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度才：从常识的角度看最高法院卷宗失窃案

先简要回放一下事件梗概。2018年12月29日崔永元在微博爆料：山西凯奇莱公司千亿矿权案“卷宗就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办公室被盗走的”；2019年1月8日中央政法委在官网发布公告：“由中央政法委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参加，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纪开展调查”；2019年2月22日，新华社发布调查结果：“所谓‘卷宗丢失”系最高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王林清本人故意所为”；最后最高法院表态：“从社会舆论的反应看，人民群众对这一权威结论是高度认可信服、非常满意的。”

调查结果是一个离奇的结论，引发的震惊与错愕远远超出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想象力：怎么看都是一桩惊天大案，“真相”水落石出却是“监守自盗”，举报者被审判，被举报者毫发无损。这一切，看是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

这个“情理”，就是中国社会的常识。但这个“常识”，绝非文明社会的常识，而是“中国特色”的常识。

这一事件给人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反转。在调查结果发布后，一边倒的反应是质疑、愤怒或绝望，但反转在中国其实是一种常态。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或人民人报等媒体上出现的反转可谓不计其数，多少曾光鲜无比的领导一下子就成为了阶下囚。比如，权倾一时的“政法王”周永康被判处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曾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林彪被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国家主席刘少奇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

另一方面，无数人因追求自由、民主、宪政而被判处反革命罪或颠覆罪、煽动颠覆罪，因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被判处寻衅滋事罪或扰乱秩序罪，因说实话而被定性为“右派”、“坏分子”。他们本来应该获得社会的认同与尊重，却成为了“敌人”：名义上是“国家”的敌人，“政府”的敌人，其实就是某一政党、某一特权利益集团或独裁者的敌人。

理解这种反转，只需要一个常识：中国是一个“权大于法”的社会。当权者认为法律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时候就会要求其他人“守法”，法律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时候就直接使用权力修改法律或破坏法律实施。若权力不受制约，掩盖真相、混淆是非、强奸民意就是常态。

在近几年的各类事件中，权力已经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根本不需要考虑事实、逻辑与底线，都是权力无条件的“胜出”，疯狂到越来越不屑于伪装，任何对权力的挑战都是不能容忍的。

崔永元爆料最高法院，试图掀开司法黑幕的一角，试图撼动周强的地位，试图质疑背后的利益链条，构成了对体制的有力冲击，这都是对权力的直接挑战，绝不会被当权者接受。所以，这种反转具有必然性，在爆料之初网络上就有人指出了反转的可能。

在大面积打压民间直接质疑权力的力量之后，现在轮到了崔永元这样的的人。他曾是央视的金牌主持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具有官方身份；很多人认为他代表了民间的正义形象。当他和凯奇莱公司的老板赵发琦这样的“司法钉子户”、最高法院助理审判员王林清这样的“另类”（做了多年法官居然没有贪腐，这完全违背中国“常识”）和“叛徒”（居然敢通过爆料来揭露所在单位的司法黑幕）走到一起，崔永元也成了必须打压或清除的对象，即使他拥有极高的人气。

崔永元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后台特别硬，硬到你想不到！我也不跟你说，你也别打听！省得吓着你！”他的意思应该是，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就是他的后台。但是，在一个“权力通吃”的社会，如果发生最坏的结果，有一天崔永元上央视（他自己的原单位）“认罪”，而“人民群众”表示“高度认可信服”、“非常满意”，也不足为奇。这种极权体制不终结，这种反转就会一直存在。

即使不会马上出现最坏的结果，崔永元被消声、彻底淡出公众视野也是必然的。权力绝不会容忍任何其他人来争夺民心或影响力。

全国政协会议就要召开，崔永元要缺席了。

公民：范度才

2019年2月26日

中国公民运动网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