反驳，就连夜写稿，向《四川日报》、《草地杂志》、《红岩杂志》写信，批驳那些批《草木篇》的人。结果，我这些信一写出去，到了六月份，“气候”突然一变——开始“反右”。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从中央到地方，这些人都在向党进攻。之前毛泽东所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些话看不见了，变成了“就是要引蛇出洞”（把我们比喻成蛇），“然后继而歼之”——把我们聚集起来加以歼灭。这时我才明白他们之前所说的那些是为了引诱我们说真话。就这样，我们就被打成了所谓的“右派”。
被打成“右派”后，您又遭遇了什么？
被打成右派后就进行批斗，叫你认错嘛，他们让相识的人揭露我们的“错误”，那时，我常用收音机收听国外广播，最爱听“美国之音”和台湾的广播。台湾的广播有个名字叫“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这两个电台我最常听，广播有批评中共的内容。中共不是天天都在批评人家吗？天天都在批评美国、批评英国。你可以批评人家，人家也可以批评你，相互批评，这没有什么啊，大家应该都可以听嘛，但是当时就有一个特别的罪名——收听敌台。
这个名字很奇怪，广播电台怎么叫“敌台”呢？你说人家是敌台，那你向人家广播，人家可不可以说你的广播也是敌台呢？但人家从来没说过你的广播是“敌台”啊！中共的广播是用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向其它国家广播的，可是我们都没过英国、德国、法国的任何人，因为收听中共的广播被判刑的。只有中共有“收听敌台”的罪名。
我当时就因为听了（广播）后跟熟悉的朋友聊起，结果被一些称为朋友的人把这些写成检举材料，揭发我，他们这一揭露，就说我收听敌台广播。当时“收听敌台广播”被认为是“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最高可以判到无期徒刑。他们还算“手下留情”——仅仅判了我十五年。
您当时是在哪里被判刑？
在四川省叙永县，我当时在石油部门工作，我所在的勘探队在叙永县。当地（叙永县）法院判了我十五年徒刑，判刑之后我被送到泸州专区监狱劳改。从此就走入了被中共“劳改犯”的行列里面。
我是在1957年8月10号被捕，一直到1958年8月31号被判刑。9月初被送到泸州专区监狱关押、劳改。
服刑期间您经历了什么？
十五年，从1957年被捕算起，到1972年。这期间先是关押在泸州专区监狱，1958年被送到古蔺新生煤铁厂（也是个劳改场）去 “大炼钢铁”，当时正逢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
新生煤铁厂的“大炼钢铁”很快就谢幕了，然后我又被转到四川省珙县的芙蓉煤矿。
到芙蓉煤矿后就遇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和另外三、四十个 “最危险的反革命份子”，就又被送到四川南溪的四川省第四监狱，一直到1972年刑满出狱。
记得我刚被劳改不久，在古蔺新生煤铁厂那种夜以继日的 “大跃进、放卫星”，现在的人很多不知道“大跃进、放卫星”是什么意思。所谓“大跃进”就是让你一天到晚干活，一天最多能睡6-7个小时，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其他的时间都是在进行苦役式的劳动。而且生活环境也越来越坏，吃不饱，得水肿病的人越来越多，死亡率非常之高。
睡在我旁边的人，头一天晚上睡下第二天就叫不醒了。因为太累，营养又跟不上，血糖低，到了半夜就可能由于血压降低就死了，这样的事经太常见了，我有一次就差点死掉。
有一次我上厕所，起身的时候突然感觉眼前一黑，我当时就想这天怎么一下就黑了呢？然后就没有知觉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才被人救醒。后来我才知道，幸好当时我倒地后被旁边的人拉起来停放在一个地方，才没有掉进粪坑里。当时的厕所没有像现在的抽水马桶，是那种粪坑，如果掉下去就被淹死了。
当时类似的情况太多了，如果没有人救我，昏迷不醒也就死了。所以我可以说是去了鬼门关一趟，那次我好像体会过死亡了。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是我经历的一件恐怖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又被押送到四川省第四监狱劳改。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调到了监狱附设的医院。医院负责给狱警和官员以及犯人看病，当时缺乏医务人员。我本来是学统计的，并没有学过医学，但是因为缺人手，需要找一些年青、有文化的人，所以就把我找去了，让我从事打针、换药的工作。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当护士，当时给我们的说法是“从事医务劳动”。
医院里人员的组成很特殊，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些医学专家、教授级的人士，在外面被打成“反动的医学权威”而被关押进来。由此，我跟着他们，学到了很多医学知识。1972我刑满后仍然在这里工作一直到60岁，他们给了我一个所谓的“退休”。
您当时的刑期是到1972年，那时您才三十多岁，为什么到60岁才离开监狱？
这又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我记得1972年我刑满的当天，一名朱姓的劳改队官员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严家伟，明天你就满刑了，你有什么打算？”我不假思索地告诉他：“我现在三十多岁，还年轻嘛，既然我已经满刑了，希望政府释放我出狱，我到社会上找份工作，自食其力。”
