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比他们更自由”

2019年2月5日是农历春节,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它是人人回家团聚、享受迁徙自由基本人权的日子。但有些人为了维护别人的权利,自己的基本权利反而遭到无理剥夺──这些维权人士、律师和作家,就是陷入苦战的中国人权护卫者们。

近年来,中国当局加强打击人权护卫者,对他们进行各式各样的骚扰和长期监控,或者用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逮捕起诉。人权观察对中国各地的这种案例做了详细记录

人权观察访问了二十多位中国人权护卫者,请他们分享近期受到警察骚扰的故事。有些人说,骚扰有如家常便饭,说不上什么“故事”。有些人不愿谈论细节,因为故事公诸于众可能使自己的自由更加受限。有些人甚至要求我们略过他们的故事,以免专管他们的警员“日子难过”──多年朝夕相处之下,他们对盯梢警察被迫干这种不体面工作也颇感同情。

从这些人权护卫者分享的故事可以看出,即便面对强烈、无情的打压,他们仍保持着高度靭性、坚毅和幽默感。以下是获得当事人同意公开的几则故事。

部分原话经过编辑以求明确、简洁。

黎学文

黎学文,异议作家。
黎学文,异议作家。

“12月,两个警察假装要买楼,带着房东到家里来赶我们夫妻走。房东语言特别凶,说‘我已经把房子买给他们了。你们必须搬家!’ 我把房东拉到一旁,说‘我知道他们是警察,你这是被他们强迫的。’ 房东感到不好意思,低声说‘你知道我就是个小老百姓,没办法反抗他们。他们把我传唤到派出所两次,逼我这么做。’”

胡佳

胡佳,维权人士、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得主。
胡佳,维权人士、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得主。

“我家门外,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都有警察站岗。他们记录我的一举一动,包括我几点钟关灯睡觉。每到政治‘敏感’期间,他们甚至进到〔政府临时关押〕我的旅馆房间里面。有时他们比较‘硬’,会说‘这是国家政策!你不能做这个!’ 有时比较‘软’,就会说‘你能不能可怜可怜我们?’ 我感觉这些人一点自由都没有。他们甚至不能决定自己怎么说、怎么想。可以说,我其实比他们更自由。”

艾晓明 

艾晓明,纪录片导演、维权人士、前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艾晓明,纪录片导演、维权人士、前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4月,习近平〔主席〕到我住的城市武汉来视察,街道办派人过来看着我。每天,他们都守在我家楼下。我朝他们大声说‘你们这些女士,为什么做起特务?别走开,我拿相机给你们拍照!’ 我进去再走出来,他们已经跑光了。他们也觉得丢人。”

王峭岭

​王峭岭,维权人士、被捕人权律师声援者。
王峭岭,维权人士、被捕人权律师声援者。

“12月,我们三个女人去到最高法院门口。一个门卫拿起对讲机说‘把她们赶走!’ 一群人冲过来驱散我们。一个警卫抓住李文足〔维权人士,在押律师王全璋之妻〕,对她说‘今天这里有600个警察!’ 闹腾了半天,实际上这些警察只是把我们一起往后推。我心想‘哇,你们冗员太多了吧,根本不管用啊。’ 很搞笑。”

野渡

吴杨伟(笔名野渡),作家及维权人士。
吴杨伟(笔名野渡),作家及维权人士。

“相处这么多年了,看守我家楼下和四处跟踪我的警察已不再对我恶言相向。他们通常会说‘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毫无意义,无聊至极。”​

章立凡

章立凡,历史学家。
章立凡,历史学家。

“今年1月,我参加一场演讲。休息时间,我和一个朋友去上厠所。正聊着,这位朋友提到毛泽东。突然间,厠所里的‘保洁员’拿起手机对我们拍了三、四张照片。厠所里的人全都吓了一跳。我瞪着那名‘保洁员’,他若无其事躲进小隔间。”​

王译

程建萍(网名王译)维权人士。
程建萍(网名王译)维权人士。

“去年元旦前后,两个警察来找我们夫妇。一个说‘春节要到了,河南公安厅要给一些“重点人员”拜年。你们很幸运成为其中之一。厅里说,每个人发500元(75美元)红包。我们感觉数目太小了,所以自掏腰包再加500元,总共是1000元(150美元)。’ 他们是想用钱安抚我们,让我们别在假期‘搞事’。真是恶心、荒谬!”​

高瑜

高瑜,记者。
高瑜,记者。

“警察总是要阻止我和朋友见面。他们说我和朋友聚会──即使只有一个朋友──就是‘群体事件’。有一次,我成功溜出公寓,却在地铁入口被他们拦住。一个大个子紧紧抓住我。我说‘要是我现在大喊“抢劫!救命!”呢?’ 他答‘那我就马上趴倒在地,抱着你的大腿说“妈,我们回家吧!”’。”

转自:人权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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