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文革是什么？如何定义文革？常见概念有三个。
一是文革发起者的自我认定：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全新的历史实践。简称“继续革命”。
二是文革之后中共中央的定性：“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简称“极左”。
三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又译全能主义） 。
前两个概念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话语体系，本文仅略加点评。
极权主义的概念属于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产生并流行于文革之前。冷战期间，这个概念通常被用来描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体制，包括大体照搬斯大林模式的中国 。但是，文革试图超越斯大林式的极权体制，并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文革前中国的极权体制。以极权主义称呼文革，容易忽视“继续革命”的新特征。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在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中创造并使用了一个新概念——“超极权”，用以更精确地描述文革，分析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超极权体制的建构运动。
超极权体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队和外交等领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最突出的特点体现在政治领域。如果说，极权政治是领袖、干部和群众构成三层结构，那么，超极权政治就是领袖、官员和民众构成的三角结构。民众的政治地位相对提高了。
在文革中，最高领袖多次调整自身与官角和民角的距离，形成了文革的几个阶段。
超极权这个新概念，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把握文革在不同领域和不同阶段的特点，并根据这种特点确定文革分期。
总之，概念的重建，可以引发意义重构和史实重述。
2，老概念的问题及新概念浅释
2.1 现有概念的问题
在马列主义话语体系中，文革有两个标签：“继续革命”和“极左”。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全新的历史实践，是国民党与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继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是文革发动者本人的看法。在这种定性中，文革处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前沿。
按照中共中央1981年决议的说法，文革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错误引发了内乱。
这两个定性有助于我们理解文革发动者和终结者的想法。“极左论”也是当代中国的流行说法。问题在于，官方通常断定当时的最高权力正确无误，左右的概念因此会随着最高权威的变动而变动。划分左右的标准，不仅中西不同，中共内部也前后不一。这样的概念不便于交流和思考。
如果使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等概念，我们将遭遇更复杂的问题：共产党代表哪个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革命？等等。
在上述概念背后，我们看到一整套意识形态，以及这套意识形态在描述现实和预测未来时遭遇的巨大困难。
西方学者站在苏联和中国之外，观察这些社会的特征，形成了另外一套概念体系：一元化的极权社会——有限多元化的威权社会——多元化的自由民主社会。
极权社会的特征，第一是强大单一的意识形态；第二是一党专政，尤其是领袖独裁；第三是对经济的全面控制；第四是层层动员和深入到各个角落的社会控制。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高度一元化，被称为极权社会。
与极权社会相对，欧美是多元化的民主自由社会。基本特征就是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司法独立、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
威权社会是有限多元化的社会，位于极权社会和民主自由社会之间，例如转型前的西班牙和台湾，没有强大的宗教式意识形态，有市场经济，有一些公民社会，有相对独立的司法，也有一些民主选举。
极权社会的弱化状态，就是后极权社会。斯大林去世后，领袖魅力及意识形态感召力下降，民众动员的深度下降，极权弱化为后极权。
极权、后极权、威权以及民主自由社会，这套概念从自由主义角度描述了世界范围的人类实践，定义明确，视野开阔。但是，文革这种“全新的历史实践”，出现在这些概念形成之后。文革试图超越极权，以近乎革命的激烈方式改造极权体制，预防极权弱化为后极权。如此建构的制度，还能称之为极权制度吗？
如果老概念不足以描述新事物，就应该创造更加精确的新概念。
2.2 超极权及其不同版本
如果把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中国看作极权社会，那么，破坏并改造极权体制的文革时代，就应该被看作超极权社会。
周恩来在文革初期说，执政十七年，形成了官僚主义旧机器。文革不是民主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以共产党自己为革命对象的，以赫鲁晓夫为主要对象的。
这种以极权体制及其主导者为对象的革命，就是超极权革命。
超极权有理想版与现实版的差别。现实版又有尺度差别。
毛泽东一度试图将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与极权体制结合。民主普选是正题，极权专制是反题，民主的极权是合题。民主+极权，就是超极权的理想版。在极权体制中强化群众路线，赋予群众更多的权利甚至革命特权，实行群众专政，尝试普选，同时强化领袖崇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这就是正题与反题逐渐合为一体的理想版实现之路。