他听后哼哼冷笑道：“你想要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啊？趁早不要做这个梦！我告诉你：第一，你的罪行的性质是反革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你要是回到社会中去，人民群众是不欢迎你的；第二，在你改造期间，经我们各方面考察，你没有改造好，所以，我们决定：虽然你已经刑满了，但是我们依法给你带上反革命的帽子进行管制，对你实行强迫（制）留场就业。强迫留场或者强迫留队，继续进行思想改造。人民政府根据你的所长，我们把你按技术工种对待，每月付给你29块工资，所以你要很好地体会人民政府的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我当时听着，心里就在想，你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的是什么我就不说了。但当时没有办法，你不可能不接受，你要是走，那就叫“摆脱无产阶级专政”，马上就可以根据这条（罪名）说你抗拒改造，给你继续加刑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句话的问题。就这样，我在监狱的医院里呆了下来。经过一、二十年，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想去哪里都没人接收了，就只能在那里继续呆下去。后来他们给一个所谓的退休，实际上叫“退养”，不叫退休，“退休”只是我说的。我退养一个月只能领到三百多，比当时的退休标准低了一半还多，实际上带有很大的歧视性，而且持续了很多年。
直到二零零几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一位和我有类似经历也是退养人员，随身带了一瓶汽油到成都春熙路上，当众诉说他遭遇的迫害，后期无法维持生计，说完就拿汽油倒在身上，自焚了。这件事通过网络传开了。在那以后，政府才对我们这批人实行补缴社保，之前我们没有社保，（政府）根本没管我们。补缴社保后，我们才得以领取社保退休工资，虽然是按极低的标准领取，但也比之前多了。所以很多人就说要感谢这位自焚死在了春熙路上的无名者。
当局曾为“反右”及“文革”受害者平反，您没有得到平反对您有什么影响？
文革结束后，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接着就开始了对冤假错案平反，我马上向原判决机关和石油部门（原工作单位）都进行了申诉。但他们都采取踢皮球的方式，于是我再去找原判叙永县法院，他们一查就查到了档案，然后就叫我一个月后再去。一个月后，一位黄庭长对我说：“你的案子我们看过了，你确实是说了一些骂共产党的话，因此我们觉得你有罪，还是要认，当然你那些话放在今天，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当时，那确实就是攻击党、就是攻击社会主义，今天的政策适合今天，过去的政策适合过去，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这句话好像是毛泽东说过，他就把这句话搬出来压我。听到这里我心里很不满，就问他：“请问黄庭长，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过去的政策适合过去，今天的政策适用于今天，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那么请问——把刘少奇打成资本主义走资派，是不是按照当时的政策打的？而且是党中央决定的，那他为什么又能平反呢？那不就是用今天的政策翻过去的案吗？他当时一下子就发火了，说到：“你有什么资格跟刘少奇相比？” 我回答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刘少奇当然也是，在法律面前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这就是我的资格。”
后来，这个中级法院就来了个“留尾巴”的方式——就说：“当年判你刑，是有些出入，但是你也确实该负一些责任，就把你的刑期由十五年改成十年”。
我的刑期都服满了，你现在来改有什么用？他们就是用这个方式拖混过去。
您认为是什么导致你们的这些遭遇？
我觉得这个根源很简单——两个字就是：制度，制度或者叫做体制。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下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比如：当时要判我的刑，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我可以请律师，寻求法律援助，依法进行辩护。而且，在中共的任何一部法律里面，就没有“收听敌台”这条罪名，法律（刑法）里都没有这一条，你怎么可以判我的刑呢？这是一点。第二，决定一个问题的话，需要很多人讨论，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像一个法院院长我得罪了他，他就可以决定不给我改正（左右判决）。
如果是一个民主的体制、一个独立的司法体制，那就不会是某一个人说了算的。所以说，造成我这些种种不幸的原因，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一党专制”，司法不能独立，没有法治，只有人治。当权的官员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是白就是白，他说黑就是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还有一点：在我们国家没有新闻舆论监督，在中国，哪一个报纸都是党领导的，它（中共）让怎么说（媒体）就怎么说，任何报刊都不敢有任何异议。民主国家把新闻媒体称为第四种权力，就是除了立法、行政、司法这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中国三权不分立，都是党一统天下，一党专制，而且也没有第四种权力，媒体完全是党的喉舌，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多的不幸，造成这么多的冤假错案。并不只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如此，甚至连刘少奇、邓小平都不能幸免。根本就是无法无天，在一党专制下（公权力）就无法无天。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现在的生活，这个词是什么？
