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刘荻获德国金鸽奖
有一次“团体谘询”课上的活动：“写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五样东西，然后依次划掉”，给我以颇多感触。
记得在《读者》上读过毕淑敏写的一篇文章，关于在师大读心理学时做的一次“价值观拍卖”活动。其中一项无人出价的东西，是“直言不讳的勇敢和百折不挠的真诚”。这句话让我颤栗，到现在我一直记著它。
那么就写一下我的价值观。
我在纸条上写下的五种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依次是“生命、自由、创造力、家人朋友、和我的理想”。划掉的顺序则相反。
在本文的提纲中，我用五种闪光的颜色把它们画出来：绿色代表生命，蓝色代表自由，紫色代表创造力，粉红色代表家人和朋友，金黄色代表我的理想。
我按划掉的顺序来写一下这五项。
首先划掉的两项，是“我的理想”和“家人朋友”。
我的理想是一个关于开放社会的理想。一个程式师朋友对我说，复杂的程式是生长出来的，不是计划出来的，任何其他的复杂系统也是如此：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也不是事先把一切都规划好：上帝先造出一个亚当，然后才发现需要有个夏娃。按照卡尔．波普的说法，我们今天不会知道明天的知识，因此也不会知道，明天的知识会使明天的世界发生什么改变。按照“混沌”的说法，一个小的扰动就会对全局??生大的影响。“一只蝴蝶在北京上空扇动翅膀，纽约就会有一场暴风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预言未来。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规划，无不代表了一种“理性的自负”。波兰科幻小说作家莱姆在作品中说：“我们可以把行星变成方的，给彗星按上轮子，难道这样宇宙会变得更美好？”所有的“乌托邦”都有一个关于自由的悖论：“乌托邦”都声称自己是自由的（看来自由是个好字眼），而今天的世界是不自由的；但是，未来的人们生活在由今天这些“不自由”的人们设计规划好的世界里，而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世界，还能说是“自由”吗？波普把每个人都面临选择的社会叫做开放社会，用以反对决定论，而这正与注重“此时此地”和选择自由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有了共同之处。这正是我的理想和信念。
在什么情况下会放弃自己的理想？首先还是出于自由主义的信念：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个人主义，它以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为根本，它承认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对于个人来讲，有比关于社会的理想更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会首先划掉“家人朋友”？？
记得王怡讲的一部电影：一场战争，儿子为了祖国而参战，而父亲参战的原因，是为了和儿子一起活著回来。王怡说，多少为了“崇高理想”的豪言壮语，都不如这个为了儿子参战的父亲更让他感动。
《1984》中的温斯顿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在严刑拷打之下，也放弃了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所谓自由就是说2+2=4的自由”）；但最让他割舍不下的，是对裘丽亚的爱（与裴多菲的诗作对比：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温斯顿也许说明：情感是态度的最基本成分，比认知和行为更重要）；只有人性本身的弱点能让温斯顿抛弃它。
但是我要解释几点：1、我认为失去家人和朋友不仅仅可以意味著他们的死亡，也可以意味著他们离你而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毕竟也是“身外之物”；2、情感一向是我的大问题，这一点下文再详细说明。
下一个划掉的是创造力。
有人觉得我投机和善变，因为听说我是学心理的之后，她给我出了一道“心理测验”题：假如有一天你在家的时候，外边下起大雨需要你关窗子；孩子在哭需要你抱起来哄他；自来水笼头在花花地流著水，需要你把它关掉；与此同时电话铃在响；还有人在敲门。这么多的事情里，请问你先干哪一件，后干哪一件？我的回答肯定没让她满意，因为我说：哪件离的我近我先干哪件。事实也是如此：我所喜欢的从来不是所谓“立场坚定”的人，而是马克吐温笔下那些“上午替共和党写传单，下午替民主党做演讲”的那些“善变”的家伙。我也从来不会煽情，要想“感动”我，非得给我以智力上的吸引不可。对我来说，新奇有趣有时甚至比道德更重要。因此我十分反感各种形式的僵化和教条，其中也包括自由主义的教条。有人认为自由主义者是保守主义者，对新奇的事物持警惕态度；有些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后现代”。我倒是觉得那些新奇的东西十分有趣，而且看我们怎么应用了。也许我不是完全像自由主义者，但是我也希望不要把自由搞成僵化的教条。
在什么情况下会划掉创造力？有人把创造力看得高于生命。王小波的小说里写到：“我们知道，海明威在六十岁上感到自己丧失了创造力，就用猎枪把脑子轰掉。川端康成在七十岁上发现自己没有了创造力，就叼上了煤气管。”但是对于我来说，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在这种选择面前，我只能划掉创造力了。
最后划掉的是自由。
对我来说，自由不仅仅包括外在的自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心理上的自由。这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所说的对资讯开放。头脑中没有僵硬难改的条条框框，这样我们可以不受过去和将来的限制，自由地为此时此地做出选择，同时面对不确定的将来。这样我们可以容忍如行云流水一般的生活本身的不确定性，而这也正是创造的源泉。那些“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权力主义者不能容忍丝毫的不确定性，他们生活的每分每秒都是被计划好的，而这样他们也就失去了自由，成为了自己计划的奴隶。
放弃这一项时我想了很多，包括裴多菲的那首诗。虽然后来在小组讨论时，我说裴多菲的自由是祖国的自由，而在很多时候正是“祖国”这项价值观导致了战争。但这也不是我放弃“自由”的理由，而是，我感到，最难超越的还是生命本身。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生命本身，这似乎有些重复。但是我想，生命中确实是有一些时候需要你做出“To be or not to be”的选择的。我很害怕死，“害怕死的人一定也害怕生”。但是像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样，死亡对我们来说也只有一次：我怎么能对死亡做好准备？我以前从来没死过啊！生命本身也有同样的荒谬：我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可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我自由选择的啊！
讨论的时候，有人问我的“生命”这一项的意义是不是和“健康”类似。我说不是，失去了健康的人，仍然是可能有生命的。
讨论时，有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快乐”，于是我问：假如有一种药，吃了它你不需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得到极大的快乐，而且又没有副作用，那你会不会选择这种“快乐”呢？虽然我的伦理观也是“快乐主义”，但我还是要问自己。
这种药就是《美丽新世界》里的索麻。冯尼格的一篇小说也提到过类似的设想：这种快乐会给人类带来什么？
《美丽新世界》的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后来一直在寻找类似索麻的“完美毒品”，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现在人人都快乐”的“美丽新世界”，野人却要求不快乐的权利。因为在没有不快乐的权利的地方，争取不快乐的权利就是争取选择的自由。
最后说说我最大的问题：读《美丽新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柏纳：在思考的时候是成人，在情感方面是婴孩。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虽然可以不让别人看出来），也很难表达感情。所以我一般觉得感情没什么意义，也往往难以理解别人的情感表达；不喜欢煽情只会冷嘲热讽。可是，我现在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大问题，需要在这方面得到帮助。
(写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