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海内外民运从年初就开启了纪念活动，其中一个标志性活动就是在自由雕塑公园竖起了一座巨型的六四纪念碑。重新审视六四，汲取经验与教训，为更好地推动转型做准备，也是纪念的应有之义。
一、六四的发生和失败都是必然的
六四民主运动因为胡耀邦的突然去世而引爆，发生的时间点和方式具有偶然性，但发生的原因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和民众日益增长的自由民主需求与共产党专制制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对这一点，对六四屠杀负有首要罪责的邓小平也是心知肚明的，他说六四是早晚要来的，是绕不过去的，只不过他选择的是通过血腥屠杀来维护专制制度，而不是像蒋经国一样向人民的自由民主要求让步。
六四民主运动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客观上是因为共产专制制度的经济社会基础还没有被根本动摇，而民主力量的经济社会基础还刚刚萌生，主观上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毫不犹豫地把人民当成敌人和血腥镇压的对象，而人民还没有把共产党当成革命的对象，没有形成目标明确、组织有序、坚强有力的革命主体力量。
系统地反思六四民主运动失败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比较六四民主运动与将要和必须进行的宪政民主革命的异同，是民运必须做好的功课，也是社会成功转型的基础工作。
1、关于运动的性质。六四民主运动是中国人民在共产专制制度下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参与者把它限定为一场“爱国民主运动”，限定为一场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运动，还不是一场彻底改变共产极权专制制度的宪政民主革命。
80年代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国有制、计划经济的松动和党国对人民的松绑，还没有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竞争的格局和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也就没有形成现代宪政民主革命的经济社会前提，参与者只有对自由民主的抽象诉求，还没有形成包括宪政、多党制、议会民主制、三权分立、法治等在内的明确具体的政治诉求。学生和知识分子要求的也就是新闻自由、反官倒反腐败、落实82宪法等初步的一般性民主要求，并没有否定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以至于用鸡蛋投掷毛像的湖南三义士还被学生扭送派出所。它是近代以来包括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四五运动在内的最后一次传统的「爱国民主运动」。不能因为共产党凶残地镇压了这次运动，就反推它是宪政民主革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把六四界定为一场政治改良运动，并不是贬低它的历史地位，更不是看轻参加者和牺牲者的巨大的历史贡献，正因为六四枪响，共产党就彻底暴露了其反人民反人性反人权的本质，使得六四以后的任何一次民主运动，不可能再是改良运动，而必然成为革命运动。六四成为传统的、一般性地反制政府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彻底否定极权专制制度的现代宪政民主运动的分水岭。
2、关于运动的主体及其组织。运动的主体主要是学生和部分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还没有大规模加入，学生也并没有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市民」这一模糊的身份中固然包括了工人、职员、小商小贩、知识分子、干部、退休人员、城郊农民等社会成分 ，但他们每一种成分都不是以组织起来的阶层和集体力量的形式，而仅仅是以孤立的个人的形式或临时性群集参与运动的，基本上也就是「乌合之众」，与相对有组织的学生没有形成结构性的联系；工人农民还没有成为权利主体，没有自己明确的经济政治要求，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运动，主要是出于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工自联只是一个上层构架而没有基层组织，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也是一个上层构架，并无社会动员、联结和协调统一行动的权威和功能；市民的声援和抵抗行动，固然是高尚、伟大和英勇的，但同时也是无序的，不能形成有组织的集体力量。学生与市民的松散结合，高峰时有排山倒海之势，但却难以形成进退有序、连绵不绝的持久的社会力量，不能将学生罢课发展成为全市和全国大罢工和大罢市，从而瘫痪中共赖以生存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这样的力量，要想抵抗或解构中共军队的镇压是不可能的。学生组织高自联本身也是一个上层构架，没有基层组织以及自下而上的选举、决策、监督机制，出现分裂和错误决策时，没有有效的纠错机制。