按照专制程度划分，假定标准的威权秩序为1.0版，极权为2.0版，那么，用数字粗略地比喻，超极权的理想版就是3.0版。不过，在政策设计中，超极权最高达到2.8版，在现实中，超极权实验最高达到2.6版，并逐步调整至2.2版。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单项版本也在不断调整。文革十年包含了多次多种调整。版本越高，革命特权越多，稳定性越差。版本越低，越接近极权乃至威权，稳定性越好。
总之，文革是以极权体制为超越对象，以超极权体制为建构目标的政治运动。文革期间中国的社会秩序，是在不同版本之间调整波动的超极权秩序。
3，极权体制的问题与毛泽东的办法
3.1 毛泽东对极权体制的不满
毛泽东对苏联体制的不满，不仅针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导致的“资本主义复辟”，也针对斯大林建立的极权体制。
毛泽东的不满至少包括下列诸项。
第一，没有解决好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毛泽东认为，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没有彻底解决好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文革后期，毛泽东倡导“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范小生产“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法权，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管卡压，进一步的走向是“三自一包”。毛泽东提倡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大庆和大寨模式。针对等级制和工资制，毛泽东提倡供给制。
资产阶级法权，文革后译为资产阶级权利（bourgeois right），指的是人们有权取得自身劳动之类的付出的报酬。这种平等权利将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
如果把等价交换之类的交往规则看作建构人类社会的基石之一，如果把平等交换的权利看作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那么，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方面，毛泽东确实比斯大林追得更深，走得更远。
第二，党内产生了资产阶级。
1962年，毛泽东说：《高潮》一书中的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改过······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1964年，毛泽东认为，中国出现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
毛泽东发现，从中央一直到基层支部，到处都是独立王国，土皇帝很多，他们有天然的经济特权和超经济政治特权。
“天然的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说法，暗示着毛泽东思想的新进展：党内新生资产阶级的基础，不仅仅是表面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在定义阶级时有意引入“政治特权”。
掌握某种资源优势的人，总要利用这种资源要素追求利益最大化，扩大并固化这种优势，这是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共产党打天下坐江山之后，凭借暴力资源支撑的权力要素参与并且决定利益分配。官僚集团试图扩大并固化这种资源优势，新阶级必然产生。毛泽东看到了这种趋向，试图用“阶级”概念表述这种新的社会集团的诞生定律。不过，唯物史观并没有把暴力要素看作一种生存资源，也没有把阶级定义为拥有某大类资源要素的社会集团，毛泽东的见解溢出了在生产关系中定义阶级的列宁主义框架，讨论难以深入。
文革后期，毛泽东不作逻辑论证，一再断言：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走资派还在走。
在政治领域，官僚集团利用超经济的政治特权谋利。在生产领域，官僚集团利用掌控的各种生产资料即天然的经济特权谋利。工资劳动者和小生产者则利用资产阶级法权谋利。上下结合，官僚集团用三自一包和按劳分配等资产阶级法权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扩大自身谋利的基础，走向威权社会。这就是毛泽东看到的资本主义复辟前景。这种前景符合官民双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类天性，如水之就下，越低越接近稳定均衡。
第三，巩固新体制不能滥用暴力，应该依靠群众。
斯大林清除对手，主要靠大规模肃反。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滥用暴力，杀错了很多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斯大林死后苏联变修，可见杀人并未真正解决问题。
毛泽东主张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解决问题 。1960年，毛泽东在批评苏联宪法时说，这部宪法给了劳动者工作、休息和受教育的权利，但它没有给人民治理国家、经济、文化和教育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最基本的权利 。
发动群众必须教育群众，完成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培育一代新人。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最重要的。暴力手段主要用于对付敌人。
3.2 毛泽东的新方案
上述不满之中，蕴含着新的解决方案。
毛泽东说，他各种办法都试了。思想教育不行，整党整风不行，学术批判不行，三反五反不行，大动干戈搞四清也不行 。最后，他找到了自下而上的办法：把党放在一边，发动群众揭露党的阴暗面，摧毁束缚群众手脚的旧机构、旧纪律和旧秩序，搞一个大尝试 。这套办法，毛泽东称之为大民主。
