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捷克前总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哈维尔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剧作中的最著名的角色，瓦茨拉夫•哈维尔是当代捷克剧作家、思想家。我在阅读哈维尔的作品时，常常由他想到了哈姆莱特。一个是经典剧作中的虚构人物，一个是现代荒诞派剧作家；一个是为报杀父霸母之仇的王子，一个是在世纪性巨变浪潮中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公众人物，二者有何关系？我看到的共通之处是：对存在的意义的不断追索，对人间苦难悲天悯人的情怀，对流俗之见的质疑和挑战，对当下经验的超越。
在人们的印象中，哈姆莱特是延宕不决的典型，他遇事不能决断，永远沉浸于对自己的提问：“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哈姆莱特并不缺乏行动的大智大勇，他要在行动中探求人生或存在的根本意义，他眼神迷茫，实际是力图从周遭的纷扰中求索善恶的本质，他视自己面临的血海深仇为小恶，断定整个世界不过是一座太监狱。
哈维尔也是如此，他从社会生活的表面稳定和物质性追求与满足中洞察全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堕落与衰朽，他鄙弃经世不变的格言：“政治即权力的艺术”，他在斗争中坚守良心的维度，在行动中体现存在的意义。
当然，哈维尔并不全然等同于哈姆莱特，他并不时时耽溺于内心的思索与独白，而总是体察社会生活的脉动，他长于自省，但行动上并不犹豫反复，他是有血有肉的剧本人物——他的剧本，莎士比亚的剧本——即典型的理想人物，他的生活曾与舞台相关，然后从舞台走向世界。
存在与责任
和哈姆莱特一样，哈维尔始终摆脱不了“生，还是死”这种问题的纠缠，他认为，人与动物——它们仅仅受生存本能的支配——的根本区别是用下面这个简单的问题即对生存本能质疑：是否真应该活着，如果是，那又是为什么？他知道，人们会找出各种理由，有物质方面的、有精神性的、有鄙俗的、也有理想的、说明生命值得留恋。哈维尔不满意这样的回答，因为上述种种生活的内容既可以赋予生命以意义，也可以使这种意义丧失，既可以成为活的理由，也可成为不活的理由，他不要从生活里各种具体的价值和理想中找理由，而要人作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主体即人类存在中找理由。
生活不时会给人极大的乐趣，使人自发地感觉到生命是有意义的，但这些事情不过是漂浮的虚无海洋上的“意义的岛屿”，其间的间隔会对意义构成威胁。另外，对生活中的乐趣也可以追问：“这又怎么样呢？”哈维尔感兴趣的不是这些隔绝的岛屿，而是它们的底层，他想知道它们实际上是不是连绵的海底山脉的可见峰顶。
哈维尔的思考过程极其艰苦、曲折，他的结论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性，晦涩性甚至神秘性，但思路还是清晰的。他认为，虽然人具有独特性，即只有人才是自己向自己发问的存在物，但他同时认为人在意义问题上并无特权，“归于生命的每一种，‘存在性’意义在本质上都意味着与‘意义的总体’的神秘性，即存在的意义相关……”人应该与宇宙达成新的、深刻的、充分的统一。并不仅仅是我们渴望与存在的意义相关，存在的意义本身也趋赴我们。
在哈维尔的抽象思辩中，人生的意义和存在本身的意义是相通的，另一方面，人又是这样一种奇特的存在物，被抛向存在的根源处和被抛向现实世界不是独自分离的两回事，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回事。“如果我们不是起源于存在，我们就不能得到被抛入现实世界的经验，而如果我们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我们便不能得知源于存在的经验，”这就是人与存在的异化：不能停留于原地，要通过与现实世界的遭遇来规定自己，实现自己。
由此产生了哈维尔长久思考，总是对于他视野中心的另一概念：责任。在他看来，责任是人的身份(IDENTITY，又叫“认同”，即人之所以为人，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特性)生成、持续和消亡的基本点，它是基石、根本、重力的中心。什么是责任？说到底这是人与现实的二元关系：负责任的人和他对之负责任的人与事。
