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號对话】尹曙生:公安执法五十年,刑讯作风还未根本好转

赵佳月:过去那段历史对你的波及并不算大,更多时候你像在旁观,你最初的是非观念来自哪里?

尹曙生:我是个农民出身,实际上解放后,农民过了几年好日子,以后从镇反到公社化,我讲句不好听的话:农民没有任何权利,你看看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全国都一样。我感觉他们太可怜,任人宰割,没有任何机会。

从个人讲,我的家庭不错,我大哥是干部,二哥虽是庶民,因为解放前念不起书,后来也成了农村大队干部,弟弟初中毕业到专科学校去读书,我们家里没有死人。

但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太多了。两个堂兄弟,大饥荒时候全家人死光,我就住在隔壁啊,他们死在什么地方连尸体都找不到。

赵佳月:回顾建国以来,公安执法的发展是个怎样的过程?有倒退和进步吗?

尹曙生:倒退的几次很明显:一是大跃进之后,那三年,完全是无法无天,想抓人就抓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第二是“文革”,完全不按法律来办。比较好一点的情况是四人帮粉碎之后,一直到83年,这一段是在不断进步的。第三就是“严打”。

80年代“严打”以后,一直到90年,还算比较正常的。但是公安系统内部情况复杂得很,刑讯逼供,公安干警本身素质问题,冤假错案不少。

我在公安机关待了这么多年,要正确看待,干警确实很辛苦,不干这一行不知道,我当了十五年厅长,春节很少在家过,除了回家吃饭后,基本上都在办公室里,有时候就在办公室里住,下面的基层干警更是辛苦。

赵佳月:这是社会大环境的问题,还是监管的问题?

尹曙生:领导经常地换,而且很多都不懂公安,没搞过公安,乱提口号,“命案必破”。命案就必须破吗?我们只能尽量争取破,但这个指令下去,不就是叫人去刑讯逼供吗?破不了怎么办?非要大案要案破案率达到多少,这就是下指标,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命案必破,我们国家在大案破案率上并不低的,是比较高的。为了所谓的创优、政绩搞这些。

再就是根本不应该由公安去办的事情要让公安去办。80年代,我们当时最头疼的事情就是搞计划生育,哪个地方的计划生育推动不下去,就叫公安去抓人,把孕妇抓了以后强行结扎,警察不干还不行,党委派的,县委书记叫去的,能不去吗?在过去人们心目中,公安一直是老大,好像只要有了公安,什么事情都能解决,这是错误的。

赵佳月:60年代以来,公检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大多数时候是公安独大。

尹曙生: 50年代不用说,公安局长跟县委书记平起平坐。

到“大跃进”年代,好多地方干脆把检察院、法院撤销,检察院和法院的领导带上公章到公安机关去联合办公,以政法部的名义来办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也是这样。

“文革”中,检察院、法院撤销了,公安机关被军管了,实际上就公安机关一家说话。判案子,叫做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就是军管会主任和几个人一研究,要枪毙就枪毙。

第一批西宁市枪毙十个人,那天我就在会上作记录,清清楚楚地看着他们所谓的判决,军管会预审一汇报,张三判多少,李四判多少,念一下罪行材料,然后就决定了,还是副主任决定的。一开始只有7个人,怎么也凑不上10个人,然后硬是凑了10个,其中有一个是西宁实验中学的教师,写了句“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搞错了”,到监狱里仍然不服。最后军管会研究决定说,这个人可以毙掉。还有一个是皮包厂员工,刑满释放的,他老婆帮人洗衣做饭,他也偷偷给点钱给她,接过被说成唆使老婆卖淫,也毙掉了。

“四人帮”粉碎后,检察院、法院才恢复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制定出来后,公检法三家形势很好,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候,各个省都很重视,把司法人员、领导干部拉出来培训,教授刑法、刑事诉讼法,加上当时特别强调要依法办事,形势特别好。

但是“严打”一来,又把两法扔到一边,根据中央的规定,判一个死刑案件,从侦查到起诉到判刑,10天不到就把人枪毙了。“严打”以三年为一期,但是三年也没有解决问题,三年后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所以“严打”一直在进行,有时候不一定要搞统一行动,但一直都存在,一直到上个世纪末。但跟80年代的“严打”又不一样了,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各家办各家的案子,公安负责侦查,检察院负责批捕起诉,法院负责审判。如此是慢慢能够恢复到正常运行的,但是遇到特殊情况又不行了,只要一形成“运动”就危险了。

法院判刑的时候,有“三个至上”,问题是,“三个至上”发生矛盾了怎么办?甚至有的法院还写着:坚决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永远不提独立审判。公安局长必须当常委,现在常委不当了,就兼任副市长。要提高待遇,按照警察法规定来办,为什么非得这么搞?

赵佳月:你在公安系统内待了这么久,在贪污腐败方面的逆向淘汰严重吗?

尹曙生:这个问题一定要避免一个错误认识:好像当一个好人,正直的人肯定就完蛋,我觉得不是这个情况。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你要是一个正直的,坚持原则的人,你就得不到提拔晋升机会,这个情况是很普遍的,但是一定就会倒霉,那就不一定。

我这么多年的观察,包括我在任时,我本身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有这样的体会。我也有晋升机会,但我哪里都不去,因为我这个性格,性子直得很,跟人说不对就顶。

我在人大会议上讲,社会治安要想根本好转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社会的问题这么多。结果领导就不高兴了,你公安厅长都没有信心,那我们以后还怎么还搞得好?

赵佳月:严打”之后有社会震荡吗?

尹曙生:有震荡啊,有的地方为了这事上访闹事的,有的长期解决不了……但是严打第一仗,全国枪毙两万四千人,以后就少了。到哪都知道,我们都在平反冤假错案,这些都还没有完呢,又开始“严打”怎么行呢?实际上有很多公安干警都在抵制,主要是第一仗搞得太厉害了,死刑判得不是很多,主要是流氓罪。

“严打”到第二仗的时候,我们在开会,很多地市级局长就说不能这样干,我们第二仗、第三仗就人抓少了。

赵佳月:刑讯逼供这个问题历代都有,您在公安系统一定也看多了,觉得能有效根治吗?

尹曙生:现在讲终身追究,恐怕不敢再拿生命来开玩笑。以前破不了案,就刑讯逼供,到现在为止,这个普遍的作风没有好转。这是公安机关的一个痼疾,只有轻与重的问题。但是在法律上是可以避免的,一定要规定一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就不能判罪。同样,只要有足够的证据,没有口供,一样可以判刑。我们现在把口供看得非常重。(编者按: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法院是最后底线,公检法三家,国家有没有希望,能不能做到公平公正,最后一道关卡就是法院,我甚至认为法院在三个机关中是最重要的,如果法院不能守住底线,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就没有希望。

 (转自2014年5月9日 一号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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