3、关于运动的策略。六四运动中还没有来得及形成一种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收放、张弛、中止和退出机制，没有形成对专制力量的分化瓦解策略，低估了专制力量采取极端行动的可能性，不能及时有效地避免惨痛的牺牲。共产党对学生市民的血腥镇压当然罪无可逭、人神共愤，但如果学生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离开天安门广场返回学校，应该可以避免大规模的屠杀。事实上，5月24日晚本来有一次计划中的凯旋大游行，但由于刚来北京几天的外高联以及北京高自联激进派的反对而流产。有人说即使学生撤出广场，党内改革派在此前也已经出局了，对学生和市民的大规模镇压还是会发生。应该说，学生撤回学校后，即使军队进城，市民也不会阻拦了；即使对各大学实行军管，以防止返校后的学生再度上街——在这两种情况下，军队大规模杀人的可能性都很低，因为这对于恢复共产党统治秩序没有什么必要。
至于有人说，学生撤出广场返回学校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会给共产党内改革派聚合和崛起的时机，也能为民主运动争取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从而推动中国完成和平的颜色革命，或至少过渡到半民主办专制的威权体制，避免中国共产党做出一个对中华民族最坏的选择，那就是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共产党权贵市场经济——这应该属于过度联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退有序、“见好就收”的策略固然可以避免大规模流血牺牲，但并不能导致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这与两年后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情况不同。苏联已经有了74年的统治，人民已经受够了，已经对这个体制完全绝望了，而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唤起了多种政治力量，而中国人民还没有达到这种历史的自觉，并且经济体制改革还给人民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共的统治合法性，1989年第一个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改弦易辙、换旗易帜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反倒是中国人民的失败、牺牲和惨痛经历，恰恰成了苏联东欧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催化剂。
二、以宪政民主革命的胜利告慰六四英烈
基于以上三点反思，我们应当承续六四志士未竟的自由民主志向，将六四爱国民主运动推进到宪政民主革命的高度，彻底终结共产极权专制制度，建立宪政民主法治。
1、思想和理论准备。要有一个完整的、长期的、清晰的宪政民主革命理论、目标、战略和路线图。六四以后，经过三十年高速经济发展，不仅中国GDP总量成为世界第二，而且民营市场经济虽然在结构和政治上屈服于党国极权统治，但在量上（包括企业数、GDP生产力、对税收就业的贡献等等）还是超过了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国有垄断经济，民营市场经济也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中小企业主、知识分子、白领和蓝领工人、个体户和农民）的生存和生活息息相关，这就为宪政民主法治的建立准备了经济和社会基础。由于中共权贵官僚统治集团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和优良政体，拒绝接受自由公平法治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并且竭尽全力将“中国模式”、“中国智能”和“中国方案”推向世界。因此，不要对中共主动改革转型存在任何幻想。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深刻意识到，经过三十年的巧取豪夺、全面监控和秘密安排，中共不仅在国内打造出超级专制和维稳体系，而且在国际上渗透和拉拢了一些国家。因此，没有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底层民众广泛的参与和投入，仅仅依靠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要摧毁强大的极权专制制度、完成宪政民主革命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欧美宪政民主革命时期所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民运界进行广泛深入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
2、组织和人才准备。尽管民间力量的组织化被中共严防和严打，尽管组织化面临极大的风险，但它仍然是宪政民主革命不可或缺也无可回避的基础工作，因此，哪怕是回到鸡毛信等原始的通讯联络方式，也必须完成一定程度和范围的组织化工作，为大规模的街头革命和全国性抗争奠定一定的组织基础。现在各个阶层、行业、地方的群体性抗争此起彼伏，但却无法形成横向联系，关键原因就在于缺乏组织。现在各种群体正试图克服这一结构性缺陷，把分散无序的群体性抗争导入某种时空节点，这已经抓住了要害，但目前还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