责任从何而来？宗教信徒将其理解为他与上帝的关系，其他人将其归结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它来自教育、文化、传统，等等。这些回答都不错，但哈维尔并不满意。他说，“人的身份不是一经选定就终生不变的道路，相反，它要不断地重新确立。事实上，人永远是‘无牵无挂的’，我说这话时想到的是，信念是一种精神状态，不能具体化为完满的，一旦得到就再也不变，不再成问题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东西，它就只要求人们为此奉献，而不要不断地返回到出发点。如果是这样，就不是信念，而是狂热的盲信，它对思想懒惰、性格懦弱的人有极大的诱惑力。还有这样的人，虽然可能本来确实不愿意背离存在，但十分缺乏知识和道德的勇气(包括不随大众特立独行的勇气)，没有这种勇气是不能真正面向存在的。抗拒不了自我欺骗的吸引力的人以特别极端的方式面向存在，在此假象之下却掩盖着对现实世界的屈服。这种人所做的是‘紧随观念’，盲目地为之服务……一个人越是狂热盲信，他的‘信念’就越容易转向另外的目标：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信奉上帝，反之亦然，但献身的激情却是不变的。”
狂热盲信使生活简单，因为对意识形态、教义和宗派的热爱代替了对真理、自由和正义的热爱，对一个目标的热爱代替了对人民的热爱，但代价是对信念的毁灭，悲剧发生了，本来是要承担和解救世界的苦难，结果则是增加了苦难，狂热和盲信者参与了镇压民主和大屠杀，只有在这时人们才发觉事情不对，但为时已晚。
对于哈维尔来说，他的信念出自自身的力量，出自对生命意义的理解，而不是出自传统的乐观主义，即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廉价的乐观主义者可以被一个外在的偶然事情推入悲观的深渊，他们总是在热情澎湃与虚无主义之间循环。哈维尔认为，他比大多数人更少幻想，因为他有信念，他不是对胜利抱有信心，而是相信生活。他不在乎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只对事情是否有意义和有什么意义感兴趣，他认为，沉默地、始终不渝地支持自己的立场，比高声喧哗又很快放弃要好得多。
荒谬感
哈维尔被人们认为是荒诞派戏剧家，当有人问到他的荒谬感和戏剧创作的关系时，他回答说，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他强调意义与荒谬的互补性：荒谬即缺乏意义，这种感受愈深，对意义的追求就会愈积极；没有同荒谬的经验作殊死搏斗，就没有要追求的东西；没有对于意义的内心深处的渴求，就会被无意义所伤害。
哈维尔曾经深入地谈起自己对于荒谬的体验：“人们可能以多种方式体验到荒谬：通过个人的自省，或通过交谈；它可能是一阵强烈而短暂的情绪，也可能是人一生中深刻的、主导性的情感。虽然不能说荒谬感是我最强烈、最深刻和最基本的感情，但我觉得自己一直有看到世界荒谬一面的强化倾向，因此我可能比别人对这种情绪更为敏感。”“在我的理解中，荒谬感决不是对生命的意义失去信念的表现，恰恰相反，只有那些渴求意义的人，那些把意义当作自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体验到缺乏意义是痛苦的，更准确地说，只有他们才能领悟到这一点，在令人痛苦的意义缺失状态，它反而比在其理所当然、无可置疑存在时更真切地呈现出来，就像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身体好一样。我认为，真正的无意义和真正的无信念表现得不大一样，后者表现为冷漠、无情、自暴自弃，把存在降低到植物水平。换句话说，体验荒谬与体验意义密不可分，只有荒谬是意义的另外一面，就像意义是荒谬的另外一面一样。”
由此看来，对于荒谬，哈维尔这位荒诞派戏剧家和某些中国小说家的理解大不相同，对他而言，荒谬是令人痛苦、焦虑、理不当此的事，对某些中国作家而言，荒谬是世界的常态，是免去人的责任、令人宽慰的事，对哈维尔而言，荒谬和意义之间是一种既分又合、相离相依的辩证关系，而在某些中国小说家笔下，二者的关系不过是有你无我、相互否定。
哈维尔下面的话更能证明上面对他的理解：“荒谬是这样的体验，某种东西有意义、应该有意义或本来能够有意义，即它本质上是人性的，但它却全然没有意义，或丧失了意义。因此，荒谬是体验到与存在脱离接触，体验到赋予意义的力量的瓦解，体验到一种人性，它发现它欺骗了自己，‘迷失了方向’——正因为如此，它回归自己正确的道路：意识到意义的缺失，渴望意义自己再次出现……荒谬是体验到面对存在之‘我’与屈服于现世存在之‘我’的对照，是体验到孤独之人与他自身的对照……在荒谬中，世界的异化并不是必需的，我们并没有被‘先在地’抛入荒谬中，相反，荒谬是这样的东西，它并不已然存在，而我们将自己抛入其中。难道这不正是真正的荒谬开始之处？”
因为持有上述见解，哈维尔主张，不能把荒谬当成先天消极，甚至应当严加斥责的东西，在某些地方，荒谬的体验可以推动事物前进。在许多情况下，正是这种对于世界的疏离和异化的感觉，这种抛弃了旧有的俗套体验的感觉，打开了新鲜、锐利而有洞察力的眼界，这独具一格的眼界使我们直面真理，并通过它的怀疑能力衡量出意义的真实份量。
生活在谎言还是真实中
哈维尔并不生活在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中，他关注现实，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与一般政治家或政治活动家不同，他从精神层面看待政治，以道德的标准评判社会和政治生活，他斗争的目的是人性的回归。