大民主标准的权利配置，包括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简称“四大”，后来写入了宪法。
在文革初期，“革命群众”一度还有权成立地方性政治组织，有权办报办刊。更进一步，有抄家、揪斗、关押甚至殴打问题官员的特权。1967年1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夺权，革命群众组织一度被赋予夺取党政财文大权的特权。
毛泽东还曾设想实施巴黎公社原则，让民众选举和罢免官员。
对比极权制度，毛泽东把民众的动员水平提到了新高度，部分放开了党禁报禁，赋予民众一些言论、集会和结社权利，替他监督甚至打倒走资派。与此同时，各级官员在极权制度下普遍享有的特权也受到限制。
这套权利调整，即是超极权制度的建构。在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段，新制度不同程度地超越了标准极权制度。这也要求毛泽东的控制和动员能力超越极权领袖。
摧毁旧极权秩序的同时，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发布，称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为大民主划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边界：杀人放火抢劫冲击监狱、攻击污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殴打拘留革命群众、利用大民主等手段散布反动言论、地富反坏右分子建立组织或混入革命群众组织，都在惩办之列。
3.3 权力斗争与制度之争
许多论者强调毛泽东对大权旁落不满，把文革看作打倒对手的权力斗争。权力斗争确实激烈，权力斗争的后果也关系到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地位。但是，导致这场权力之争的深层原因，还是极权制度与超极权制度的分歧、极权制度与威权道路的分歧。
毛泽东对极权体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人事状况不满，担心这个体制演变为后极权社会，即所谓变修。后极权还可能进一步演变为半极权半威权社会，甚至退向蒋介石统治的那种威权社会。在毛泽东看来，那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千百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付诸东流，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最终失败。那时候，不仅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将招致更多质疑，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会被人否定。毛泽东将成为历史上的反面人物。
反过来，如果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推进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毛泽东将超越斯大林，甚至超越列宁，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
因此，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地位，取决于极权制度的演变方向。
4，超极权体制的基本结构
4.1 超极权政治
4.1.1 超极权政治的三角结构
极权政治通常有三层结构：领袖、干部、民众。毛泽东将三层结构改造为三角结构。
第一，通过个人崇拜，神化领袖，进一步提升了顶层。第二，剥夺官员的部分特权，甚至剥夺某些人身权利，压低了中层。第三，实授“革命群众”某些名存实亡的公民权，再赋予部分革命特权，例如造反和群众专政的权力，鼓励民众的政治参与，提升了底层。
结果，官员的政治地位下降，革命群众的政治地位提升，构成毛泽东领导下的官民彼此监督效忠的政治三角。超极权三角的左角是民，右角是官，顶角是领袖。
在现实政治中，超极权三角展开为双底三角。三角形的底边之上加一横。右侧官角之下，有民间保守派。左侧民角或造反派之上，有官僚集团中的超极权派，即文革派，如中央文革小组及各省造反干部。
左右两边各有一套动员组织系统。右边是原有的党政系统，以组织见长，一直是生产的组织者和秩序的维护者。左边是新建的中央文革小组系统，以宣传见长，承担着探索建构超极权体制的使命。毛泽东是这两个系统的领袖。中央文革小组直接听命于毛泽东，大体控制了传媒，通过报刊社论直接指挥全国运动，同时联系具有代表性的造反派组织，指挥他们冲击右边系统。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的设想，左边由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构成，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还将成为常设的群众组织。这种设想表述得相当模糊，还包含了领导与全面选举、权力机构与群众组织等语义矛盾，可以看作超极权三角2.8版。
军队是党政系统和中央文革小组之外的第三套系统，也是毛泽东用来支持文革、维持秩序的底牌。按照最初设想，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造反派全面夺权之后，山头林立，秩序大乱，军队被迫出面维持秩序。毛泽东指望军方支持左边，但军方在情感和社会关系方面偏右，维持秩序的使命也容易造成与造反派的冲突。毛泽东发现，军方75%不支左而支持老保。军方取代党政系统成为新右翼。
在超极权理想版实施受挫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大联合、三结合的原则，试图建构超极权三角的降级版。三结合即军方、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和革命干部的结合。如此构建出立体的革委会小三角，顶角仍是毛泽东，左右两翼在小三角内外争斗。
公安六条规定了超极权三角的边界，出格者将遭遇来自左右两边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群众专政”的制裁。
超极权三角是具有时间维度的动态结构。在制度设计上，群众“四大”权利可以随时行使；革命特权在最高领袖的号召下定期行使，边长定期伸缩，七八年重复一次，好比君主操纵民意的内阁改选。
顺利重复的条件是：有最高层授意，有左翼传媒系统动员，有革命群众响应，右翼无力压制。
