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金庸先生（查良镛）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
金庸先生这一生，着实可圈可点。其涉足的领域，包括媒体、文学、商事、政界、学术。
作为报人，他留下了近千万字的时评，其一手创办的《明报》曾是香港一流媒体；
作为文人，他的武侠小说畅销至今60年，创造了这个领域的奇迹，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华人
作为商人，他打造的明报企业成功上市，并能全身而退；
作为政客，与两岸三地几代领导人游刃有余几十年，勉强守住了基本道义；
最令人惊叹的是：81岁还去英国上学，费时五年至86岁时写出两部学术论文，2010年终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跻身学者行列。
金庸（1923.03.10-2018.10.30）
1948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1959年在香港创办《明报》；1989年辞香港《基本法》草委；1999年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2005年入读英国剑桥大学，2010年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侠之大者：文人金庸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青年以亿计（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那年月，金庸武侠小说洛阳纸贵，弄的盗版满天飞；大城小镇诞生无数租书摊，当家宝贝则是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那是我的中学、大学年代……
无容置疑，金庸先生名满天下归功于其武侠小说；遗憾的是，本人没用资格谈论、评价金庸先生的文学作品。
自1955年《书剑恩仇录》始，至1972年《鹿鼎记》封笔，金庸创作了十五部小说。（五十年代五部：1，《书剑恩仇录》1955 – 1956年；2，《碧血剑》1956年；3，《射雕英雄传》1957 – 1959年；4，《雪山飞狐》1959年；5，《神雕侠侣》1959– 1961年；六十年代8部：6，《飞狐外传》1960 – 1961年；7，《白马啸西风》1961年；8，《鸳鸯刀》1961年；9，《倚天屠龙记》1961 – 1963年；10，《连城诀》1963年；11，《天龙八部》1963– 1966年；12，《侠客行》 1966 – 1967年；13，《笑傲江湖》1967 – 1969年；七十年代2部：14，《鹿鼎记》1969 – 1972年；15，《越女剑》1970年。
这些作品为何能在在华文圈广为流传、被大量改编成电视剧、电影，是文学评论家和金庸粉丝的事，不属本文讨论的话题。
为道义站台：报人查良镛
金庸先生非常幸运，他在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新闻出版自由的环境”中开始了办报生涯。（by傅国涌）
绝大多数大陆人并不了解、也不关心金庸只是报人查良镛的一个笔名而已，可能也不知道金庸是一个出色的媒体人。
实际上，金庸本人更在意自己的报人、学人身份；他并不怎么满意自己的小说。对他来说，写小说只是一种谋生手段——实际上，金庸31岁年才开始写小说，48岁就已封笔，花在武侠小说上的业余时间，断断续续不超过17年。
而金庸先生的报人生涯，自21岁（1945年）入行算起持续近半个世纪，光是时评就写了近千万字。从1947年在上海加入《大公报》，到1959年创办《明报》，再到1991年明报企业上市，1993年退休，其一直都在自由社会做媒体人。单凭这一点，足令我辈羡慕妒嫉。
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尤其是1949年大变革来临时，25岁的金庸能有机会留在香港做报人，只能说不是一般的好运气。
10年之后的1959年，35岁的金庸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明报》。那时的《大公报》早已不再是一份独立媒体，一个真正的媒体人无法忍受我完全能理解——早在两年前的1957年，金庸已自《大公报》辞职。
港英治理下的香港，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任何人都可以办报。问题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社会里，报纸要生存没那么简单。初创的《明报》连三流报纸也算不上，这时的金庸，不得不每天为自己的小报写武侠小说吸粉…..“左手时评右手小说”…“每天一早起来，要写两千字的时评和武侠小说…” 金庸自己说。
在自由社会，媒体（报纸）被称为“第四权力”。
自由社会，敢于说真话，有能力第一时间介入重大敏感话题的媒体会成功。一些事件，呈现于媒体被广泛关注；与事件的存在，是两回事。因为，媒体真实及时的报道，能让民众转变观念，乃至于影响政府决策。
《明报》能跻身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一流媒体，靠的并不是金庸的武侠小说。
