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佳月：过去那段历史对你的波及并不算大，更多时候你像在旁观，你最初的是非观念来自哪里？

尹曙生：我是个农民出身，实际上解放后，农民过了几年好日子，以后从镇反到公社化，我讲句不好听的话：农民没有任何权利，你看看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全国都一样。我感觉他们太可怜，任人宰割，没有任何机会。

从个人讲，我的家庭不错，我大哥是干部，二哥虽是庶民，因为解放前念不起书，后来也成了农村大队干部，弟弟初中毕业到专科学校去读书，我们家里没有死人。

但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太多了。两个堂兄弟，大饥荒时候全家人死光，我就住在隔壁啊，他们死在什么地方连尸体都找不到。

赵佳月：回顾建国以来，公安执法的发展是个怎样的过程？有倒退和进步吗？

尹曙生：倒退的几次很明显：一是大跃进之后，那三年，完全是无法无天，想抓人就抓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第二是“文革”，完全不按法律来办。比较好一点的情况是四人帮粉碎之后，一直到83年，这一段是在不断进步的。第三就是“严打”。

80年代“严打”以后，一直到90年，还算比较正常的。但是公安系统内部情况复杂得很，刑讯逼供，公安干警本身素质问题，冤假错案不少。

我在公安机关待了这么多年，要正确看待，干警确实很辛苦，不干这一行不知道，我当了十五年厅长，春节很少在家过，除了回家吃饭后，基本上都在办公室里，有时候就在办公室里住，下面的基层干警更是辛苦。

赵佳月：这是社会大环境的问题，还是监管的问题？

尹曙生：领导经常地换，而且很多都不懂公安，没搞过公安，乱提口号，“命案必破”。命案就必须破吗？我们只能尽量争取破，但这个指令下去，不就是叫人去刑讯逼供吗？破不了怎么办？非要大案要案破案率达到多少，这就是下指标，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命案必破，我们国家在大案破案率上并不低的，是比较高的。为了所谓的创优、政绩搞这些。

再就是根本不应该由公安去办的事情要让公安去办。80年代，我们当时最头疼的事情就是搞计划生育，哪个地方的计划生育推动不下去，就叫公安去抓人，把孕妇抓了以后强行结扎，警察不干还不行，党委派的，县委书记叫去的，能不去吗？在过去人们心目中，公安一直是老大，好像只要有了公安，什么事情都能解决，这是错误的。

赵佳月：60年代以来，公检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大多数时候是公安独大。

尹曙生： 50年代不用说，公安局长跟县委书记平起平坐。

到“大跃进”年代，好多地方干脆把检察院、法院撤销，检察院和法院的领导带上公章到公安机关去联合办公，以政法部的名义来办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也是这样。

“文革”中，检察院、法院撤销了，公安机关被军管了，实际上就公安机关一家说话。判案子，叫做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就是军管会主任和几个人一研究，要枪毙就枪毙。

第一批西宁市枪毙十个人，那天我就在会上作记录，清清楚楚地看着他们所谓的判决，军管会预审一汇报，张三判多少，李四判多少，念一下罪行材料，然后就决定了，还是副主任决定的。一开始只有7个人，怎么也凑不上10个人，然后硬是凑了10个，其中有一个是西宁实验中学的教师，写了句“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搞错了”，到监狱里仍然不服。最后军管会研究决定说，这个人可以毙掉。还有一个是皮包厂员工，刑满释放的，他老婆帮人洗衣做饭，他也偷偷给点钱给她，接过被说成唆使老婆卖淫，也毙掉了。

“四人帮”粉碎后，检察院、法院才恢复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制定出来后，公检法三家形势很好，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候，各个省都很重视，把司法人员、领导干部拉出来培训，教授刑法、刑事诉讼法，加上当时特别强调要依法办事，形势特别好。

但是“严打”一来，又把两法扔到一边，根据中央的规定，判一个死刑案件，从侦查到起诉到判刑，10天不到就把人枪毙了。“严打”以三年为一期，但是三年也没有解决问题，三年后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所以“严打”一直在进行，有时候不一定要搞统一行动，但一直都存在，一直到上个世纪末。但跟80年代的“严打”又不一样了，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各家办各家的案子，公安负责侦查，检察院负责批捕起诉，法院负责审判。如此是慢慢能够恢复到正常运行的，但是遇到特殊情况又不行了，只要一形成“运动”就危险了。

法院判刑的时候，有“三个至上”，问题是，“三个至上”发生矛盾了怎么办？甚至有的法院还写着：坚决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永远不提独立审判。公安局长必须当常委，现在常委不当了，就兼任副市长。要提高待遇，按照警察法规定来办，为什么非得这么搞？

赵佳月：你在公安系统内待了这么久，在贪污腐败方面的逆向淘汰严重吗？

尹曙生：这个问题一定要避免一个错误认识：好像当一个好人，正直的人肯定就完蛋，我觉得不是这个情况。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你要是一个正直的，坚持原则的人，你就得不到提拔晋升机会，这个情况是很普遍的，但是一定就会倒霉，那就不一定。

我这么多年的观察，包括我在任时，我本身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有这样的体会。我也有晋升机会，但我哪里都不去，因为我这个性格，性子直得很，跟人说不对就顶。

我在人大会议上讲，社会治安要想根本好转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社会的问题这么多。结果领导就不高兴了，你公安厅长都没有信心，那我们以后还怎么还搞得好？

赵佳月：“严打”之后有社会震荡吗？

尹曙生：有震荡啊，有的地方为了这事上访闹事的，有的长期解决不了……但是严打第一仗，全国枪毙两万四千人，以后就少了。到哪都知道，我们都在平反冤假错案，这些都还没有完呢，又开始“严打”怎么行呢？实际上有很多公安干警都在抵制，主要是第一仗搞得太厉害了，死刑判得不是很多，主要是流氓罪。

“严打”到第二仗的时候，我们在开会，很多地市级局长就说不能这样干，我们第二仗、第三仗就人抓少了。

赵佳月：刑讯逼供这个问题历代都有，您在公安系统一定也看多了，觉得能有效根治吗？

尹曙生：现在讲终身追究，恐怕不敢再拿生命来开玩笑。以前破不了案，就刑讯逼供，到现在为止，这个普遍的作风没有好转。这是公安机关的一个痼疾，只有轻与重的问题。但是在法律上是可以避免的，一定要规定一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就不能判罪。同样，只要有足够的证据，没有口供，一样可以判刑。我们现在把口供看得非常重。（编者按：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法院是最后底线，公检法三家，国家有没有希望，能不能做到公平公正，最后一道关卡就是法院，我甚至认为法院在三个机关中是最重要的，如果法院不能守住底线，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就没有希望。

 （转自2014年5月9日 一号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