在不同时期，顶角、民角和官角的权限不同，超极权顶角与民角和官角的距离不同，因此，超极权的版本不同。
下边是不同版本的超极权三角示意图，版本越低，民角的地位越低：
4.1.2 三角结构内外的各种力量
超极权三角描述了领袖、官僚集团、人民群众之间的政治互动。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等等，属于敌对阵营，被剥夺了各种政治权利，排斥在三角之外，不许乱说乱动。
官僚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有怀念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威权派，也有拥护斯大林体制的极权派，还有以四人帮为代表的超极权派。
林彪集团具有两面性。无利益冲突时，军队推动个人崇拜，支持文革，表现出超极权派的一面，军队势力也随着支左和军管大幅扩张。当文革势力进入军队，军内极权秩序尤其是本山头势力受到威胁时，他们又设法抵制，表现出极权派的一面，与超极权派多有冲突。在军队掌控局势之后，他们显露出维护稳定并重视经济发展的倾向，批评毛泽东的超极权政策。
民众内部也分裂为保守派、造反派和逍遥派。
保守派通常是极权体制的受益者，例如党团员，积极分子，家庭出身好的人。造反派成员通常对极权体制或领导个人不满，或因为理想，或因为利益，或因为挨整。逍遥派不介入两派斗争，有的因为不关心，有的因为厌恶，有的因为自身难保。
极权体制中的底层群体，例如合同工、临时工、下乡知青，试图通过造反改善处境，但他们的造反组织遭到镇压。各派民众普遍存在的改善福利待遇的主张，也被当作经济主义大加批判，不许参与超极权三角之内的合法互动。
农民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但是，除了城郊的少数青年外，很少主动参加造反活动。作为干部控制下的保守派群众，一些地方的农民在运动初期参与了阶级屠杀，一些地方的农民奉命参加了武斗。
工人作为国家职工，领国家工资，参加运动并无经济损失。农民吃饭靠集体，参加运动难免承担经济损失，官方动员农民进城游行或参加武斗，就要提供经济补助。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尚未彻底完成的一元化，对运动洪流有阻滞作用。
总之，在建构超极权体制的过程中，当毛泽东在棋盘上调动并利用各种政治力量时，各种政治力量也利用他提供的机会争取自身利益。毛泽东评估各方功用，收放权利，调整三角形的边长，超极权便呈现为不同版本。
4.1.3 超极权政治的三大悖论
超极权政治，宣称赋予民众更多的权利、平等和自由，但是我们在这三个领域看到了三大悖论。
第一，大民主悖论
在超极权三角中，对比极权制度，民众的政治权利和革命特权多于极权制度，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也高于极权制度，因此有“大民主”之称。
大民主是领袖控制下的权力制衡方式，与选民控制下的三权分立之类权力制衡的对象正好颠倒。宪政民主是选民控制官员和总统的工具，大民主是领袖控制下属官民的工具。
民众主要关心物质利益。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如果由民做主，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的“三自一包”将得到多数拥护。如果不加限制，在毛泽东的超极权试验中，民众诉求也要转向经济福利，即所谓“经济主义”。
真正的民主将摧毁大民主，进而像苏联东欧那样推翻极权制度，这就是大民主的悖论。
第二，平等悖论
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后，皇帝之下编户齐民，人人平等，封建等级制度弱化，宰相也是高级奴才。这既是平等方面的进步，又是平等方面的退步。此即平等悖论。
极权制度建立，消灭了民间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好比皇权之下编户齐民之间的进一步平等。但是，贫农的地位高于中农，工人的地位高于农民，干部的身份高于工人，转换身份需要政治权力的审批，经济不平等固化为阶级身份不平等，前剥削阶级及其后代干脆沦为贱民。不平等悖论强化了。
超极权体制建构，官角降、民角升，官民之间更加平等。但是，官民双双匍匐在神明一般的伟大领袖脚下，双双陷入更严厉更全面的出身歧视、思想歧视、派别歧视。官民各方进干校、学大寨、上山下乡，权利更少。这好比皇权更高、官民更低、互斗更苦、贱民更多。
新增加的不平等，超过了新增加的平等。平等悖论随版本上升而强化。
第三，自由悖论
在超极权运动中，某些名义上存在的公民自由，例如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一度当真授予了“革命群众”，尽管仍有条件限制。民众一度还被授予了某些特权式“自由”，例如抄家自由、虐待贱民的自由、限制人身自由的自由。在制度设计上，这些超极权性质的自由，主要用于监视并打击那些偏离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即用于限制自由。
超极权运动中的新增自由，有助于压缩毛泽东所反对的自由，即西方式大自由、威权水平的自由和极权水平的小自由 。超极权式自由越多，公民的整体自由越少。这就是超极权的自由悖论。
新增的自由，既可以用来限制自由，提升一元化水平，也可以偏离毛泽东所愿，被当事人用于追求自身利益，降低一元化程度。对毛泽东来说，自由给超极权秩序造成的损害，如果超过了助益，那就应该减少自由。反之则增加。这或许可称为超极权自由增减定律，用以解释超极权不同版本的变迁。
4.2 超极权经济
经济领域的超极权试验，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特征是：刮共产风，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将自留地收归集体，取消家庭副业，随之取消自由市场；人民公社大食堂，吃饭不要钱，家庭生活部分集体化，近似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思想革命化；全民动员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各领域高指标放卫星。
大跃进失败，人民公社退守“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底线。1964年，毛泽东再度出击，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种典型的特征是：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发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先生产后生活，以革命加拼命的铁人精神搞经济建设。
