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書生論政不回頭

黑暗隧道。戴耀廷這樣形容佔領之後的6個多月裏,自己的狀態。

「我是要走出這個黑暗隧道,才能說出自己曾經在裏面。」他說,「周圍是一個黑暗環境時,你說不出自己在哪裏,當你走到差不多,看見遠處的光,直到走了出來,才能把自己經歷了什麼講出來。」

沒有人會否認,這場深刻改寫了香港歷史的佔領運動,推動它的第一根手指,來自書生戴耀廷。

香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60年代生人,戴耀廷性格溫吞,一直安於研究憲政、教書著述,在外圍參與溫和民主運動。沒想到他在2013年頭寫的一篇報紙專欄,把自己推到了「改寫歷史」的位置。

戴耀廷在專欄裏說,在爭取真普選的「最後時刻」,要有「包括意見領袖在內」的「一萬人以上」,「違法」、「非暴力」、「長期」地「佔領中環要道」,「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政府改變立場」;行動者如果被捕,不抗辯,甘願坐牢,是為「公民抗命」、「以法達義」。

「公民抗命」的大膽提法引起的輿論風暴,遠遠超過了戴耀廷的預期。他有點懵,在兩個星期後的又一篇專欄中為自己提出這個計劃而「致歉」,又坦言自己是學者,不懂搞運動,希望有「具公信力和組織力的領袖帶領這個運動」,而不是自己。

但走上門來的記者,問題步步緊逼:怎麼「佔領」?誰來領導?戴耀廷被逼出了這樣的答案:理想的領袖應該德高望重,可以縮小民主派內部的分歧,又不要太有明星光環,以免參加者激情多於理性,「比如朱耀明牧師、陳健民教授都是理想人選。」

佔中三子,包括戴耀廷本人在內,就此在全無準備的狀態下,被推上歷史舞台。

在此後的很多次訪問中,戴耀廷都坦承,這不是一個自己喜歡的角色。一個月前接受端傳媒採訪雨傘週年專題時,他更精確指出,對自己在佔領中的角色,「在928前有部分喜歡,部分不喜歡;但在928後就一定不喜歡。」

「我這種人怎麼能做摩西呢?」
戴耀廷「不喜歡」的角色,簡單來說,就是當一個群眾運動的領袖。

「和平佔中到尾段的時候,黃浩銘整天逼我去做摩西,我說我這種人怎麼能做摩西呢?」在港大梁銶琚樓15樓的咖啡廳,戴耀廷面向落地玻璃窗外,維港海景與中聯辦大樓,回憶起去年的佔領日子。那時他一度被賦予像13世紀帶領希伯來人逃出古埃及的民族領袖摩西的重責。

「佔中」原本按部就班。在劇本裏,戴耀廷主要搞「商討日」,佔領一旦啟動,場地總指揮則轉作陳健民。

他們排練過多次:「我們已經分好區,每個區有區長,有20個糾察跟着陳健民,完全是一個under control(受控制)的處境。然後我們set好咪(安裝麥克風),所有人都聽到我們的聲音。那就是我們能夠控制的範圍。而且也是預計佔領周六日兩天而已。」按照這個計劃,戴耀廷說,他們準備的人手最多可以從遮打道覆蓋到匯豐銀行。

「我們只能去那麼多地方,我們的糾察隊只能走那麼遠,開會的時候我們說,如果人多怎麼辦?但他們說不會的,不用擔心那麼多。」

「佔中」劇本醞釀了一年半時間,一直到計劃啟動的一週之前,情勢突然逆轉。

2014年9月26日深夜,學生衝入公民廣場,數千市民前往聲援, 警察出動胡椒噴霧 —— 風雲突變,實質上的「佔領」已經在立法會外開始了。而依照劇本的「佔中」立時尷尬起來。 儘管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後來趕到衝突現場,並宣布「提前佔中」,但民意已經悄悄轉向了。

「當我們宣布啟動之後,現場的即時反彈讓我們很詫異。我們知道整個局面已經不是我們想像中那樣了。」戴耀廷回憶。他說到9月28日早上,現場的人不多,「我們反而覺得很輕鬆……我就覺得快點搞定它,正好只有千幾人,那我們預着(準備好)有人留下被捕,有人離開,沒關係的。」

他坦率地說,自己從頭到尾對做運動領袖這件事,都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迫於形勢宣佈提前啟動佔中,立刻覺得陷入被動。「有一段時間很興奮,(9月28日)下午非常多人回來,人群衝出馬路……但之後出了催淚彈,就知道問題很複雜了……」

