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了，在这纪念亡灵的节日，总是想起那些我所调查的，死于暴政的冤魂。有的知道名字，大量的是不知姓名，但他们实实在在曾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也的的确确消亡在专制暴政的铁蹄下。下面一男一女，都被万恶的劳教制度吞噬了青春。一个有名有姓有照片，另一个没有记下姓名，也没有照片。我写下关于他们的故事，是为不能忘却的纪念。
一，“请把我再关进劳教所”
1979年，全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为此，政府的一些部门成立了相关的办公室，专门负责接待上门申诉的人。我母亲是重庆市南岸区统战部的一名干部，她被调去做接待工作。这个工作让她了解了大量的人间悲剧，很多个案触目惊心。母亲厚厚的笔记本上记满了一个个冤屈，一笔笔血泪。例如，右派丈夫去劳改后，没有工作的妻子靠卖血哺育幼子和老人，最后倒毙街头；例如，一个曾英气才华的校长，二十余年劳改后，走进办公室时已近痴呆，一声响动就浑身发抖……每到周末我从学校回到家，母亲都要给我讲本周又有什么让人感叹和悲伤的故事。可惜，那时我年轻，没有收集资料、采访当事人的意识，只把那一个个真实的血泪史，当作了悲伤的故事听。几十年后，当我问起母亲，那个笔记本早已不知去向。下面，就是当年母亲讲给我的一个真实故事，多年过去了，虽然早已记不得她的名字，但故事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一天，一位看上去已经五十多岁的女人走进接待室，她满面菜色，瘦弱不堪。尚未登记姓名、年龄等，她就对我母亲说，听说现在正平反冤假错案，她因此来问一下，能不能重新把她送进劳教所。
母亲很惊讶，忙问她是怎么一回事。女人讲了她的经历。 大约是在1953年，她在南岸区一所小学教书，二十来岁的她年轻漂亮，被一个年轻男子看上了。两人相处后，相互爱慕，很快陷入热恋之中。热恋一段时间后，接下来自然就是谈婚论嫁了。那时男女结婚，要单位领导批准，男方的单位是公安部门，这个部门不仅对本单位人员要严加审查，对其配偶、恋爱对象也要严加审查。这一查，查出女方（称她为女教师）出身于富农家庭。富农，是中共打击的对象。因此，他们要结合，可能比平民女子嫁皇室贵族还难。这样，他们相恋的结局可想而知。如果女教师认命，心平气静地重新过自己的日子，也许是另一种命运。可惜，失恋后的她失魂落魄，更不幸的是，她把这种失魂落魄带到了课堂上——讲着讲着就不由自主地一阵发呆。没多久，学校通知她，给她换一所学校。她想也好，离那曾经的恋人远一点，也避免天天目睹他们热恋的地方。 她按学校给她的地址，背着行李到了重庆市市中区（现在叫渝中区）的一个地方报道。进门时，她觉得很奇怪，这儿怎么戒备森严？接下来的一幕让她目瞪口呆，一位干警向她宣布：她作为“坏分子”被收监关押！
原来，她来报道的这个“学校”是看守所。 从此，女教师“人间蒸发”，在高墙内一年又一年劳动改造，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大约十年后，1963年，突然有人来找她，这个时候，她已经转到了一所劳教所。来的这个人是她唯一的亲人，十年前才十来岁的弟弟。十年后，已经长大成人的弟弟到处找她，最后找到了这个劳教所（他寻找的过程不清楚）。劳教所一直以为女教师无家无亲人，现在有人找来，那就放她走吧。（当年的这种抓抓放放比小孩上学放学还随意，现代人、西方人可能很难读懂。） 于是女教师结束了十年劳动改造，同弟弟回到了农村。 最初一年，她同弟弟住在一起，她不会农活，体力也差，挣的工分不够吃，全靠弟弟帮她。可惜，第二年弟弟娶了一个媳妇，偏偏这个女人又十分嫌弃她，认为她拖累家庭。弟弟作为富农子女，娶个媳妇不容易，因此他非常珍惜这个“下嫁”给他的女人。 女教师只好出走。她没有房子，也没有钱，只得独自一人住在一个烂草棚里。 女教师的另一种苦难开始了，那些年，在挣工分吃饭的人民公社里，就是一个全劳力，要吃饱饭都很费力，况且是她呢。 另外，作为一个富农子女，又是劳改释放犯，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她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可想而知。 她身体越来越差，在饥寒交迫中挣扎…… 在濒临绝望甚至死亡的边缘时，她偶然听说了国家在搞“落实政策”的工作。这让她看到了一线希望——她觉得劳教所的房子至少还遮风避雨，更主要的是，吃得比她现在饱。因此，她从农村赶来，看党现的政策是否能关照她，把她重新送进劳教所。
这位女人后来的结局怎样我不得而知。母亲给我讲时还没有结局，而且她只负责接待登记，不参与处理。更主要的是，当时主要是改正右派的问题，像她这样的情况不在“处理”范围，因此，我想她不会实现她的愿望。
此时，我也不知她是否还在人世（健在的可能性极小），但是，我一直没忘记她，她深深印在我脑海里。
二，“偷”一支钢笔，“判”十八年劳教——记小劳教犯张正宏
2013年11月8日，“大堡小劳教”幸存者之一张正宏先生因病在重庆去世，终年67岁。
当年在四川峨边沙坪劳改营的小劳教们纷纷前来为他们敬爱的难友送行，这群当年最小只有九岁的劳教人员，眼含热泪，秉烛燃香，一个个依次在灵柩前深深鞠躬……
躺在灵柩中的张正宏，是当年数千小劳教犯之一，也是那场劫难之后数百幸存者之一。
张正宏，2013年4月。他在接受谭松采访后6个半月去世。