这种经济模式，仍然坚持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加思想革命化的路子，与市场经济不同，与计划经济的专业分工加物质刺激的苏联模式也不同 。
文革中，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管卡压”，遭到全面批判。专业技术评级停止。稿费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规模受到限制，即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上述做法被概括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部分，向全民宣讲阐释。
如果把苏式极权经济看作一家全国总公司，中国超极权经济更像一所大兵营。兵营纪律不严，禁止“管卡压”，重视思想教育。兵营还是一所大学校，每天读书读报，学习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
4.3 超极权意识形态
超极权的意识形态，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其要点是：
（1）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2）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
（4）社会上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6）文革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换一套概念表述，在现代化过程中，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威权道路与极权道路、极权道路与超极权道路，确实存在长期的竞争关系。不同的主张重视不同的阶级，体现为统治集团内部的路线斗争。超极权路线缺乏胜算，提高胜算的根本方式，就是思想教育，斗私批修，创造新人。
新人有两个层次：极权层次和超极权层次。
极权层次，以雷锋、王杰、欧阳海等英雄模范为代表，包括工农业战线的王铁人、陈永贵，知青模范邢燕子、侯隽等等，共同特征是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他们的成功，被描述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
文革在思想领域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因此，超极权人格，在大公无私之外，还应该有更强烈的造反精神，“反潮流”精神，娴熟地使用“四大”权利，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路线和错误观念斗，也与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斗。这类人物形象，在虚构的文艺作品中多有塑造，未见成功。真实的文革代表人物，如四人帮、红卫兵和造反派领袖、张铁生和黄帅，作为时代标志的正面形象，也先后在政治上倒台。
真正成功树立的超极权英雄形象，大概只有一个，就是敢想好斗、无法无天、试图创造新人的毛泽东。据说，毛泽东还具备热爱人民、艰苦朴素、为革命不惜牺牲亲人等极权模范的人格特征。毛泽东有大量的崇拜者和模仿者。
超极权塑造新人的努力，与极权制度的不同之处，就是超出了精英范围，也超出了观念领域。
极权体制对精英提出要求，让他们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超极权体制号召全民斗私批修。超极权动用的手段超出了思想文化领域，经济政策也被用于全民思想改造。物质刺激原则、资产阶级法权，在经济领域遭到批判和限制的原因之一，就是刺激人们的私心，不利于培养革命新人。公有制被看作新人新思想生成的基础，提高公有制水平，可以提高新人新思想的层级 。
人是自利的动物，也有利他之心，这是物种进化的结果。试图将人类改造为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像蜜蜂或蚂蚁对待自己的家族那样富于奉献精神，不惜自我牺牲，在进化论的意义上，近乎创造新物种 ，也就是革人性的命，甚至是革人类的命。用阿伦特的话说，这个理想是反人类的。
4.4 超极权军队
苏联红军有军衔制。文革前夕，解放军取消了军衔制，对革命和平等的重视高于对分工和效率的重视。
解放军把创造新人当作最重要的任务。林彪提出了四个第一：在武器与人的关系中，人的因素第一；在各项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中，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与思想工作的关系中，思想工作第一；在书本思想与活思想的关系中，活的思想第一。
通过支左和军管，军队接管了全社会。军队实行五七指示：办成一所大学校，从事工农业生产。军队体制泛化为社会体制，社会各行业内化到军队之中。
4.5 超极权外交
极权外交划分了两个阵营，以反帝为主。超极权外交划分三个世界，既反帝也反修，打倒帝修反。
按照三个世界理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要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共同反对第一世界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重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三个世界理论，可以看作毛泽东版的天下秩序，对抗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对抗冷战秩序。毛泽东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代表了最高级的秩序。
5，超极权建构的不同版本
5.1 版本标号与权分配置
根据超极权三角的形态，即领袖顶角、左侧民角、右侧官角的权分配置及其调整，超极权可分为不同版本。
所谓权分，即权利和权力的份额。主要指官民双方的各种权利，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也包括政治权力或政治特权。由于造反夺权和群众专政的流行，权利的概念无法描述民众一度拥有的种种政治特权及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于是引入权分的概念。