9月28日晚上警方施放87顆催淚彈,把運動推向了一個沒有人預料到的方向:雨傘運動正式拉開帷幕,持續了整整79天。

回憶起那一晚,戴耀廷只覺得緊張,「很快叫大家走,但在那個時刻又走不了」。「到後面幾天,不斷有橡膠子彈的傳聞,我們,尤其是朱牧師很緊張。」他坦承,六四事件對他們這一代人影響太大,所以「大家平安回家」變成他們對運動的首要考慮點。

「怎樣的leadership(領導)才能夠令人覺得運動能讓人們平安回家呢?」戴耀廷自問自答:「學生運動。」在此情況下,他覺得,三子也是主動放棄了leadership:「相比一班政治上比較複雜的人,像我們三子去做領袖,學生運動,中央有較大機會不用更高度武力處理問題。」

他承認,無論是提前佔中後遭遇的民意反彈,還是學生運動代替佔中運動的策略考量,又或是單純因為他們身體不好,扛不住這麼漫長的一場運動,再加上潛意識裏本來就不想做領袖 —— 總之,當運動的命名由「佔中」轉向「雨傘」開始,戴耀廷就無法、也不必做「摩西」了。

「我可以想像如果是施明德在場,他就一定做摩西。但很不幸一個書生來做這種事是做不到的。」戴耀廷說。

「你要買我支豉油,就要搭埋我支蠔油」
不喜歡做摩西,那回到最初,搞佔中,還搞這麼大,是要做什麼?

在過去兩年與戴耀廷的數次訪問中,最讓戴耀廷談起來兩眼放光、神采奕奕的話題,總是「商討」。而在佔領運動結束一年後的今天,他反覆講起的最遺憾之事,則是「廣場公投」。

這兩者本質上是一回事:不求一個明確結果,而是一套民主程序。

戴耀廷說,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建立一個能夠整合所有群眾的大台,不是指令式的,而是一個所有人共同決策的平台」,至於這個「大台」所能爭取到的成敗,他在意,但不強求。

「民主一定要透過一個本身民主的民主運動來爭取。」他說,「香港民主運動要建立更強的民主精神。」

戴耀廷有滿肚子的理論想要實驗。美國學者Bruce Ackerman和James Fishkin提出的「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機制,被他用在了佔中籌備的階段。

兩位美國學者所針對的問題是,在不少現行的民主體制中,公民對於重要的公共議題通常缺乏全面瞭解,只憑借對政客的大致印象投票,以致選舉很容易被媒體宣傳左右。他們引入民主協商的環節,設計一整套嚴格的商討方法,令參與者在獲得均衡全面資訊的基礎上討論議題,從而形成經過深思熟慮的民意,並將這種改善後的民主形式稱爲deliberative democracy(商討式民主)。

戴耀廷把這套方法搬來香港。他用火爆的話題(「佔中」)吸引支持者,希望引導大家進入對即將到來的政改議題的深入討論:要什麼樣的普選?如果沒有普選,要不要佔中?要怎樣佔中?什麼樣的方案才令你不需要佔中?

在漫長的佔領中環籌備期,他硬是搞出了3次商討日(D-Day)和一次全民投票。商討日都嚴格按照審議民主的商討規則去進行;全民投票則應用了香港大學民意研究中心的電子投票工具。

「其實由佔中開始大部分人都不是很buy(認同)我,不過是硬撐的。因為基本上從佔中開始就被我壟斷了話語權。我經常說『你要買我支豉油,就要搭埋我支蠔油買,一個package(一套)』,佔領中環必須要搭配商討日和全民投票,否則就都沒有了。」他自嘲地笑笑:「如果給他們重頭選,應該會說不要搞,說賣豉油就豉油,佔領中環就佔領中環,搞什麼商討日、全民投票呢。」

現在回頭想來,戴耀廷覺得不足的地方,不是懷疑D-Day的效果,而是覺得搞得還不夠。他覺得理念可以再推到極致,在D-Day123之前,增加D-Day 0。

「零就是沒有任何東西,由下而上,由無開始討論。」他覺得這樣大家便不會被「佔領中環」四個字箍住,「譬如可以講民間投票、民間特首、憲章運動等;甚至大家討論覺得不用做,那就不需要做。這就是D-Day 0 的過程。」

「在民主運動裏面不夠民主,往往是因為大家面對不了結局。」

戴耀廷回憶,當年搞商討日,團隊裏也有希望可以在前期踢走「公民提名」方案,「因為大家面對不了公民提名方案可能會贏的局面(中央不會接受),不想面對風險,這和中共不想民主派在候選中贏出是一樣的,心態是很近似的。」他說那一關,他們守住了,「最後的結局是我們都不喜歡的結局,連一個温和方案都無法得出」,但他們接受,因為這是民主的過程決定。

