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昆山的“反杀案”被警方以于海明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的认定而收场。这个结果无疑是民意的“胜利”，尽管警方含糊地对此予以否认。
此事若发生在一个法制健全、执法严明的国家，是不太可能引起如此大的社会轰动的，除了施暴者被“反杀”的戏剧效果外，人们对暴力威胁下的“正当防卫”权的焦虑是一重要因素。
虽然有宝马男刘海龙的暴力侵害在先，然而，正如江苏省检察厅此前的一篇文章所说，在100份以“正当防卫”为由要求轻判的二审（终审）刑事判决书，仅有4份被法院认定，其他20份为防卫过当，76份为故意伤害罪。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有理由相信，于海明最后也会大概率被司法机关以“防卫过当”而判刑。
为什么中国的法律对“正当防卫”要设计那么多在特定条件下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限定条件，以致民众在遭受暴力侵害时不敢理直气壮地行使“正当防卫”权，甚至连中国最高法院的前官员都称该法为“僵尸”法律？仅从法律本身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必须从政治角度来看待。
简单地说，正如一些人提到的，这是中共政权定义暴力和反抗的需要。中共垄断了国家机器，而且也要垄断民间的暴力和反抗，不论后者针对的是官员还是民间自己，其暴力和反抗尺度必须由政权来界定。当然，政权也清楚，要完全限制和扼杀民间的暴力和反抗做不到，似乎也没必要，但暴力和反抗的尺度和界限须由政权来掌控和调节。而实现这种掌控和调节的工具，就是法律上的“正当防卫”权。
换言之，中共政权虽不能不在法律上赋予人们在遇到侵害时的“正当防卫”权，因为这是人们的普遍要求也是实现法律正义所在，党国表面上要顺从这个“普世价值”，但从防治民众利用“正当防卫”以对抗官方的各种压迫和不法、“合法”侵害的目的出发，党国又不能使法律上的“正当防卫”落地，变成民众保卫自身利益和人身安全的武器，这就要求对民众的“正当防卫”设计具体的苛刻条件和障碍，并在司法实践中要求法官不能支持和放行“正当防卫”，哪怕面对一个恶棍的侵害。这里的原因是，对官方来说，如果民众有了“正当防卫”权，而且得到法院的认可和支持，类似强拆和各种不当社会管治会遭遇民众的抵制，针对政府的暴力反抗会多起来，从而严重削弱党的权威，这是官方所不允许的。
图片版权GETTY IMAGES ISTOCK从此角度看，这次昆山“反杀”案于海明的行为被当地警方认定“正当防卫”，乃一大突破，由此撕开了党国对暴力垄断的一个小小的口子，以后当民众对官方的侵害行使”正当防卫权”时，法院就可援引这个案例。
虽然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不宜夸大其意义，他们会说，假如被反杀的刘海龙是官员，当地警方就不会这么认定，另外，即使有这个案例，法院今后也不会随意把它扩大，运用在官民冲突中。尽管有上述可能性，但从前面的分析看，还是不能否认它的”突破”价值。
这需要我们回归政治层面。警方对此案的处理，社会压力如果不起决定作用的话，也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我认为是主要考量因素）。此案施暴者的黑社会背景嫌疑以及于海明的底层百姓地位使它受到社会的关注超出同类诸多案件，并使于海明的反击行为得到社会特别是左派和普罗大众一边倒的支持。
在这点上，左派和普罗大众甚至比自由派更坚定。后者对于海明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有不同看法，前者则无异议地支持。左派代表人物载旭就发微博称，正当防卫不是对等反击……主动侵害者是非正义的，正当防卫是正义的，因此少扯什么过当不过当。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社会一定是主持正义的弘扬正气的。对黑恶势力，还是要多用霹雳手段，少发菩萨心肠。
正是左派和普罗大众的这个立场，使得中共很忌惮。昆山警方能够这么快认定于海明的行为乃正当防卫，或许这是关键因素。而这样处理，可以认为不是出自昆山警方，甚至不是江苏省，而来自高层，昆山警方不过是秉承高层意旨。高层如此做的目的，也不难理解，就是要尽快平息社会舆论对此事的关注和不满。
那么，高层有没有评估在“正当防卫”上的立场后退会“鼓励”民众对官方的侵害行为以“正当防卫”之名进行更多和更大力度的抗争，从而有可能使党国对暴力和反抗的垄断被打破？应该是有评估的，但在高层看来，在民意压力和放松对“正当防卫”的限制之间，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里涉及党国统治的合法性依赖于谁的问题。当中共将统治之“宝”押在民粹和民族主义的身上时，如果因为类似发生于民众之间的案件而作出与公众的认知和期待明显相悖的逆民意的处理，会削弱民众对党本已薄弱的支持，长期而言是得不偿失的。
习近平上台后，中共的统治更多打上了民粹和民族的色彩，所谓中国梦就是一个民粹和民族主义的旗号。这个旗号对渴望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众特别是底层民众和左派来说，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对中共统治的这个主要群众基础，党国会悉心呵护。
过去，两者之间，关系大体上还是适应的，然而，今年以来，两者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紧张态势，左派和底层民众对官方的不满情绪在加强，一些抗争行为指向党国明显。他们对“正当防卫”的需求也很强烈，支持于海明自卫权的态度也较自由派坚定。如果高层不想忤逆其意志，就须在此问题上做出适当让步，尤其是在贸易战需要动用左派和大众的背景下。
当然，对高层来说，在个案上放松对“正当防卫”的限制，并不一定意味着对暴力和反抗的垄断有任何放松。但如此处理也启示我们，面对中共政权对草根反抗的全面打压，平民百姓也并非只有束手就擒，毫无办法。当中共政权把自己的统治和民意基础同民粹民族主义更紧地绑在一起时，利用强大的民意压力，是可以迫使中共改变一些对民众不利的具体制度和政策的。前不久发生的疫苗事件对一批官员的处理，以及日前爆发的湖南耒阳事件释放被抓的市民，都显示出这种趋势。
转自：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