假如以政治经济社会的纯粹契约关系为原点，我把完全自由的状态设定为零号版本，即自由0.0版。这是剔除了暴力强制的理想的多元化状态。随着强制的增加，自由或契约规则退缩，命令规则逐步上升为主导规则，版本随之升级。
威权为1.0版：政治基本强制、经济基本自由。这是有限多元化状态。
极权为2.0版：政治经济一概纳入组织体系，组织体系依照个人命令和命令性规则运行。权分安排呈三层结构：领袖、干部、民众。阶级敌人沦为贱民。这是一元化状态。
超极权3.0版，一种想象的理想状态：领袖意志深入人心，全民只有一种思想，因此，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与极权制度的领袖命令合为一体，既超越了民主，又超越了极权，故曰超极权。这是超级一元化状态。
在极权2.0版和超极权3.0版之间，官民双方的权分有多次调整。边际调整的成本收益计算，由毛泽东权衡。一般说来，越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意志，赋权越多，反之亦然。民角和官角与顶角的距离据此变化，超极权版本随之变化。
文革初期，摧毁旧的极权体制，民众的革命特权较多。在“十六条”的承诺中，超极权可以达到2.8版。在上海夺权后的尝试中，一度达到2.6版。新秩序建构之时，民方赋权波动减少，官方赋权波动增加，超极权逐步降至2.2版。
当然，本文设定的版本标号，只是不精确的比喻，示意而已。
5.2 超极权2.8-2.6版：破坏旧体制
本版时段在1966年6月初至1967年2月初，从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到上海公社成立。阶段主题是破坏极权秩序，尝试建立超极权体制。
本阶段，民众拥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简称“四大”）；拥有部分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拥有革命造反和专政的一组特权，从停课闹革命、大串连、抄家、虐待甚至杀害黑五类、揪斗黑帮、揪斗关押干部、直至夺取党政财文大权。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承诺实践巴黎公社原则，民众有权提名、选举、监督和罢免官员。如此承诺的超极权版本，可谓超极权2.8版。但是承诺浅尝辄止。上海人民公社刚刚宣布成立，毛泽东就要求改名为革委会，维护党的领导地位。超极权2.8版降至2.6版。
5.3 超极权2.5版：军管新体制
本版时段在1967年2月至1967年8月，从上海公社改名，到打倒“王关戚”。阶段主题是：尝试建立三结合政权，确定并调整军方作为主导者的权分边界。
本阶段，在民众方面，“十六条”承诺的巴黎公社普选原则在有限试行中一再受挫 ，降格为部分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三结合入阁权。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受限——全国性群众组织被取缔，民间出版物内容被规范。革命特权（抄家、揪斗关押干部、夺取党政大权）的行使范围受限，大串连和停课等特权开始取消。但是，一些群众组织得到了默许的武斗权和持枪权。在群众专政的旗号下，群众组织有权“私设公堂”。
本阶段，党政机构几乎瘫痪，军方奉命支左，实行军管，维持秩序并主导政权重建。1967年年初，军队获得了条件模糊的镇压权、开枪权、逮捕权和取缔造反派组织的权力。一两个月后，中共中央收紧了军方行使上述权力的条件，并要求军方纠偏。
本阶段，毛泽东思想升级到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新版本。斗私批修，天天读雷打不动，培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一代新人。毛泽东试图以这种方式解决夺权之后的问题：一方面各派争斗不休，大联合无法实现；另一方面，新掌权者开始蜕化变质。
5.4 超极权2.4版：三结合难产
本时段在1967年9月至1968年7月，从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号召大联合，到镇压武斗的“七•三布告”发布前夕。这段时间，新体制建构受挫，毛泽东开始调整各方权分，以号召为主，鲜用强制手段。
本阶段，中共中央要求所有群众组织按照系统、行业、班级实现大联合，以利于实现三结合。官方有意铲平山头，解散派性组织。结社自由进一步被压缩。但持枪权和文攻武卫权一度扩展。
本阶段，官方的权分清单里增添了新武器：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清理阶级队伍、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批判极左思潮 。上千万民众将中箭沦为贱民半贱民。
5.5 超极权2.3版：全国山河一片红
本时段在1968年7月至1969年4月，从发布“七•三布告”镇压武斗，到中共九大召开。阶段主题是军方强行建构三结合革委会。
本阶段，民众的结社自由被大幅压缩。行业和单位之外的群众组织被陆续取缔，红卫兵被收编为官办群众组织。办报办刊权随之缩水。民间武器被强令收缴，持枪权取消。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在默许中存在的武斗权及“武力不服从”的革命隐特权被打消。
但是，工宣队、贫宣队及民皮官骨的各种群众组织增加，群众专政流行，一元化体制下的官民界线更加模糊。
本阶段，军队获得镇压武斗的授权。军方主导的三结合式革委会在全国各省建立，“全国山河一片红”。部分“革命干部”复出，官复原职。党团组织重建。
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精简机构、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人农民管理学校，成为超极权制度的组成部分。
5.6 超极权2.2版：超极权体制内部分裂
本时段在1969年4月至1971年9月，从中共九大闭幕，到林彪外逃。阶段主题是：作为法定接班人，林彪及军人集团能否容纳超极权派，毛泽东能否容纳显露极权倾向的林彪集团。
本阶段，群众组织回归单位，跨行业的组织被要求解散，另立山头被宣布为非法，群众组织的出版物也基本消失。官方左右联手，以深挖“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的手段压制民间力量，超极权双底三角失掉了民间底。
