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上海的房地产开发商陈天庸搭上了前往马耳他的班机，且没有短期回国的打算。落地后，这位前法官和律师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篇28页的长文解释自己的举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文章标题这样写道，“一位民营企业主在飞机上的临别诤言。”“现在的中国经济就是一艘正开往深渊的太平轮，”陈天庸写道。“如果没有根本性改变，船毁人亡的结局谁也逃不过。”“朋友们，”他呼吁道，“自求多福，能离开的，及早安排。”
不清楚有多少人在此文从受严格审查的中国互联网上消失之前读到过它。但陈天庸公开说出了中国许多企业家私下说的话：中国的领导层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管理失当，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正对国家的未来丧失信心。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一直由一种乐观态度驱动着：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明天仍然会比今天好。而如今中国的普遍看法，用在线递送和外卖公司美团点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兴发出的一条被热转的米姆来概括再合适不过：2019年可能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与美国的贸易战已影响到增长。但令许多企业家产生更广泛担忧的是，中国不会奉行其所需要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政策。相反，自习近平2012年掌握共产党大权之后，党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加强了它的控制。很少有人预言会出现一场崩溃，但对于中国长期前景的担忧正在加剧。事实上，悲观情绪如此高涨，以致于一些企业人士开始把中国可能面临的未来和另一个经济被政府严格控制的国家相比较：委内瑞拉。根据总部位于上海的研究公司胡润近期对465名富人所作的一项调查，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富人称，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前景非常有信心。而两年前，这个数字还有近三分之二。完全没有信心者增加到了14%，是2018年的两倍多。近一半受访者称，他们在考虑移民到国外，或已经开始操作。“中国眼下正面临大量的内部和外部挑战，”春华资本集团(Primavera Capital Group)创始人、前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大中华区主席胡祖六说。“我们需要认识到，过去40年来，我们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因为任何独特的中国发展模式。”
胡祖六的这番话是委婉的说法。私下里，一些商界人士的言辞要更愤怒也更惶恐。当然，他们要求匿名。在当今中国被严格控制的环境中，即使是讨论经济——这个曾经被认为是安全的话题——也已经变得危险。“导致他们悲观情绪最重要的原因是糟糕的政策和糟糕的领导层，”常和商界人士打交道的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教授裴敏欣称。“私企人士很清楚，政府一旦不再需要他们，就会像杀猪一样宰掉他们。这不是一个尊重法律的政府。它说变就变。”许多企业精英不满领导层偏向国有企业的经济政策，即便驱动增长的是民营经济。令他们愤怒的是，共产党试图把类似毛时代意识形态的束缚套到由民营企业和年轻消费者驱动的市场经济上。令他们沮丧的是，中共去年取消了任期限制，增加了习近平成为终身主席的可能性。许多商界人士越来越感到不安，特别是一些企业家因政府要求协助反腐行动而“被消失”。“在某些高官眼里，即使是像马云和马化腾这样的人也不过是小商人”，陈天庸在一次采访中说。这两人分别是中国最大的两家民营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的主要创始人。习近平似乎意识到了这种不安。北京方面已经暂缓将导致企业社保费用上涨的新规，并缓解了货币与财政政策。
然而党最关心的似乎是别的事。在去年12月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在共产党强有力的控制下引导经济增长这个方针绝不能动摇。上个月，在对中共高层官员的另一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了国家安全面临的七大风险，其中政治和意识形态首当其冲，他还呼吁加强对年轻人和互联网的控制。中国的权力结构缺乏用以制衡这一趋势的方法。几位年轻的对冲基金经理在香港和我吃饭时说，与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可能会因祸得福，因为它可能倒逼中国政府为达成协议而进行结构性改革。在私下的聚会里，人们经常半开玩笑说，只有特朗普才能救中国。
“贸易战本身是个坏事，”春华资本的胡祖六说。“但如果最后的解决方案能促使中国进行广泛的结构性改革，这对美国、中国和世界来说将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商界精英与党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如此。习近平上台时，一些商界人士为他欢呼，他的反腐行动向他们发出的信号是，他正在建设一个基于规则的社会。但一些幻想破灭的企业家告诉我，政府收紧控制意味着有更多的政府部门在商业问题上指手划脚，腐败也并没有消失，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一切能得到制止吗？有些商人们不抱希望。房地产开发商陈天庸说，解决办法是离开。很难说有多少人同意这个观点。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可能生意仍然在中国，因此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此外，在中国仍有许多人持乐观看法，认为这段艰难时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但许多中国富人已经用脚投了票。近年来，持投资签证前往美国的中国人数量激增。在美国的100万外国学生中，三分之一来自中国。现年53岁的陈天庸在2013年初决定，需要开始考虑去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了。导火索是一条被称为“七不准”的党的指令，敦促对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发起攻击。“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信号，”他说。
他最初在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但在2014年，北京对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做出激烈回应后，他对香港自治地位的担忧加剧。他接着申请了美国的投资签证，但是等待时间太长了。随后，他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购买了十多套公寓，并动员他的亲戚和好友也这样做。他称之为诺亚方舟计划，为中国可能遭遇的毁灭性洪水做准备。但他的马来西亚签证有效期只有10年。陈天庸说，他最终选择了马耳他，因为那里温暖、美丽，而且是欧盟成员国，这意味着他可以去欧盟的其他国家旅行。他说，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说，离开中国是对抗共产党统治的最佳方式。尽管政府近年来实施了严格的资本管制，但一旦离开，他们至少会设法带走一些资产。陈天庸说，当情况发生变化时，他们可以回来，就像很多海外华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陈天庸正在学习英语，并探索自己对宗教的兴趣。他在中国还有一些业务，但不需要亲自打理。他说，他从未真正考虑过改变自己的国籍，因为第一代移民的生活一般都很难。他说，他只是想为家人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最坏的情况发生。他认为这种局面会成为现实，除非出现奇迹。“我没想到我的文章会流传这么广，”他说。“目前我最好还是不回国了。”
转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