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有赖于在各大城市的各种群（相当于中层公民组织的雏型）与产生于各企事业、城乡社区、利益群体的基层公民组织之间建立起经常性和结构性的联系和协调，一方面中层要把帮助和促进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基层要源源不断地向中层输送代表和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点和面的结合，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就能迅速转化为更大范围的联合行动。
基层组织的建设是重中之重，建立和发展基于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纽带的互助会、联谊会、自治会、代表会、读书会、交流会，诸如工会、农会、商会、学会、学生会、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等等，进而形成跨单位的行业性和地区性中层组织，进而形成跨行业跨地区的全国性高层组织，是彻底推倒和取代极权专制制度的公民社会基础。当然，没有这样一个公民社会的组织化过程，并不等于共产党就不会垮台，但是共产党垮台以后，中国是迅速建立起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还是长期停留和纠缠在后极权和威权状态，则直接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
3、策略和战术准备。当然不能说六四大屠杀是学生未能及时撤出天安门广场引起的，也不能说只要学生撤出了天安门广场，就会赢得中共改良从善并主动实现中国和平转型的结果，但六四大悲剧的确把民主运动、社会运动本身的节奏、张弛、进退、收放问题凸显出来了，把民主运动、社会运动的策略、战术、方法和技术问题凸显出来了。应该全面、深入、科学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广泛吸收古今中外政治革命、社会变革、社会运动、街头运动的经验教训，形成一整套宪政民主革命的策略、方法和战术，包括宣传、动员、组织、行动各方面和环节的工具箱、策略和战术组合，以减低革命的成本和代价，提高革命的产出和成果。在这方面，第三波民主浪潮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对中国民主转型具有直接借鉴意义的经验，吉恩夏普先生对之作了全面的总结，而一些海内外民运和社运人士正在做非暴力抗争方法的推广和普及工作。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准备过程。这种准备越充分，未来中国良性转型的概率就越大。
公民：汤武
2019年3月30日
中国公民运动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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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武：纪念六四，反思六四
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海内外民运从年初就开启了纪念活动，其中一个标志性活动就是在自由雕塑公园竖起了一座巨型的六四纪念碑。重新审视六四，汲取经验与教训，为更好地推动转型做准备，也是纪念的应有之义。
一、六四的发生和失败都是必然的
六四民主运动因为胡耀邦的突然去世而引爆，发生的时间点和方式具有偶然性，但发生的原因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和民众日益增长的自由民主需求与共产党专制制度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对这一点，对六四屠杀负有首要罪责的邓小平也是心知肚明的，他说六四是早晚要来的，是绕不过去的，只不过他选择的是通过血腥屠杀来维护专制制度，而不是像蒋经国一样向人民的自由民主要求让步。
六四民主运动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客观上是因为共产专制制度的经济社会基础还没有被根本动摇，而民主力量的经济社会基础还刚刚萌生，主观上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毫不犹豫地把人民当成敌人和血腥镇压的对象，而人民还没有把共产党当成革命的对象，没有形成目标明确、组织有序、坚强有力的革命主体力量。
系统地反思六四民主运动失败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比较六四民主运动与将要和必须进行的宪政民主革命的异同，是民运必须做好的功课，也是社会成功转型的基础工作。
1、关于运动的性质。六四民主运动是中国人民在共产专制制度下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参与者把它限定为一场“爱国民主运动”，限定为一场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运动，还不是一场彻底改变共产极权专制制度的宪政民主革命。
