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完成修宪、取消国家主席连任限制，意味着西方从此要面对一个专制的政治强人领导一个足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且可能长达20到30余年，让外界以及最大的贸易伙伴无法再期待中国的民主化，也无法期待中国内部至少十年一次的领导更迭可能带来的些微调整。传统的中美关系也因此丧失了根本的互信基础和可靠的合作纽带，反而如同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两个制度迥然不同的希腊强权–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基于制度差异的紧张和互不信任，最终可能引发战争。
不过，这一从内而外的反馈也从此由外而内地彻底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议程，甚至重新修正或者至少强化了中国内部政治生态的分化趋势，尽管这些改变通常会被看作贸易战的次生危机。而在当局眼里，这些次生危机却意味着可能”将非政治性的矛盾转为政治性矛盾”，包含着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技术、社会、外部环境、和党建等等七大风险，孕藏着可能导致颜色革命的所谓”灰犀牛”和”黑天鹅”。在消灭了几乎所有党内可见的政治对手、对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互联网进行了多轮镇压和清理之后，也在连续五年的大规模反腐运动后，中共却开始了同时间两个方向的努力：
一是以制度化的建设来巩固反腐、强化国家建设。除了去年人大会议修宪的同时正式成立监察委，全面约束党员、公务员和所有其他公共、社会事业人员，继续强调依法治国，而且居然成立了一个非制度性的所谓”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甚至在党建领域也采取制度化手法，即”依法治党”，例如今年一月相继出台了党的”政法工作条例”和”重大事项报告条例”，详细规定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和党组织的内部监督，颇有将党官僚化的强烈倾向。这也符合去年初以来对党政机关改革的方向，将党机关的部门直接合并或者凌驾于涉及人事和意识形态的行政机关之上，如党的组织部合并行政系统的公务员局、党的宣传部合并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局等。外界如美国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也观察到这一制度化发展，认为这一趋势可能有助于中共的长期维持。当然，这也符合习近平长期执政的意图和准备。
中共的”革命党转型”
另一个方向，尽管习近平在国家建设方面强调和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但是意识形态上却发生了重大调整，大大背离了去年”十九大”报告上关于未来党的基本路线转移的主张。在”十九大”报告上，习提出未来党的路线是基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矛盾，明显的迎合中产阶级价值观和世俗生活，并试图以此种内需导向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社会分配不公平及阶级矛盾。但是，历史似乎重复了中共”八大”以后的戏剧性转折，在修宪一周年之际，习似乎觉察到国内外一系列反弹和不满，为捍卫他的修宪成果，而宣称中共仍然是一个革命党，呼吁全党动员，防止颠覆性革命。
一方面强调宪法并修宪、创制一个无限责任、无限制任期的国家元首，同时大力倚赖制度化的国家建设，另一方面却回归革命党进行动员，这种互相矛盾的政策意味着什么？相信也困扰着海内外观察家。如果对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回顾修宪前上一个任期内习近平所发动的一连串”微型文革”，从贯穿其中的习的”新毛主义”执政风格来看，习似乎也是为了因应修宪后的国内外压力而调整路线，不仅偏离十九大的基调，而且有着加速极权主义国家化的趋势。
其核心，或者说对中国政治的长期影响，固然在以防范颜色革命的借口强化极权主义式的管控，尔后将这一”临战状态”的戒严措施常态化，这本来也是对前一任期加强社会管控和安全国家体制建设的一个”实战”检验，但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党的形态转型：即以党的建设的风险作为七大风险之一，寻求以所谓党建为中心的革命党转型。