就是两个字：失望。我真的感觉很失望，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对中国国内情况的失望，我们国家、人民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这些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是一小撮，就算5%吧，实际上不止。而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经受了中共极权统治所造成的各种灾难，特别是1959年到1961年三年中，大量饿死人，可以说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一家一户地饿死、死绝。但是，直到现在中国人醒悟的比例仍然很低。哪一个上台就欢呼哪一个，毛泽东时代就是“红太阳、红太阳”，邓小平、刘少奇（毛时代）都遭骂。邓小平一上台又欢呼邓小平，哪一个上台就欢呼哪一个，薄熙来得势的时候就欢呼薄熙来。谁上台就欢呼谁，都是伟大的胜利，就没有看到中国一直在一党专制的漩涡里面打转，社会根本没有进步。很多人只看到现在吃饭比起过去好一些了，穿衣服啊等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一些了，他们没有去想，这根本不是中共的恩赐，是大家靠自己的勤劳而吃饱了饭，或者说是解决了温饱问题，这难道是中共的功劳吗？仅仅是中共暂时停止了胡搞、乱搞，这就叫功劳吗？大家连这一点都分辨不清楚，反而还说（中共）的政策好。所以啊，国人的觉悟令人失望。你看看东欧的人，和中国人相比就大相径庭，他们就不赞成一党专政，甚至你看委内瑞拉人民都发出了怒吼。
第二点是对国外的失望，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么糟糕，也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因为缺少了国际上的压力，中共才会在侵犯人权方面越来越肆无忌惮。这些就是我对国内、国外情况失望的原因。
您刚刚讲到，无论是国内民众的觉悟程度还是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态度，都不乐观，但我们又看到您仍然在坚持通过各种方式发出声音，是什么支撑您持续努力的动力呢？
因为我始终相信——人民是（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这些作恶的事情是不能够永远持久的。
您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我现在已经82岁，我觉得能够做这些事，虽然不能说感到满意，至少可以说没有白活，尽到了自己应该尽的力量。我特别希望年青人能够更多地觉醒起来，能够推动社会向前进步。你不发声，你面对一个极权统治的沉默，实际上你就是在助长它。蒋经国也不是个人发善心，他也是在国内国际的压力下，在人民的压力之下、在民进党的压力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下，他才放弃了权力，选择了走民主的道路。
您认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实现宪政民主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最好的方式还是让民众觉醒，只有群众的觉醒才能实现民主转型。需要他们起来抗争，我们要唤醒公民意识、聚集公民力量，才能促使中国向民主转型的道路上前进。否则的话，你要只是去盼望，是永远盼望不到的。另外，我们也不拒绝、不否认国际力量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援。所以，我们既要尽量唤起民众的觉醒，也要尽量争取国际力量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
您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有什么判断？
中国社会的走向，最终必将实现民主，民主宪政必胜。关键在于我们要有信心，不断地进行启蒙，启发民众的公民意识，只要民众有了公民意识，民众有了觉悟，中共极权专政就不可能长久。
结合您的经历，你还有什么想要表达的？
我们（遭受）的罪，就证实了这个体制的罪恶。同时，也向后来的人展示了极权专制是应该反对的，他们想要千年万年是不可能的，它的存在，就是人民永远的痛苦，必须改变这个体制才能解除这样的痛苦。
因此，我觉得我们那一代人（我一个人算不了什么），我们那一代人所付出的牺牲是完全值得的，就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老是把自己当成珍珠，就时刻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石子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我们这些千千万万右派和遭受政治迫害者，就是许许多多、千千万万颗石子，让众人把我们踩成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 !
以上文字根据对严家伟先生的访谈视频整理而成，相关视频将酌时发布。
中国公民运动网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