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双十一这一天，你和那些沉溺于网购的剁手党提起蔡松坡与刘仲敬的名字，他们一定感到莫名其妙：“这与我何干？”即使你告诉他们就在前两天，11月8日是蔡锷将军（字松坡）（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的祭日。今年蔡将军祭日的第二天，也就是蔡将军去世 102年后的2018年11月9日，中国著名学者刘仲敬在美国宣布成立“大蜀民国”（拟在四川建立），自任临时大总统，旨在恢复历史曾经的“诸夏邦国”。剁手党听了这些也会一头雾水。发现历史与现实及其与个人之间的联系，并非易事。
不知从何时起，“大一统”成了许多人甚至一些民主人士的“政治正确”。他们忘了古人都明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理，中国几千年历史并不都是大一统，而且一些大一统的王朝内部也不乏相对自治的封国或诸侯等地方势力。大一统未必天下太平，而远至春秋战国、近至北洋时期，社会却充满活力。
现代意义的国家是近代才产生的，首先源于民族意识的形成与觉醒，无论何种政体的国家，都是历史与传统的结果。国家崇拜是近代以来渐成的一种现代迷信。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公开宣告“工人没有祖国”，共产党的党歌《国际歌》也将“英特纳雄耐尔”（共产主义）作为实现人类大同的理想。五四运动时期的学者和运动亲历者都反对将“国家”偶像化。1917年胡适在《藏晖室札记》中说：“爱国是件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 “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在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的文章中提出“国家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恽代英更激进地说：“国家是离间人与人的恶魔”。（《论社会主义》，《少年中国》第2卷第5号，1920年11月）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回忆，1918年北京高校一部分学生组织了一个团体，最初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因许多学生认为“爱国”是落后思想，于是更名为“学生救国会”。（《五四运动在北京》，《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全球化的趋势，国家的许多功能将逐渐被社会和国际组织所替代，未来国家将不再仅以民族认同为基础，而是类似美国这样的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的人们的共同体。
所以，国家是历史的产物，并没有什么神圣可言，不能当作崇拜的偶像并加以利用。正确的国家观应当是：国家是为了保护国民的人权而立的，国家的合法性来自国民，国家的主体是国民而不是政府。国家力量太弱当然无法维护社会秩序并保护国民，但国家力量太强，不受制约，难免会异化为奴役国民的“利维坦”（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语）。
接下来，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国家的统一与独立这一话题，既然国为民存，人权高于主权，那么国民的福祉就是第一位的。国家的统一与独立是动态的，如同一个大家族过日子，愿意集体生活就一个锅里吃饭，有人不愿意可以分家，另起炉灶，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只要彼此和平共处、幸福安康就行。当年，蔡锷将军宣布云南独立，脱离清廷统治，这没有错。针对袁世凯称帝，蔡将军起义护国，同样正确。就连毛泽东1920年也曾在《大公报》多次撰文，在《湖南人民的自决》、《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反对统一》等文中倡导“湖南独立”，他说：“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最好分为二十七国。”那时的言论环境并没有人骂他是“汉奸”，定他“煽颠罪”、“分裂罪”。
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它的宣言上就说:“中国的少数民族都可以脱离中国加入世界上某个先进的民主联邦”。这就是前苏联。1925年李大钊在莫斯科发表讲话时说:“我们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我们赞成苏联在外蒙古驻兵”。外蒙古就是被共产党苏联策反和侵占才‘独立’了的。1928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了一个会，正式把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的“三大主张”提了出来，就是:“台湾民主、台湾革命、台湾独立。”台独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6次代表大会，又发表了一个宣言说:“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地区，如果不能脱离中国，中国就永远不能统一。”“九·一八”两个月后，国难当头，在苏联的国庆节――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并且在所发布的“宪法”第14条明确地说:“中国境内所有的少数民族和地区，都有脱离中国、重建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力”。由于日本的镇压，共产革命的台独没有形成气候，可是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湾出现了一股台独，目的就是要配合中共“解放”台湾，这股台独就叫‘社会主义台独’。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在1996年、1999年两次发表谈话“挺扁”时都说:“我们早期台独人士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跟共产党才最接近……。”70年代在海外，台独势力的主要资源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海外台独的主要领袖人物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断地回大陆受训。
今天，以辛灏年为代表的“民国派”提出“驱逐马列、恢复中华”，志在推翻专制，自上而下地进行政体变革，实现民主宪政。还有类似刘仲敬这样的人，志在维权，脱离专制，自下而上地争取自由。这两条道路完全可以探讨和竞争，统一与独立并不是评判的标准，而是实现人民福祉的不同途径，关键是看统一与独立的结果。
人类已经进入现代文明，国家或统或独，无论成功与否，完全可以采取“公投”的方式和平解决，这方面有许多案例。成功的有：1999年东帝汶通过公投从印尼独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爱沙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摩尔多瓦、立陶宛、南奥塞梯等通过公投独立；原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解体后，黑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科索沃、波黑等通过公投独立。通过公投而解体“分家”的有瑞典与挪威、捷克与斯洛伐克。而更早通过公投独立的还有：冰岛、柬埔寨、利比里亚、几内亚、阿尔及利亚、马耳他、加纳、津巴布韦、吉布提、萨摩亚、密克罗尼西亚等。另外，新加坡1963年脱离英国，与马来西亚合并，1965年又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没有成功的独立公投有：2014年英国的苏格兰独立公投（2017年苏格兰再次提出举行独立公投的请求），2008年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独立公投，1980年和1995年加拿大魁北克的独立公投，1973年英国的北爱尔兰独立公投……
从目前中国的条件看，虽然和平公投暂时难以实现，但继红色帝国边缘出现“台独”、“疆独”、“藏独”甚至“港独”之后，刘仲敬的“大蜀民国”以及与之呼应的如“闽越国独立运动”、“楚国独立运动”、“大宛国独立运动”、“幽燕独立运动”、“赣国独立运动”、“晋兰独立运动”等，目前虽然暂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无形中给帝国增加了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拓宽了人们的政治想象力，正如《诸夏自由同盟宣言》所言：“我们反对古往今来在这片土地上出现过的、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一切大一统帝国，同时我们反对全世界一切共产主义组织和国家。”“我们要求这个帝国解体，把它所吞噬的各个邦国全都吐出来。……我们要解体就是要拆毁他们的奴役机器，把被奴役的人民从牺牲品和帮凶的处境中解放出来。”“我们要求解体这个帝国，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求帝国解体之后，在东亚大陆永久性地建立起自由、公正的多个邦国组成的多国体系，而不是一系列缩小版的支那帝国……”
2018年11月13日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