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2名熟悉相关事宜的消息人士称，外国教育机构在中国申请建立合资大学时，要包含支持建立党组织的条款。报道称，该指令已从去年开始生效。
“妥协是必要的，”其中一名消息人士对《金融时报》表示，并补充说，作为抗争，申请方在条款中加入将党的干预范围”限制在法律范畴内”的表述。
合资高校加强党建
中国国务院在2003年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允许海外院校与中国合作办学。
中国教育部网站今年6月15日发布了《实施本科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含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和终止审批》的服务指南。不过，该服务指南在”申请人条件”和”申请材料”中没有提到”建立党委”这一项。
目前，中国共有9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办大学，分别是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上海纽约大学、温州肯恩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其中，第一所开门招生的合资大学是宁波诺丁汉大学，该高校在成立之初就建立了党委。
据中国媒体《南方周末》报道，截至2017年下半旬，9所中外合办大学中已有8所成立了党组织。报道援引中外合办大学的工作人员称，加强党建工作是主管部门的要求。
只能”为中共治国理政”服务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北京明显加强对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这位中国一把手曾多次强调要加强高校的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强调高等教育须”为中共治国理政服务”。现在看来，对中外合资高校也同样有这个要求。
《金融时报》去年曾报道，中国教育监管机构要求合资大学任命一名党委书记，同时要在学校管理委员会给党委书记留一个席位。
今年7月，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的副校长司马辉（Stephen Morgan）被迫退出学校管理委员会。据《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校方的党组织反对司马辉继续在学校管理委员会担任职务，原因是他在半年前发表了一篇批评中共十九大的文章（《十九大和中国的悲哀》），批评了十九大上通过的修宪案，称其是”悲哀”。
学术圈的不安全感
同样在今年7月，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任教9年的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发文称，学校通知他不会续聘、断绝所有关系。鲍尔丁在自己的博文中写道，很清楚这背后的原因–“在共产党下面工作，你不会不知道这个风险”。他也谈到担心自己被捕，称”中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状况：作为一个教授，我甚至连讨论经济、商业和金融市场也感到不安全”。
今年8月初，中国84岁的退休学者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被带走。这位老教授在今年金砖会议前发表公开信，呼吁习近平停止给外国提供大笔援助和投资，这被视为是对”一带一路”的批评。迄今为止，孙文广仍然渺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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