1968年，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国部队突然袭击，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扼杀，推行改革的总书记杜布切克被掳掠，然后靠边。靠坦克维持的苏式政权大搞清洗和逮捕，然后推行“正常化”。表面安定的局面有了，人们噤若寒蝉，但这死水一潭的局面对整个民族意味着什么呢？
1975年4月，哈维尔写下了致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揭示安定掩盖下的危机和全民族付出的道德代价。哈维尔在信中说，如果只看日常生活的表面，只从统计数字和官方报告来衡量，国家成功地获得了安定，但如果从社会的道德与精神复兴，人性和自由的扩展，人的尊严的提高这种角度看，社会并不是安定的，而是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因为人民对政府的服从、社会表面的团结，根源只是人们的恐惧。他们重复自己并不相信的话，做自己并不情愿的事，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有生存的压力，在本质上都很脆弱，容易受到损害，都有可失去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感到担忧和恐惧。
与恐惧相联系的是善恶观的沦丧和言不由衷。“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工作人员上上下下都在搞腐败，他们随时随地敢于公开收受贿赂，寡廉鲜耻地为一己之私利和贪欲行事，这种情况在最近10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当局的比任何时候都少，但虚伪之徒的人数却在稳步上升，以至于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变得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有人把这当成’群众投入政治’的例证，现代的‘正常’行为的概念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这个概念实质上是极可悲的。”
哈维尔指出，人们愈是彻底放弃全面改革的希望，不再对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感兴趣，放弃“向外”发挥影响的机会，他们就愈加把精力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大练“内功”，把心思用在家庭、居室方面。他们装修住宅、购别墅、买小车，他们满意地享受着选购这种牌子或那种牌子的洗衣机、电冰箱的自由，而没有分享经济决策、参与政治生活和发挥才智的自由。人们把真实生活的无可奈何的替代方式当成人性的生活。当权者对待这些只能自保的生物采用的手段是有效的，他们选择了最不费力的路，但完全忽视了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人格的粗暴践踏和对尊严的无情阉割。
哈维尔尖锐地指出，秩序建立了，但代价是精神的麻木、心灵的寂灭，表面的安定取得了，但代价是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危机。人们匆匆放弃昨天还拒绝放弃的立场，社会良知昨天还认为不好的事，今天便被理解，明天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后天就成了楷模。在最近几年，对于什么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人们的评价不同了，社会的道德态度变了，这种变化比想像的更为严重，因为人们日趋麻木，对麻木的自知力也在下降。“诚然，国家有安定的局面。但难道你不会说，它安定得像停尸房或墓地？”
在《无权势者的权力》一文中，哈维尔用“后极权主义”来指称他所在的制度，“后极权”并不表示不极权，而是说它与古典的极权方式有所不同。其特点之一是，这个制度起源于一个社会运动，它宣称对于历史发展和社会矛盾有“正确认识”。简言之，后极权主义十分依靠意识形态，它的原则是将权力中心等于真理的中心。“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哈维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后极权制度的出现和存在，并非历史的错误，而在于现代人性中，明显地有使得这个制度产生，至少是容忍这个制度的倾向。“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人们作为人失败了的见证。”
