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荻:不锈钢老鼠的自画像

刘荻

2012年1月,刘荻获德国金鸽奖

有一次“团体谘询”课上的活动:“写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五样东西,然后依次划掉”,给我以颇多感触。

记得在《读者》上读过毕淑敏写的一篇文章,关于在师大读心理学时做的一次“价值观拍卖”活动。其中一项无人出价的东西,是“直言不讳的勇敢和百折不挠的真诚”。这句话让我颤栗,到现在我一直记著它。

那么就写一下我的价值观。

我在纸条上写下的五种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依次是“生命、自由、创造力、家人朋友、和我的理想”。划掉的顺序则相反。

在本文的提纲中,我用五种闪光的颜色把它们画出来:绿色代表生命,蓝色代表自由,紫色代表创造力,粉红色代表家人和朋友,金黄色代表我的理想。

我按划掉的顺序来写一下这五项。

首先划掉的两项,是“我的理想”和“家人朋友”。

我的理想是一个关于开放社会的理想。一个程式师朋友对我说,复杂的程式是生长出来的,不是计划出来的,任何其他的复杂系统也是如此: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也不是事先把一切都规划好:上帝先造出一个亚当,然后才发现需要有个夏娃。按照卡尔.波普的说法,我们今天不会知道明天的知识,因此也不会知道,明天的知识会使明天的世界发生什么改变。按照“混沌”的说法,一个小的扰动就会对全局??生大的影响。“一只蝴蝶在北京上空扇动翅膀,纽约就会有一场暴风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预言未来。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规划,无不代表了一种“理性的自负”。波兰科幻小说作家莱姆在作品中说:“我们可以把行星变成方的,给彗星按上轮子,难道这样宇宙会变得更美好?”所有的“乌托邦”都有一个关于自由的悖论:“乌托邦”都声称自己是自由的(看来自由是个好字眼),而今天的世界是不自由的;但是,未来的人们生活在由今天这些“不自由”的人们设计规划好的世界里,而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世界,还能说是“自由”吗?波普把每个人都面临选择的社会叫做开放社会,用以反对决定论,而这正与注重“此时此地”和选择自由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有了共同之处。这正是我的理想和信念。

在什么情况下会放弃自己的理想?首先还是出于自由主义的信念: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个人主义,它以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为根本,它承认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对于个人来讲,有比关于社会的理想更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会首先划掉“家人朋友”??

记得王怡讲的一部电影:一场战争,儿子为了祖国而参战,而父亲参战的原因,是为了和儿子一起活著回来。王怡说,多少为了“崇高理想”的豪言壮语,都不如这个为了儿子参战的父亲更让他感动。

《1984》中的温斯顿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在严刑拷打之下,也放弃了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所谓自由就是说2+2=4的自由”);但最让他割舍不下的,是对裘丽亚的爱(与裴多菲的诗作对比: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温斯顿也许说明:情感是态度的最基本成分,比认知和行为更重要);只有人性本身的弱点能让温斯顿抛弃它。

但是我要解释几点:1、我认为失去家人和朋友不仅仅可以意味著他们的死亡,也可以意味著他们离你而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毕竟也是“身外之物”;2、情感一向是我的大问题,这一点下文再详细说明。

下一个划掉的是创造力。

有人觉得我投机和善变,因为听说我是学心理的之后,她给我出了一道“心理测验”题:假如有一天你在家的时候,外边下起大雨需要你关窗子;孩子在哭需要你抱起来哄他;自来水笼头在花花地流著水,需要你把它关掉;与此同时电话铃在响;还有人在敲门。这么多的事情里,请问你先干哪一件,后干哪一件?我的回答肯定没让她满意,因为我说:哪件离的我近我先干哪件。事实也是如此:我所喜欢的从来不是所谓“立场坚定”的人,而是马克吐温笔下那些“上午替共和党写传单,下午替民主党做演讲”的那些“善变”的家伙。我也从来不会煽情,要想“感动”我,非得给我以智力上的吸引不可。对我来说,新奇有趣有时甚至比道德更重要。因此我十分反感各种形式的僵化和教条,其中也包括自由主义的教条。有人认为自由主义者是保守主义者,对新奇的事物持警惕态度;有些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后现代”。我倒是觉得那些新奇的东西十分有趣,而且看我们怎么应用了。也许我不是完全像自由主义者,但是我也希望不要把自由搞成僵化的教条。

在什么情况下会划掉创造力?有人把创造力看得高于生命。王小波的小说里写到:“我们知道,海明威在六十岁上感到自己丧失了创造力,就用猎枪把脑子轰掉。川端康成在七十岁上发现自己没有了创造力,就叼上了煤气管。”但是对于我来说,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在这种选择面前,我只能划掉创造力了。

最后划掉的是自由。

对我来说,自由不仅仅包括外在的自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心理上的自由。这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所说的对资讯开放。头脑中没有僵硬难改的条条框框,这样我们可以不受过去和将来的限制,自由地为此时此地做出选择,同时面对不确定的将来。这样我们可以容忍如行云流水一般的生活本身的不确定性,而这也正是创造的源泉。那些“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权力主义者不能容忍丝毫的不确定性,他们生活的每分每秒都是被计划好的,而这样他们也就失去了自由,成为了自己计划的奴隶。

放弃这一项时我想了很多,包括裴多菲的那首诗。虽然后来在小组讨论时,我说裴多菲的自由是祖国的自由,而在很多时候正是“祖国”这项价值观导致了战争。但这也不是我放弃“自由”的理由,而是,我感到,最难超越的还是生命本身。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生命本身,这似乎有些重复。但是我想,生命中确实是有一些时候需要你做出“To be or not to be”的选择的。我很害怕死,“害怕死的人一定也害怕生”。但是像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样,死亡对我们来说也只有一次:我怎么能对死亡做好准备?我以前从来没死过啊!生命本身也有同样的荒谬:我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可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我自由选择的啊!

讨论的时候,有人问我的“生命”这一项的意义是不是和“健康”类似。我说不是,失去了健康的人,仍然是可能有生命的。

讨论时,有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快乐”,于是我问:假如有一种药,吃了它你不需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得到极大的快乐,而且又没有副作用,那你会不会选择这种“快乐”呢?虽然我的伦理观也是“快乐主义”,但我还是要问自己。

这种药就是《美丽新世界》里的索麻。冯尼格的一篇小说也提到过类似的设想:这种快乐会给人类带来什么?

《美丽新世界》的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后来一直在寻找类似索麻的“完美毒品”,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现在人人都快乐”的“美丽新世界”,野人却要求不快乐的权利。因为在没有不快乐的权利的地方,争取不快乐的权利就是争取选择的自由。

最后说说我最大的问题:读《美丽新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柏纳:在思考的时候是成人,在情感方面是婴孩。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虽然可以不让别人看出来),也很难表达感情。所以我一般觉得感情没什么意义,也往往难以理解别人的情感表达;不喜欢煽情只会冷嘲热讽。可是,我现在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大问题,需要在这方面得到帮助。

(写于2002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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