目前为止，外界还很难看出这一革命党转型的总体轮廓，似乎也意在推动制度化的同时保持党的活力，并且以革命党形态强化党员和官僚对元首的个人效忠，消弱忠于改开路线的官僚力量。譬如说，2018年大力宣传的晋江模式，原本应归功于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属于老一代革命干部却是类似邓小平的改革先驱的项南，以及当地基层官僚的”不管”政策，和晋江人民的企业家精神，与一度在厦门、尔后福建省委任职的习近平并无直接关系，而在去年的改开四十周年纪念中却被树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样板，这让晋江和福建的地方干部私下议论纷纷。毕竟习近平并不属于技术专家，一直因为红二代身份被另眼相看、专门培养，与晋江发展、与民营经济本无过多联系。今天对晋江模式和浙江经验的吹捧，颇有淡化基层干部贡献的倾向。
类似的，更值得观察的是，这是否意味着在地方层面更多平民出身的干部将得到重用，以此打破地方官僚派系结成的庇护综合体。在中央层面，十九大上已经攫升大批”之江系”干部卡住政治局席位近半，地方层面的清洗则从陕西到河北再到吉林，皆因地产建设和环保的冲突引起。习的”青山主义”正在变成政治生态的干预利器。这对改开四十年以来所形成的技术官僚集团，无疑是继反腐运动之后，再度构成新一轮的清洗。
“学习强国”APP
习时代的”红宝书”
同时，习的新媒体战略和党建路线继续延伸，不仅将党内组织、通讯、和宣传嵌入到微信和微博两大社交媒体上，从去年底到今年初，党建机关开始大规模推广”学习强国”APP。这一手机客户端由中宣部与中国最大的电商阿裡巴巴下属的办公平台”钉钉”合作开发，要求所有党员和公职人员、体制内雇用人员都必须实名登记，每天推送有关习近平的新闻和讲话，并且要求用户答题、积分，并设有视频连线功能，方便进行远程的”党组织生活会”，俨然成为促进政党革命化的新”红宝书”和网上支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林彪发明的记录毛泽东语录的”红宝书”迅速流行，成为每一个红卫兵、干部和普通人人手一册、随身携带的学习工具和忠诚标志。那么，在新媒体时代，这种强制性党员APP的使用对个人崇拜和党内动员的效果便值得高度关注。如果不是像毛一样用于对付刘少奇和官僚集团，这样的社运化、革命化的大规模动员到底指向何方？
毕竟，今天中国的情况与纳粹时代或同时代的共产主义者不同。纳粹时代的动员主体是中下阶层，自认比劳动阶级优越，又害怕沦为劳动阶级，不赞成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但是愿意追随独裁领袖。中国今天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已经极其牢固，且在所谓”依法治国”的名义下获得了包括许多自由派和劳工阶级在内的普遍支持，并无更多必要动员支持专政制度。只是，按照新晋国师林尚立在接任中央政研室主任王沪宁职位之前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建设》一书对党建的解释，党建具有两个面向，一是党的组织整合，二是党的社会整合。尤其后者，意味着习近平亲自主抓的党建其最终目标是对社会的控制，在党-国家-社会的三角关系中担当轴心，要求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社会、并超越社会分化。
坦率地说，这可能就是中国版的新时代的党国社会主义模式，也是习近平修宪一年来所力图建设的蓝图，以党的革命化为中心、以党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为手段巩固其专政，实现”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目标，而且因为国内外的反弹加快了实施进度。虽然理论上无论修宪还是过去一年、或者过去六年的绝对主义专制的进展并没有什么新鲜，早已被中世纪以来的近、现代政治文明历程不断检验，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根本缺陷，但是中共管理层似乎缺乏寻找永久解决的路径，而是相反，总是以危机之名取得执政机会、复以危机之名将紧急状态永久化，冻结各个潜在政治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参政表达，以维系一个封闭的专制共和国。对一个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面临激烈竞争的大国来说，这种既致力于制度化的国家建设、又与时俱进地搞政党社运化，既搭上强人政治顺风车、又保持政党活力的做法似乎重现了历史，却又结合了纳粹德国和斯大林苏联的经验，留给世界的大概是异常困难的选择。
白信为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观察家。
转自：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