80年代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国有制、计划经济的松动和党国对人民的松绑，还没有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竞争的格局和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也就没有形成现代宪政民主革命的经济社会前提，参与者只有对自由民主的抽象诉求，还没有形成包括宪政、多党制、议会民主制、三权分立、法治等在内的明确具体的政治诉求。学生和知识分子要求的也就是新闻自由、反官倒反腐败、落实82宪法等初步的一般性民主要求，并没有否定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以至于用鸡蛋投掷毛像的湖南三义士还被学生扭送派出所。它是近代以来包括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四五运动在内的最后一次传统的「爱国民主运动」。不能因为共产党凶残地镇压了这次运动，就反推它是宪政民主革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把六四界定为一场政治改良运动，并不是贬低它的历史地位，更不是看轻参加者和牺牲者的巨大的历史贡献，正因为六四枪响，共产党就彻底暴露了其反人民反人性反人权的本质，使得六四以后的任何一次民主运动，不可能再是改良运动，而必然成为革命运动。六四成为传统的、一般性地反制政府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彻底否定极权专制制度的现代宪政民主运动的分水岭。
2、关于运动的主体及其组织。运动的主体主要是学生和部分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还没有大规模加入，学生也并没有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市民」这一模糊的身份中固然包括了工人、职员、小商小贩、知识分子、干部、退休人员、城郊农民等社会成分 ，但他们每一种成分都不是以组织起来的阶层和集体力量的形式，而仅仅是以孤立的个人的形式或临时性群集参与运动的，基本上也就是「乌合之众」，与相对有组织的学生没有形成结构性的联系；工人农民还没有成为权利主体，没有自己明确的经济政治要求，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运动，主要是出于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工自联只是一个上层构架而没有基层组织，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也是一个上层构架，并无社会动员、联结和协调统一行动的权威和功能；市民的声援和抵抗行动，固然是高尚、伟大和英勇的，但同时也是无序的，不能形成有组织的集体力量。学生与市民的松散结合，高峰时有排山倒海之势，但却难以形成进退有序、连绵不绝的持久的社会力量，不能将学生罢课发展成为全市和全国大罢工和大罢市，从而瘫痪中共赖以生存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这样的力量，要想抵抗或解构中共军队的镇压是不可能的。学生组织高自联本身也是一个上层构架，没有基层组织以及自下而上的选举、决策、监督机制，出现分裂和错误决策时，没有有效的纠错机制。
3、关于运动的策略。六四运动中还没有来得及形成一种社会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收放、张弛、中止和退出机制，没有形成对专制力量的分化瓦解策略，低估了专制力量采取极端行动的可能性，不能及时有效地避免惨痛的牺牲。共产党对学生市民的血腥镇压当然罪无可逭、人神共愤，但如果学生能够在适当的时候离开天安门广场返回学校，应该可以避免大规模的屠杀。事实上，5月24日晚本来有一次计划中的凯旋大游行，但由于刚来北京几天的外高联以及北京高自联激进派的反对而流产。有人说即使学生撤出广场，党内改革派在此前也已经出局了，对学生和市民的大规模镇压还是会发生。应该说，学生撤回学校后，即使军队进城，市民也不会阻拦了；即使对各大学实行军管，以防止返校后的学生再度上街——在这两种情况下，军队大规模杀人的可能性都很低，因为这对于恢复共产党统治秩序没有什么必要。
至于有人说，学生撤出广场返回学校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会给共产党内改革派聚合和崛起的时机，也能为民主运动争取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从而推动中国完成和平的颜色革命，或至少过渡到半民主办专制的威权体制，避免中国共产党做出一个对中华民族最坏的选择，那就是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共产党权贵市场经济——这应该属于过度联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退有序、“见好就收”的策略固然可以避免大规模流血牺牲，但并不能导致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这与两年后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情况不同。苏联已经有了74年的统治，人民已经受够了，已经对这个体制完全绝望了，而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唤起了多种政治力量，而中国人民还没有达到这种历史的自觉，并且经济体制改革还给人民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中共的统治合法性，1989年第一个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改弦易辙、换旗易帜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反倒是中国人民的失败、牺牲和惨痛经历，恰恰成了苏联东欧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催化剂。
二、以宪政民主革命的胜利告慰六四英烈
基于以上三点反思，我们应当承续六四志士未竟的自由民主志向，将六四爱国民主运动推进到宪政民主革命的高度，彻底终结共产极权专制制度，建立宪政民主法治。
