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6日至3月28日，许艳在胡佳先生、吕动力先生、王素娥女士陪同下，从北京去徐州市和江苏省，共10个地点，为余文生律师维权经历如下：
3月26日，凌晨三点半，许艳就起床，4点钟开车出发，到达路程1个多小时外的地点，接上胡佳先生、吕动力先生、王素娥女士。开始往徐州出发。约下午2点钟到达徐州。
一路上主要胡佳开车，到达徐州，中午饭都没有吃，在车上躺了会，就一起陪我到达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找官派律师赵强律师。
前台告诉我们，赵强律师不在，于是我们让她联系了赵强律师的助理接电话。我明确表达，这次来的目的，一是想与赵强律师见面；二是要求解聘赵强律师，要求他退出余文生律师案的代理。他的助理还比较横的一次次问我，这是谁请的？这是谁请的？然后我告诉她，1、赵强不是我请的。2、是不是余文生律师请的，一直没有让我请的常伯阳律师和谢阳律师会见核实。3、余文生律师现在属于失去自由状态，有没有遭到威胁或酷刑下请？是不是他真实意思表示？应该依法让我请的辩护律师去会见核实，而至今未让会见核实。4、余文生律师在自由状态时，录过视频，不会解聘我请的律师，不用官派律师。然后，赵强律师助理态度才收敛一些。
然后去了江苏彭隆律师事务所，想见官派律师岳松律师，要求解聘岳松律师，要求岳松律师退出余文生律师案的代理。也没有找到。
然后又去了，徐州市律师协会投诉官派律师赵强律师、岳松律师，工作人员，听后，以没有书面材料为由，没有记录。
一直忙到17:30下班，我们去找酒店。住下后，准备去吃饭，胡佳先生累的必须睡觉，才知道他从昨天开始在发烧，还帮助长途开那么长时间的车，我真是有些过意不去，也很感谢他的帮助。
3月27日，上午，胡佳先生、许艳、吕动力先生、王素娥女士，到达江苏省徐州市看守所，为余文生律师存钱，电脑上显示余额10016元，除了他被抓时身上带的少许零钱外，是我这一年三个多，为他存的钱总数。为什么余额一分没少？是不是一直没有让他花钱？这次我给他存了2000元，这也是我第一次一下存这么多。
很高兴在徐州市看守所门口，见到了日本的阿古教授和另外二位人士。
中午，我们一起去吃饭，日本东京大学的阿古教授告诉我，她为我带来了一个国际人权组识颁发的《2019亚洲社会活动家奖》，此奖颁予受压迫的中国人权律师及其家属。感谢您为亚洲社会做出的杰出成就和贡献。
我很高兴，也非常荣幸。这个奖不止是对我个人的鼓励与荣誉；也是对所有受压迫的中国人权律师及其家属的鼓励与荣誉。感谢阿古教授、感谢颁奖组织及对奖项给予帮助的所有人士。谢谢大家。
下午，我们去了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许艳想见余文生律师案的办案法官，刘明伟法官。主要是向法官，递交投诉官派律师的投诉信，要求官派律师赵强律师、岳松律师退出余文生律师案的代理。
没有找到刘明伟法官，电话没人接。后来，材料交于立案大厅的材料转接窗口。
然后又去了徐州市律师协会，递交投诉官派赵强律师、岳松律师的书面材料。工作人员收了材料，但没有给我回执。
又去了徐州市司法局，找律管处，想递交投诉赵强律师、岳松律师的材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律管处地址，找到后发现，和律师协会的投诉在一个办公室。而之前，我们就是律师协会开很远的车，去找徐州市司法局，结果又从司法局开很远的车回到了律师协会这。
一直忙到下午17:30，下班点。
然后，我们决定从徐州市，开4个半小时的车程，赶往江苏省省会南京市，因为江苏省律师协会和江苏省司法厅在南京市。
3月28日，我们分别去了，江苏省律师协会，交了投诉官派律师赵强律师、岳松律师的书面材料，请江苏省律师协会，对官派律师的执业行为进行谴责并给予调查处分；要求官派律师退出余文生律师案的代理。
去了江苏省司法厅，司法厅说，他们不收投诉材料，他们收对徐州市司法局行为的行政复议材料。所以考虑，之后邮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
江苏省司法厅工作人员，并告诉我，根据法律规定，这种情况，我作为余文生律师家属，可以写一个解除官派律师的解除书，加上一个授权委托书，我请的律师即可去看守所要求会见余文生，让余文生签字。
后来，我们4人，从南京市往北京市回，因为我孩子这几天一直在家发烧，最高时达到40.3度，我也非常担心与心疼孩子。我们于3月29日，约夜里02:00分别到达北京各自家中。
我们4人，几天开车、相处，很友好，值得让人钦佩的还是胡佳先生，胡佳虽是欧洲议会2008年萨哈罗夫奖获得者，并被三次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依然非常随和、谦卑，对王素娥和吕动力，包括我，都非常照顾，体现公益、绅士与大爱，致使王素娥女士，一路上，非常感谢有这次旅程。
不过，是我应该谢谢大家的陪伴与帮助。
我也非常感谢，因这次维权旅途中，我的孩子在北京生病发烧，王宇律师、张宝成先生辛苦的赶去医院照顾孩子，和关心孩子的大家。谢谢您们的关注与帮助。
余文生律师妻子许艳 2019.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