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便传来一个极其恐怖的消息。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披露，”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静注人免疫球蛋白（批号：20180610z）艾滋病抗体阳性。”
去年8月，在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开启国民制宪程序，创建现代政治体制”的公民建议中，我曾以去年暑期的疫苗危机为例，来说明政体革新与现代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前段时间的”告别改革开放”一文中，我又引用了当时的论述，以说明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下，由于缺乏政治竞争和对公权力的制约，不存在对政府机构及官员进行及时和有效问责的可能，包括疫苗安全危机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
去年暑期疫苗安全危机期间，高层似乎表现出极大的解决问题的决心。但我仍坚定的相信，一时的权力意志，不可能解决制度性的问题，虽然我在感情上不想看到任何人再遭遇疫苗及药品安全问题，但理智却告诉我，此类问题的反复出现，就像物理法则一样确定无疑。
在现代社会，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都很复杂，因而也要求有与之匹配的高水平的社会治理、而后者只有在现代自由民主体制下才有可能。我想再次引述一下我在去年8月份的论述：
“虽然这样的危机曾一再发生，高层官员也曾就此一再批示，但疫苗安全并没有因此得到更好的保障，倒是揭露疫苗问题的记者和总编被去职，维权的受害家长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指控。在民愤特别强烈的情况下，或许会有个别的厂商受到处罚，但过不了多久，同样的危机又将因同样的原由而发生。究其根本，还是因为政治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政府官员得不到严格的问责。”
“一般的现代政治观念认为，保障国民的安全，是人们组建政府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政府的根本职责之一。这种安全保障，不只是使人们免受他人的暴力侵害，还包括保障药品、食品、交通、环境等各方面的生活安全。公正而合理的法律，则为政府履行职责提供了规范，政府既不能滥用职权去打击无辜者，也不能徇私枉法去纵容作恶者。但政府的职责都是通过公务人员（主要是政府官员）来完成的，如果国民缺乏及时和有效问责公务人员的途径，后者就不会有依法履职的持续动力，甚至还会为一己私利而成为作奸犯科者的后台，政府官员及公共机构的失职，就会成为必然而普遍的现象。为了掩盖自身的贪腐与渎职，各级官员们又一定会极力迫害那些揭露真相和伸张民权的公义人士。”
“若要对政府官员进行有效问责，就必须要有现代的政治运作机制，包括自由的媒体、竞争的政党、定期的选举和独立的司法，等等。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之所以很少出现广泛而严重的食品、药品安全危机，不是因为它们的官员和商人都是不求私利的天使，而是因为现代政治体制下的问责机制，使得依法履职和合法经营，成为最合乎官员和商人自身利益的行事方式。当然，长时间良性的制度运作，也会在全社会形成较为牢固的诚信意识，以及较为稳定的遵纪守法的行为模式，从而使得疫苗造假之类的行径成为不可思议之事。但如果国民缺乏对公务人员进行问责的有效途径，人们的生活安全在各方面都无法得到保障。并且，这样的状况持续的时间越长久，政府的腐败和治理的溃烂就越彻底。”
2019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