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我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纪念（上）

中国学者、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教授被禁止出境参加学术会议，他在社交媒体上感慨：”记得2008年我到芝加哥大学参加科斯发起的改革开放30年研讨会，觉得改革已大功告成；这次我到哈佛大学参加改革开放40年的研讨活动，却被告知我参加研讨会会’危害国家安全’，不让出境。恍如隔世。 ”

“恍如隔世”，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的感慨。十年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大功告成，或者成功在即，或者即便长路漫漫，但前景可期者，不独盛洪教授一人，而是世界学术和舆论的主流观点。近年来，从知名学者、智库到媒体都开始醒悟：在很多方面，中国道路与国际期待南辕北辙。于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纪念主题在西方变成了：对中国的期待到底错在哪里？

盛洪教授的感慨也引出我的个人回忆。作为一个经历和观察这几十年”改革开放”历史的媒体人和时事写作者，每到”整十”纪念日，都会或主动或被动地写一些文章。

一方面肯定改革开放是国际国内进步舆论，一方面讴歌赞颂也是媒体的政治任务，所以中国媒体上发表的大多此类文章都豪情满怀地抚今追昔，展望未来。

回顾自己留下的观察和思考，不得不说，我并没有”恍如隔世”的感慨。尽管我发表出来的文字也被涂抹上一些赞颂的色彩，但是，基于”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的长期信念，我不仅从未像众多学者和媒体人那样对新政权抱持过幻想，而且从更早之前就坚持不懈地表达疑虑。

“改革开放”是一个宏大叙事，集体畅想。从一开始，我就呼吁个人立场，鼓吹坚持个人价值，记录个体历史，警惕时代洪流的挟裹。因此，我要再次以个人的经历回顾一下几个”纪念日”的思考，作为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小小的纪念。

“二十年前的十二月十八日”

199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彼时我在久负盛名的《南方周末》工作。我们决定在12月28日出版纪念专题，因为1978年的这一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开幕，被认为是历史转折的标志性事件。不过，编辑部谨慎地避开了”改革开放”这个得到国际认证的官方话语，把专题取名为”纪念思想解放二十周年”–思想解放是历史事实，改革开放则真伪并存。

我接到的任务，是写一篇在头版发表的纪念文章。当时的《南方周末》，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自由民主的吹鼓手，影响力一呼百应。同事和读者对我的期待，应该是以编辑部名义写出一篇纵横捭阖、大气磅礴的社论，俯仰天地，臧否古今。读完大量资料，做了众多采访之后，我交出了一篇看上去有些奇怪的文字，也就是发表于当期头版社论位置的《二十年前的十二月十八日》。

在这篇文章中，我尽可能平淡地记录了1978年12月28日这一天全国各地的个体日常生活：” 晚上，中国青年报思想评论部编辑马立诚和几个朋友聚在一人家里吃饭，其中一个朋友的妻子因天安门事件（也称四五运动）被捕。……他还记得当晚餐桌上必少不了熬白菜，而啤酒根本买不到，但没有人在意，聚会直到夜里１点才散”，”京西宾馆开会时，50岁的杨奔有所风闻，但仍然兢兢业业地操着他的顶上功夫（注：理发），小孩０•２５元，光头０•３０元，其余０•３５元”，一位厂校教师在日记中记下了当天的伙食：”早餐，水泡饭、咸菜；中午，白菜、豆腐；晚上，鸡蛋炒酸黄瓜。”我试图通过日常生活描述出当时的民众对于变革的渴望，以及黑幕政治下个体命运的无助。

这篇奇怪的文章在读者和同行中得到较大的反响，很多人读懂了它的主题：”人们从来没有这样真切地关心过个人的命运”。

“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

一晃又是十年。2008年，不仅盛洪教授参加的芝加哥大学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认为改革成功，当时的国际主流舆论也都认为中国加入国际民主自由俱乐部又上台阶，标志就是北京主办奥运会，承诺遵守包括进一步开放新闻采访权等在内的更多国际规则，俨然”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北京奥运会主题口号），势必”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北京奥运会主题歌《北京欢迎您》）。

那一年，我被邀请同时为几家有影响力的报纸，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为自己担任常务副总编的《南都周刊》撰写新年献辞或”改革开放纪念特刊”社论，并另外为《青年记者》、《新闻晨报》及港台媒体撰写了若干纪念文章，做了几场纪念演讲。所有的主题，都如我为《南方周末》撰写的当年新年献辞的原标题：”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或”大时代中不能没有你自己”，谨惕被危险的民族主义话语席卷。

我这样开头：

“帷幕徐启，灯火璀璨，在二○○八年的世界舞台上，中国已然站在中央。

“闸门洞开，浪涛汹涌，在历史洪流的席卷之下，你在哪里？”

这样结尾：

“无论你是何种角色，都不要被历史的大潮淹没，或者冲刷去你的独立存在。

“至少你要在大时代中做个坚强的小人物，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

2008年12月18日，我为《南方都市报》撰写了社论，原题为”纪念不惟赞美，得失均须反思”，呼吁”把赞美留给过去，用反思引导未来”，期待读者在大时代话语中关注个人历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三十年”，”每一束光芒都动人心魄，每一个三十年都值得纪念”。

当年的《南都周刊》的三十年纪念特刊，我则策划了一组报道，直接叫了”三十年个人进化论”，我在主编寄语中写道：

“有人在历史中看见别人，有人在历史中发现自己。”

我在网易做的一个演讲题目是：个人的改革开放史。

与”改革开放”体制合作的终结

尽管大多数共事的同行都理解和赞同我的观点，但是我的文章在发表的时候，都经历了若干修改和审查，以躲避来自宣传部门的责难和惩罚。比如，2008年《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辞的标题，变成了”愿自由开放的旗帜高高飘扬”。内容里尽管也有：

“变局之中，泥沙俱下。有些目标甚至越来越远了，有些方向越来越模糊。

如果要问究根由，乃个体之还不够解放，思想之还不够自由。”

但也被编辑加进了这样的话：

“耳边隐约传来那个老人的声音：’你们要冲出一条血路来！'”

这是一个游戏：要么在巧妙的包装中说一点点，要么什么都不能说。我们的想法是：基于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个人的一点点声誉，面对专制社会中已经习惯于寻章摘句挖掘深意的读者，期图在允许发表的范围内尽可能表达自己的关注和焦虑。

这种委曲求全、微言大义式的写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和很多同行不同的是，我从来都为此感到耻辱。在作为时事评论人个人声誉在国内达到顶点、被很多人称赞勇敢正直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忏悔文字《我的怯懦和无能》，其中说道：

“我受得最多的训练就是风险把关。对言论的自律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这使我对自己感到厌恶。

我甚至想到为这篇文章把关，担心它让一些同行感到不适。因为我知道，很多同行视把关为一种能力，可以四处炫耀，可以作为升职的资本。我也拥有了这种能力，而且每天都在运用它，但是我真的感到不安，还感到耻辱，就像刽子手发现自己刀法还不错一样。

我知道我有两大理由为自己辩解，但是我没法说服自己那不是自欺欺人。”

而且我越来越明白，或者说从一开始就怀疑，过度包装的妥协话语是无效的，只能自欺欺人。那一年，我在各种有影响力的媒体发表社论和评论，呼吁警惕民族主义话语，小心所谓”崛起的中国”这头怪兽。但是，在西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奥运圣火，仍然让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熊熊燃烧。

这意味着我个人与”改革开放”体制合作的终结。2008年4月，我在FT中文网发表了评论《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

（未完待续）

转自：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