哈维尔主张反抗谎言，应付人性和道德危机的方式，就要鼓起勇气真实地生活。这是要重新承担责任，从自身条件出发，不放过每一个自由表达生命的机会，不指望今天的牺牲能带来明日的收获，人们只能管耕耘，而不能问收获。
道德与政治
苏联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压，毒化了社会生活的空气，使人精神退化、心灵萎缩。哈维尔认为，社会和民族面临的不仅是政治危机，也是道德危机。随后爆发的“七七宪章运动”——哈维尔是其主要的领导者——目的不是要为危机求得政治解决，而是要表明一种道德立场。他强调，运动不是出自理智的计算，而是受良心驱使。这是公民对道德堕落真心实意的反应，坚持要凭自己的良心行事，反抗压力，冲破个人利益和恐惧的约束，重新像一个人那样挺起腰来。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那些剥夺了言论和行动自由的人，正在抬起头来、拒绝谎言、勇敢地行动，力图行使做一个负责任的人的权利，恢复人的尊严和身份。
为什么这场运动的目标不是政权？哈维尔回答说，权力从来不会独自存在，它支配人也来源于这些人。他说，我们这个社会的权力运作，并不简单地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另一些人，每个人都被迫成为权力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因此常常很难指出谁要为政权的所作所为负责。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想践踏下属。专制制度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当然，在参与和协助的同时，人们也有反叛之心。
在哈维尔看来，“七七宪章”运动的特色是公民意识的再生，是公民良知和自觉的苏醒。没有公民就没有政治，政治不能刷新公民操守，相反，公民操守是政治的前提。这就像建房不能从屋顶开始，只能从地基造起一样，宪章运动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由和权利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侵害，这意味着全体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威胁，如果一个社会人们因冷漠而孤立，对身边发生的剥夺与迫害漠不关心，那么任何人都休想从压制中解放出来。
哈维尔申明，他所参与和领导的运动是要影响社会，而不是权力结构，它要向社会隐蔽的领域发出呼吁，指出人和社会的出路是生活在真实中。他把自己所欲达到的深刻变革称为“存在的革命”，它应为社会和道德重建提供希望，这意味着要完全更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成一种任何政治秩序都无法代替的“人性秩序”。
在这个制度之下，各种组织结构将由新的精神即人性因素发展起来，而非出于形成特定的政治关系和保证，问题是要复兴诸如信任、开放、责任、团结、爱等价值。他表示，他只相信那些目的不是在技术方面行使权力，而是追求行使权力的意义结构，它们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对于某些共同体的重要性具有的感情，而不是对向外扩张具有共同的野心。这些结构是开放、动态、小型的，完成目的之后就会自行消失，不应该建基于悠久而空洞的传统，不是为形成组织所作的战略性结盟。只有以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充分存在为基础，才能保证极权主义不会在不知不觉中蔓延。这些结构应该作为真正的社会自控组织的产物从下面自然地发展出来，它们应该同产生了自己的真实需要不断对话，以获得生命力，一旦这些需要不再存在，这些结构也要消亡。
当哈维尔发表上述见解时，他是被体制排斥的知识分子。若干年后，他还能不能坚持以前的道德理想呢？他是在竭力做到这一点，在一篇为《政治、道德与教养》的文章中，他说：“我有责任再三强调所有政治的道德根源，重申道德价值与标准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包括经济活动中的意义。”他批驳只用暴力革命和政权转移来解释历史的观点，说前政权是被生命、思想和人类尊严推翻的，“有人仍然宣称，政治主要是操纵权力和舆论，道德在其中无容身之地，这样说的人根本不对。政治阴谋其实不是政治……一个也许参与搞阴谋轻易当上总理，但他的成功也就是到此为止；人要使世界变得更好，不能靠搞阴谋……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名称，我唯一愿意投身的政治——就是服务于周围的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后代，政治最深的根基是道德……”
