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回首:改革早已终结?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表达了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但不少评论认为,改革开放早已终结。为什么官方与民间舆论的差异如此之大?这种差异又说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什么样的问题?

习近平在大会上的讲话,虽然之前媒体已有多次预告,但民间对这个讲话反应平平,多认为他的讲话没有新意。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人们对所谓的“改革开放”越来越没有信心。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在最近一次演讲中大声疾呼:

“所以,中国经济下行,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包括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战的日益恶化,我们要反思啊,我们要反思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要反思面向未来,要真正地提振中国经济,要真正地让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我们应该做什么?”

实际上类似的反思早已开始。很早就有评论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改革开放早已终结。

身在北京的历史学者章立凡早在十年前关注到“改革已死”的说法,他以邓小平的说法为依据,

“邓小平说,如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中止于习近平上台。习近平主政,导致威权政治向极权政治大幅回归,并有向“文革”回归的趋势。

纽约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则认为,不应对改革开放本身抱有幻想,

“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维持党的领导,这个政府恰恰利用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来维持她的政权,来维持她的既得利益。想通过改革开放来推动中国政治文明,这个根本出发点是错的。”

各方专家主要把问题归结在,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体制之下,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但回顾这四十年的历史,改革开放却是首先从政治体制开始的。曾经以《论言论自由》等文章对现代中国政治思潮有重要启蒙作用的胡平,历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平反冤假错案,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思想解放,民间的民主墙,等等。当时,在毛泽东去世之初,一般人最强烈的感觉还是因为长期的政治迫害,造成了大家的恐惧和由此引起的不满,所以有要求政治自由化的强烈冲动。”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文件中多次力陈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也采取过相应措施。但所谓这些改革主要局限在行政体制改革,并没有政治分权,更无对执政党的有效监督。甚至连真正的选举都没有实现。中国大陆的《华夏时报》前评论部主任莫之许在推特上评论说,实际上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化政改,更谈不上终结。

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打断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给政治改革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莫之许在最近的一次公开论坛中指出,其中一个结果是,首先在上层,改革派出局,

“当时的自由派大概有三个结局,象(苏)晓康老师这种就是流亡了,有的被抓起来,下狱了,还有的就慢慢下海了。体制内就基本上没有象以前那样,有可以辨认的,成规模的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群体。”

这种局面导致统治者的上层趋向于保守,不愿意进行实质的政治改革。同时,民间推动政治改革的力量也被吓阻。

“国人对这种和平的非暴力的抗争失去了信心,而在目前这种物质状况下,民间进行暴力抗争又没有哪个条件。所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由于民间参与的人数太少,始终形不成重大的推动力量。”

在政治改革趋于停滞的同时,经济改革只经历了短暂的停顿,又逐渐展开。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国股市债市兴起,还有国有银行商业化及上市等等。

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外界压力下,逐步进行市场化改革。自那以来的十多年中,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关键环节上,市场化改革没有实质突破,相反,现任中国政府越来越强调党对企业的控制,民营企业也被要求设立党支部。

胡平解释了这些做法背后的逻辑,

“她之所以现在特别强调党的领导,恰恰就是因为过去这种经济改革引起了很引入注目的发展,也就是建立在过去邓江胡时代这种红利基础之上,她变得财大气粗,然后回过头来要求进一步加强这种控制。”

这种逻辑显然已经产生了不良的国际影响。两周前,中国高科技龙头企业华为的副总裁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显示出,西方国家非常忌惮中国企业背后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政府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前夕发生这样的事情,也给这个庆祝添上了一个尴尬的注脚。

《中国陷阱》一书的作者,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认为,目前所谓的改革是没有前途的,

“就是在中国,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之前,经济上的改来改去,她自己以为是改革,但其实不是,只是加强了党对经济的管控。”

章立凡告诉记者,现在只是没人敢说,改革已经失败。

转自: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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