1962年，金庸果断对大陆逃港饥民进行全方位报道——史称“华山救亲”，此为其获得大报地位之转折点。而香港社会、民众，从厌恶饥民，到同情接纳饥民，金庸与《明报》功不可没。
“1962年饥荒大逃港期间，很多人是黑夜游泳过来的，许多在中途淹死，也有被开枪打死的。幸存的，会在一个山头休息整顿，等天亮。当时，有一份报纸，它本来是有压力的，可是憋不住了，不管了，把实况如实报道。
市民知道后，大批大批带着食物，去救济陌生的同胞。这个全民自发行动，史称”华山救亲”。这份报纸因此被视为良心报，从此从三线崛起，最后成为代表性报纸之一，叫《明报》，创办人查良镛（金庸）。”
1963年，金庸在其著名时评《宁要裤子，不要核弹》中写道：“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颗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还是多做几条裤子让人民穿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金庸写了不少如此精彩的时评……
家国情怀一书生：政客金庸
金庸曾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提出“双查方案”。这一方案被批评者认为阻碍民主发展；但当时与金庸同时任职的李柱铭对BBC中文记者称：“对“双查方案”感到失望，但不会怪责查良镛当年提出此方案……除了我跟华叔在全力争取民主外，他应该是第三个了……他也尽力了。”
1989年5月20日，金庸辞掉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所有职务：“不应当发生的事发生了，没什么特别可说的，伤心就是了。”
当年6月的香港电视上，65岁的金庸泪流满面。这一画面，成为香港永恒的记忆…
1944年，20岁的金庸自浙江到重庆，考入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应该说，青年时代的金庸有过浓厚的从政情结。
1950年金庸曾离港北上，试图谋职外交部，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年，金庸父亲在故乡浙江海宁被新政权枪杀，27岁的金庸哭了三天三夜…..
1973年，金庸曾应邀前往台北与经国先生面谈；
1981年57岁的金庸访问北平，他是第一位获邓单独接见的香港人；1984年60岁的金庸再度访问北平，面见胡先生；1985年61岁的金庸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1988年他提出了备受争议的“政制协调方案”。此保守方案不获港人支持；
1993年金庸面见江后，于1996年开始出任香港筹委会委员；
1999年75岁的金庸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2009年85岁的金庸任大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笔者并不认为，这是一份值得肯定的参政记录；但笔者能够理解民国时代读书人的士大夫情结却决定了许多读书人有一种大一统情怀，这是区别于自由主义者的地方。
进退自如：商人金庸
1959年，金庸于香港创办《明报》；后陆续推出《明报晚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系列报刊；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
1991年1月23日金庸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同年3月获香港联交所上市，金庸（查良镛）任董事长（明报集团1991年度的盈利接近一亿）。
1993年同年4月金庸辞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改任名誉主席；明报集团售予于品海，金庸宣布退休。
读书种子士大夫：学人金庸
1994年70岁的金庸返乡，在嘉兴高专兴建了“金庸图书馆”；1996年金庸的“云松书舍”落成；1999年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2006年82岁的金庸在英国完成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Tang China, 618-762）；2010年，86岁的金庸在英国完成剑桥大学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看一个人，要看其在关键时间点上在公域的表现。纵观金庸一生，价值观其实是稳定的，可称之为有士大夫情节的正直读书人。
难能可贵的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金庸选择站在道义这一边，这也许得益于其一生在媒体职场中的训练。
中国士大夫阶层，“立功、立名、立德”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笔者倾向于认为，金庸骨子里，就是这样一个士大夫，其一生追求的事功，不离上述六字。
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办报、从文、经商、参政、做学问，都做到了进退自如。笔者认为，金庸一生没有太大的亏欠，算是守住了道义这根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