他在谈到自己从政后的体验时说：“尽管我每天都面对政治烦恼，但我仍然深信政治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不光彩的事。要说不光彩的话，那也是不光彩的人弄的。我得承认，比起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政治更能诱使人做出不光彩的事，因此它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要说政治家必须撒谎或搞阴谋诡计，那是完全不对的，有人散布这种说法是想打消别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
哈维尔坚信，“如果我们不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国家，我们决不能建立于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如果不以某种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为基础，最好的法律和设想得最好的民主机制也不能在自身之内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权……没有共同拥有和广泛确立的道德价值和责任，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行。”
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
政治的巨大变化把哈维尔推上了重要位置，他执政期间，捷克的经济体制缓慢地、相对于其他国家较为稳妥地由计划和中央集权型转变为以市型为主的多元经济。最令人注目的地方是，这个国家的体制转轨在社会公正方面引起的问题是最小的。这当然是全体人民和经济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哈维尔的有关思想和言论，也是这个较平稳地发生根本变化的过程的一面镜子。
发表于1991年的“我相信什么”中，哈维尔从原则上阐明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和旧体制的弊病。他说，虽然他一直有社会主义倾向，但他知道唯一行得通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这是唯一自然的、可以导致繁荣的经济，因为只有它反映了生活自身的性质，生活的本质具有无限的、不可捉摸的多样性，因此它不能被任何集中性质的智力所包容和计划。企图把所有经济产体联合起来，置于国家这个唯一的超级所有者的权威之下，使全部经济生活听命于中央(它自以为比生活本身还要高明)的声音，这是企图反对生活本身，这是现代人僭妄的极端表现，他以为自己对世界有透彻的了解，处于创造的顶峰，因此能够支配全世界，他不知道自然、宇宙和存在和秩序是无限复杂的结构，他自己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旧体制之下的经济产生于一种狂妄自大的、乌托邦的理性，它使自己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当这种乌托邦理性付诸实施时，它肃清一切与之不合的东西。与这种崩溃的中央经济历史现象相伴生的，是言论审查、恐怖和集中营。
哈维尔说，虽然市场经济对人像空气一样自然和不言而喻，但他担忧并认为危险的，是某些人的思想方式，他们把改革的某些方面变成意识形态，变成偏狭的教条和狂热。有些人疯狂相信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把市场和道德看成互相排斥的东西，有些人从左倾意识形态狂热一下子变为右倾意识形态狂热，有人像当年拥护革命口号“一切权力归共产主义者”那样，利用现在的权位化公为私。
哈维尔也清楚地看到，社会转型期产生的错综复杂的问题，有许多是旧体积制遗留下来的，有不少人仍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为在前几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自然的市场经济机制被人为地中断，因此，现在发育中的市场经济的问题，不能纯然靠它自身求得解决。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还应当起到巨大的作用，简单说来，它的主要责任有以下三方面：一、制定游戏规则”的框架；二、作出宏观决定；三、制定具体的日常经济政策。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国家的经济领域的作用会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