张正宏1946年6月23日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张愈当年曾是南京大学的高材生。1957年，张愈在四川温江地区一所中学教书时被打成右派，并被押送劳改队劳改。1962年，张愈饿死在劳改队，当时没人通知他的家属。 但是，灾难，却一丝不苟地殃及到他的家属。 1958年，12岁的张正宏正在读小学。一天，班上一位同学钢笔不见了，老师认定是张正宏偷了。张正宏不承认，老师张口骂道：“你一个右派狗崽子，不是你偷的是谁？！”张正宏一气之下同老师顶撞起来。
这种顶撞要付出什么代价，当年12岁的张正宏是读不懂的。（现在和将来的人类文明可能也很难读懂。）
12岁的少年儿童张正宏因此被学校送到公安派出所，关押了几天后，派出所说：“我们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
这个“吃饭的地方”是千里之外的川西小凉山，在那山高林密蛮荒之地，当局建有大大小小的劳改和劳教营。
没有人告知他的母亲（后母）张正宏到哪去了。一个右派分子的妻子，已经是最底层的贱民，她若呼喊，不仅没人理睬，而且还可能惹火烧身。于是，一个鲜活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少年儿童，就这样从社会主义学校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张正宏被解押上路，12岁的他，完全不知道前面的岁月是什么，有多长。
“我到过不少劳改、劳教营地。”张正宏生前告诉我。“记得最大的是川西普格县的荞窝监狱农场，对外叫72号信箱。那里面关押了至少十万人，主要是解放大西南时抓的国民党兵等历史反革命。我在那儿给管教干部当小佣人，给他们背娃儿、拿信、拿报纸等等。”
后来，张正宏来到川西小凉山深处的一个右派劳改营，加入了一个由五千余名十余岁孩童组成的劳教大军。
峨边彝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省西部小凉山地带，那儿海拔近2000米，地广人稀。当年当局在这儿精心选了一个“口袋形”的“宝地”作为关押右派分子的劳改营。劳改营前是滔滔大渡河，后是莽莽原始森林，成千上万的右派们被解押到此地，开始他们漫长而血腥的劳改之旅。 在这个被叫作“沙坪农场”的劳改营地里，有一个作业区叫大堡，如张正宏这样的少年劳教犯们被集中在这儿“脱胎换骨”。 少年劳教，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发明创造。一如引进苏联劳改制度一样，中共当局也引进了少年劳教。到1958年，全国建了多少少年劳教营地我不得而知，大堡当年关押了多少少年劳教犯眼下也没有确切数字。林宪君先生是四川省团校的右派，当年他被派到大堡担任了一个管理少年劳教的大组长，据他估算，当年那儿有五千多名十余岁的小劳教。
这些哭叫着“妈妈，我要回家！”的少年儿童，在这荒寒之地，一头撞上了“新中国”的三年大饥荒！
死神，毫不手软地把这些十余岁的少年，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地解押上路，终止了他们“要回家”、“要吃饭”、“要妈妈”的童声呼喊。
“死得多！一批接一批的死！几个山头都埋满了小劳教。”张正宏去世前几个月接受我采访时说。
林宪君告诉我，从1959年下半年他就开始埋饿死的孩子，到1960年，小劳教们大批死亡，天天死，天天埋，一直埋到1961年底，他亲手就埋了100多个孩子。他还记得有一个叫萧复新的孩子，饿得奄奄一息，管教干部叫他把萧背到十几里外的医务室去。在路上，孩子告诉他，他三岁就没有了父亲，母亲靠捡垃圾养他。他因为饥饿偷了农民的几块红苕，就被送来劳教。他说，他这辈子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妈妈一眼……这几句话，是这个孩子在世上最后的声音，不一会，他就在林宪君的背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2013年12月，林宪君接受谭松采访
同那些大批饿死的小劳教相比，张正宏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来自他聪明伶俐的头脑，眉清目秀的相貌和热心助人的侠义。在劳教地，张正宏手脚勤，嘴巴甜，他帮人买东西，为人送书（口）信……博得了上上下下的喜爱，他被送到四川德阳少管所读书两年，幸运地躲过了大批死人的1960年，他也因此成为了1961年几百个幸存的小劳教之一。
（注：因沙坪劳改农场死人太多，场长后来被当替罪羊判了刑。）
没饿死的张正宏后来一直在劳改农场干活，他心灵手巧，加上勤劳肯干，因此获得过不少劳改地的奖状，还被评为“学雷峰标兵”。
1976年，张正宏从劳改农场回到重庆，这一年，他30岁，距他被送去劳教，过了整整18年。
回到家乡后，由于当局对他们这批小劳教的歧视，他们都找不到工作，没有任何收入和社会福利，他们只得四处去下苦力。张正宏又是凭着他的心灵手巧和勤劳肯干，在几年后当了个体老板，成为他们那批难友中经济上的佼佼者。
晚年的张正宏不仅常常在经济上帮助当年的难友，为他们争取社保养老上下奔波，而且积极协助拍摄关于小劳教的记录片，为废除万恶的劳教制度尽了自己最后的贡献。
从1958年被押送劳教，到1976年被释放回渝，张正宏被“判”了十八年劳教，罪名是“偷”了一支钢笔。
（谭松记于张正宏去世后一个月）
1962年“小劳教”杨泽云（上图前排）被解救后，被安置在中川铁厂工作。（谢贻卉 供图）
注：关于这几千小劳教犯的情况，可看谢贻卉制作的纪录片“大堡小劳教”。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