未盡的理想:廣場公投
而廣場公投,則把這種「民主」考驗推到更極端的狀況。

在佔領運動期間,學生與三子的終極分裂,源於廣場公投。在運動後期,學生代表與政府官員的對話沒有結果,運動陷入僵局。戴耀廷提出要搞廣場投票,由所有運動參與者決定這場運動的去留。但遭到包括陳健民在內的幾乎所有參與團體的反對。廣場投票不了了之,三子自行退場。

反對的聲音不外乎兩種:想要退場的人,認為在廣場上搞投票,多半會得出「繼續佔領」的結論,因為不想佔領的人早已經用腳投了票;而廣場沒有邊界,不想退場的人,覺得假如那些運動的反對者、不堅定的支持者回來投票,就會搞垮整個運動,因此也拒絕投票。

儘管沒有成功,一年後回頭想來,戴耀廷還是覺得這是他最想做的事。

「廣場投票的本質是會扭轉廣場政治的特性。廣場政治的特性就是『留的人留,走的人走』,所以永遠留在這裏的人是不想走的,這永遠無法扭轉廣場政治的問題。但一個運動不應該被廣場綁死,因為運動的支持者是包括來過但走了的,包括那些不睡在這裏但每天都不放心要來看看的人,他們去留的決定就跟留在帳篷的人不一樣。廣場投票,是讓所有支持者一起去決定事情走向,最後各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在道德上共同背負決定。」戴耀廷這樣闡述自己的理念。

「說群眾的人,其實真的有多信任群眾呢?你是信任你自己的群眾,還是信任所有的群眾?真的信任群眾,就拿出來(投票),大家要繼續就繼續,要離開就離開,這才是真正信任群眾。」

在一場運動裏,他希望人們通過「商討」凝聚理性,通過投票民主表決,甚至到了最激進的「廣場」,他也希望引入商討和投票的機制,共議進退,令廣場政治溫和化,避免導向衝突和悲劇。這些,每一個聽到的人都忍不住要問他,會不會太理想化了?

「我明白這種政治理想在香港能夠實現是困難的。」他有些自嘲地笑笑,並承認在世界也沒有先例,但有時又樂觀地覺得,「如果有先見之明,提前兩年準備好,一個完整的廣場公投計畫放進去,現場的問題就可以解決得到!」

「但這是很挑戰人性吧?」記者忍不住問。

「是,爭取民主的人也不敢去面對投票的風險。」戴耀廷誠懇地回答。

「Deliberate Democracy面對的最大批評就是,人是做不到的,要求太高了。但我覺得應該對人性有多點信心。這個模式可能到尾都實踐不完,但做得了多少就做多少,能make it better(讓世界好一點),比現在世界少點不公義。」

「可能,我就是一個發夢、理想的人, 所以我帶着一個理念向前衝。」他又呵呵一笑。

黑暗小屋
戴耀廷沒有等到雨傘運動清場。他和陳健民、朱耀明10月就告別廣場,12月3日前往警局自首,希望履行公民抗命的責任,按照計劃,完成自己的使命。

黑暗,自那時如期而至。「整個黑暗隧道就是接不接受失敗這件事,我一路在掙扎,承認失敗,面對失敗,但還是不知道怎麼走下去。」

2015年3月,戴耀廷在英國劍橋大學訪問,雨水不斷,在陰冷的房間裏,戴耀廷說自己每天「躲在房間,像自閉一樣寫東西」。寫的還是論文,幾萬字的英文論文,交代佔領中環的前前後後,展望香港民主運動的未來。

「寫這類文章鬱結感特別強烈,要一直想到以後30年。這過程裏也忍不住會不斷質疑自己,當初為什麼搞這麼多事出來?未來怎麼辦呢?」

直到9月,與端傳媒訪問時,戴耀廷仍說:「有時候以為自己走出來了,你似乎見到亮光的地方,但是要走到那個地方還是很遙遠。正如民主運動,現在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做才好。」

他說他不會再回到那個讓自己痛苦的“Leader”角色,而更願意做一個 “BridgeMaker”。

「我們現在有很多個島,我們需要駁橋,我不是唯一一個造橋者,也不應是唯一一個造橋者。島和島相連需要很多橋,大家一齊去做,回應一個decentralized(權力分散) 了的民主運動。再沒有單一的大台,大家由下而上地,去facilitate(促成)整件事。 商討最重要的概念就是facilitation……」

所有的談話,戴耀廷都會以審議民主的核心理念貫穿始終。講起商討,facilitate,傍晚的咖啡廳裏,他眼中又閃着光。

转自: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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