1、思想和理论准备。要有一个完整的、长期的、清晰的宪政民主革命理论、目标、战略和路线图。六四以后，经过三十年高速经济发展，不仅中国GDP总量成为世界第二，而且民营市场经济虽然在结构和政治上屈服于党国极权统治，但在量上（包括企业数、GDP生产力、对税收就业的贡献等等）还是超过了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国有垄断经济，民营市场经济也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中小企业主、知识分子、白领和蓝领工人、个体户和农民）的生存和生活息息相关，这就为宪政民主法治的建立准备了经济和社会基础。由于中共权贵官僚统治集团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和优良政体，拒绝接受自由公平法治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并且竭尽全力将“中国模式”、“中国智能”和“中国方案”推向世界。因此，不要对中共主动改革转型存在任何幻想。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深刻意识到，经过三十年的巧取豪夺、全面监控和秘密安排，中共不仅在国内打造出超级专制和维稳体系，而且在国际上渗透和拉拢了一些国家。因此，没有广大中国人民尤其是底层民众广泛的参与和投入，仅仅依靠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要摧毁强大的极权专制制度、完成宪政民主革命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欧美宪政民主革命时期所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民运界进行广泛深入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
2、组织和人才准备。尽管民间力量的组织化被中共严防和严打，尽管组织化面临极大的风险，但它仍然是宪政民主革命不可或缺也无可回避的基础工作，因此，哪怕是回到鸡毛信等原始的通讯联络方式，也必须完成一定程度和范围的组织化工作，为大规模的街头革命和全国性抗争奠定一定的组织基础。现在各个阶层、行业、地方的群体性抗争此起彼伏，但却无法形成横向联系，关键原因就在于缺乏组织。现在各种群体正试图克服这一结构性缺陷，把分散无序的群体性抗争导入某种时空节点，这已经抓住了要害，但目前还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
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有赖于在各大城市的各种群（相当于中层公民组织的雏型）与产生于各企事业、城乡社区、利益群体的基层公民组织之间建立起经常性和结构性的联系和协调，一方面中层要把帮助和促进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基层要源源不断地向中层输送代表和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点和面的结合，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就能迅速转化为更大范围的联合行动。
基层组织的建设是重中之重，建立和发展基于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纽带的互助会、联谊会、自治会、代表会、读书会、交流会，诸如工会、农会、商会、学会、学生会、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等等，进而形成跨单位的行业性和地区性中层组织，进而形成跨行业跨地区的全国性高层组织，是彻底推倒和取代极权专制制度的公民社会基础。当然，没有这样一个公民社会的组织化过程，并不等于共产党就不会垮台，但是共产党垮台以后，中国是迅速建立起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还是长期停留和纠缠在后极权和威权状态，则直接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
3、策略和战术准备。当然不能说六四大屠杀是学生未能及时撤出天安门广场引起的，也不能说只要学生撤出了天安门广场，就会赢得中共改良从善并主动实现中国和平转型的结果，但六四大悲剧的确把民主运动、社会运动本身的节奏、张弛、进退、收放问题凸显出来了，把民主运动、社会运动的策略、战术、方法和技术问题凸显出来了。应该全面、深入、科学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广泛吸收古今中外政治革命、社会变革、社会运动、街头运动的经验教训，形成一整套宪政民主革命的策略、方法和战术，包括宣传、动员、组织、行动各方面和环节的工具箱、策略和战术组合，以减低革命的成本和代价，提高革命的产出和成果。在这方面，第三波民主浪潮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对中国民主转型具有直接借鉴意义的经验，吉恩夏普先生对之作了全面的总结，而一些海内外民运和社运人士正在做非暴力抗争方法的推广和普及工作。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准备过程。这种准备越充分，未来中国良性转型的概率就越大。
公民：汤武
2019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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