本阶段，军方权力扩张，取代了文革前刘邓的党政系统。中央文革解散，进入政治局。超极权三角内的左右争斗，在高层小三角内再次上演。
超极权体制的最高领袖，应该像毛泽东那样维持超极权制度，以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频率提振左边，清洗走资派，并在经济社会和思想条件成熟时及时提高超极权版本。但是，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与陈伯达等人联手在庐山会议上死整张春桥，毛泽东被迫发动批陈整风，敲打林彪集团。
5.7 超极权2.2版的四次起落：回潮与反回潮
本时段在1971年9月至1976年9月，从林彪集团覆灭，到毛泽东去世。五年中，超极权2.2版出现了四次起落。
第一次。1972年的右倾回潮，周恩来批极左，中美关系缓和，这是超极权2.2弱化版。
第二次。1974年批林批孔，各地受压多年的造反派一跃而起，争取平反，反击右倾回潮。这次运动，人称第二次文革。与文革近似，超极权三角中蛰伏的左翼，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经过四人帮系统的动员，再次振作，上下联手冲击右翼。从“四大”的应用水平、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革命特权和入阁权等权分短暂收复失地的尺度看，批林批孔运动在部分地区一度恢复到超极权2.4版的水平。超极权“七八年再来一次”的动态结构初次显现。
第三次。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提出三项指示为纲，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超极权2.2弱化版再现。
邓小平将发展经济提到与政治路线并列的高度，这是从超极权向极权甚至威权方向转化的信号。一旦经济发展成为中心，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必将发生全面调整。
第四次。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与文革和批林批孔近似，评《水浒》代替了评《海瑞罢官》和“评法批儒”，毛泽东发令，四人帮动员，左翼行使“四大”权利，要求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揪斗追随邓小平的复辟派和还乡团。
但是，毛泽东将运动范围限制在学校及部分机关，由党委领导，不许成立战斗队。这种权分配置，与1968年7月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后的状况近似，约为超极权2.3版。
5.8 超极权三角解体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超极权三角的顶角塌陷。
华国锋的个人权威不如左右两翼的部下。即便如毛泽东所愿，江青集团支持华国锋，坚持左翼理想和政策，党政军老干部辅佐华国锋，维持秩序发展经济，华国锋的个人威望也在宣传和实践中逐步提升，如此三条兼备，也未必能撑起一个超极权顶角。超极权理论在实践中一再碰壁，感召力大降，毛泽东本人也无可奈何。
华国锋与右边联手，粉碎四人帮，文革宣告结束。
左翼高层入狱后，“三种人”遭到清洗，中下层造反派的人力资本被扫荡一空。超极权的三角结构退至极权的三层结构。
个人崇拜运动失败后，极权2.0版的三层结构，继续向集体领导的双层结构塌陷，中国进入后极权时代，可以看作极权的八折版，1.8版。
“四大”一度在西单墙上发挥了对右翼有利的政治作用。最高权力层更替后，西单墙被取缔，“四大”在修改宪法时被取缔。
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后解放思想，淡化意识形态，放弃大寨红旗，恢复物质刺激，实施三自一包，推行三和一少，后极权社会来临。
再往后，个体户诞生，民营企业发展，市场经济壮大，接受国际规则并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后极权社会逐步向威权社会转化。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已经成为半极权半威权社会。如果把1.8版定为威权与后极权的分界线，十八大前夕的中国，大概的位置是半极权半威权的1.4版。
6，结论和问题
关于文革，在抽象阶梯的低端，已有大量回忆和叙事问世。在抽象阶梯高端，常用的理论概念，大体只有两套，即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本文指出了这两套概念在描述文革时遭遇的问题，创造了超极权这个新概念，并用超极权三角分析文革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段的边际变迁，凭借权分增减划定超极权版本，确定文革分期。
在讨论中，本文提出了文革政治的三大悖论：大民主悖论、平等悖论和自由悖论，但没有深入追究。
本文提出了新阶级诞生定律，也没有深入论证。如何扩展阶级定义，容纳各时代各种文明的历史活动主体，解释当代中国的社会构成，理解马列主义信仰者遭遇的理论困难，我将另写文章讨论。
本文划分了超极权各种版本，只是点到为止。更详细的论证，更深入地理解超极权三角各方权分的调整，必须具体讨论这种调整导致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变化，本文篇幅难以承载，我将在其他文章里进一步展开。
本文提到超极权自由增减定律。此定律可以解释超极权不同版本的变迁，进一步扩展，摘掉超极权的帽子，也可以解释改革开放的收收放放。
本文提出，超极权版本与体制稳定度负相关，版本越高，稳定度越低。这是从文革史中提炼的假说。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成为一条普遍定律，还需要进一步的史实验证和逻辑证明。
本文提出，平等悖论随超极权版本的上升而强化。三大悖论是否皆然，逻辑何在，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本文提到：工宣队贫宣队及“民皮官骨”的各种群众组织增加。这类形似神非的民间组织在中国比比皆是，我希望找到更精确更直接的概念，代替这个比喻性的表述方式。
本文提到，群众专政流行，一元化体制下的官民界线更加模糊，这个特点，应该看作超极权的重要特征。
超极权建构运动，既符合中国官家帝国凭借暴力和教化立法定规的传统，也符合官家帝国不同于封建王国的应对西方现代化冲击的逻辑，即官家集团坚持政权垄断并学习赶超的逻辑。在更广大久远的时空中追究这种传统和逻辑，将出现一幅更深广的图景，帮助我们理解枪杆子和笔杆子在人性改造和制度建构方面到底能走多远，帮助我们理解中国这种政治体制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波折和困难。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
2. 宋永毅主编《文革五十年》，P299，明镜出版社，2016年
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五卷序言，中国社科出版社，P3：1965年，中国看起来还只是一个变异的斯大林模式的国家。
4.《王力反思录》，P641，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5。《学习文选》P305，1958年8月21日上午的谈话。
6. 转引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五卷，P79页。
7。《王力反思录》，P1061：毛泽东早就发现了，从中央一直到基层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它，什么事也没有，照常是模范，劳动英雄，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他多次说，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抓人，放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打倒了。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
8.《学习文选》(1967 年),文革出版的内部资料,第 1 册,第 195-198 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讲话稿)1957年2月27日
9.《 学 习 文 选 》( 1 9 6 7 年 ),第 2 册 ,第 1 6 7 – 1 7 0 页 ,1 9 5 8 年 5 月 1 7 日 ,毛 泽 东 说 :斯 大 林 提 技 术 决 定 一切,那么政治呢?提干部决定一切,那么群众呢?这两个口号不全面,缺乏辩证法。斯大林有时候懂辩 证 法 ,有 时 候 又 不 懂 。— — 列 宁 对 群 众 路 线 讲 得 很 好 ,不 管 官 多 大 ,必 须 以 一 个 劳 动 者 的 身 份 出 现 ,他 是 重 视 群 众 路 线 的 。— — 我 们 搞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必 须 自 上 而 下,自 下 而 上 发 动 群 众 ,让 群 众 都 来 建 设 。我 们 和苏联搞社会主义,方法上有些不同,东欧这些国家没有搞改革,没有阶级斗争、群众路线,实际上是和 平土改,我们称为恩赐,我们完全不同。
10.廖盖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P2，转引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五卷，P106
11.同注7
12.《王力反思录》，P1061：毛泽东说，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13 中共建政之初,邓子恢提出了雇工、借贷、贸易和租地自由,毛泽东概括为“四大自由”。毛泽东说:“我 说是四小自由。这有大小之分。在限制之下,资产阶级这些自由是有那么一点,小得很。我们要准备条件, 把资产阶级这个小自由搞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08 页)社会主义改 造 完 成 之 后 ,四 大 自 由 的 主 张 转 化 为“ 三 自 一 包 ”,即 自 留 地 、自 由 市 场 、自 负 盈 亏 和 包 产 到 户。文 革 就 要 搞掉这些小自由。
14 斯大林时代有斯达汉诺夫运动。1935 年,斯达汉诺夫在一个正常班的工作时间里采煤 102 吨煤,超 过定额 13 倍。这是定额导向的,强调业绩的,提高生产率的劳动竞赛。超额完成任务者可以得到奖金和 其 他 福 利 待 遇 。中 国 的 对 应 物 是 铁 人 精 神 。钻 井 队 可 以 创 造 新 纪 录 ,但 是 ,革 命 精 神 才 是 竞 赛 的 要 点 。 思想第一,而不是生产第一。这就是极权与超极权的区别。
15 唯物史观认为,自私自利之心是私有制的产物,是环境的产物。那么,换了环境,改变了所有制,人就 可以成为大公无私的新人。当代经济学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把私有制看作人性的产物。为了激励人的 付出,激励人们承担风险、提高效率,必须允许他们占有这些额外付出带来的利益。所有权就是剩余索取权。
16 和中共领导人一样,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和切 . 格瓦拉等都是唯物主义一元论和环境决定论的 信徒,在他们看来,人性中不符合他们要求的都是由旧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因此是可以在新的社会环 境下被消除的。卡斯特罗说:“从资本主义下过来的人充满了自私”,“彼此象狼一样。”他甚至认为人的进化在资本主义下停止了,而他的革命将重新启动人类的进化过程。格瓦拉说“,我们都是那个环境的产物”, 群众并不是“单纯”的。他说:“我相信最简单的办法是承认它(指人性)的未完成性。人是一件未完成的 产品。”见程映虹:《共产党革命如何塑造“新人”》,原载“共识网”。
17 宋永毅主编:《文革五十年》。何蜀:《文革中的巴黎公社式选举》;李逊:《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 的蜕变》,明镜出版社,纽约,2016 年。
18 即所谓新思潮,认为官僚特权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主张以巴黎公社的原则解决这种矛盾。
作者简介：
吴思,1997 年至 2014 年, 任炎黄春秋杂志社执行主编、 总编辑、 常务社 长等职。 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出版的书有:《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1993),《潜规则:中国历史上的真实游戏》(2001)等。
出处：天问联合学会：《文化大革命定性学术研讨会专辑》，2018年9月2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