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长生公司的问题疫苗日前在中国的自媒体发酵，引发国人愤怒。该次事件的导火索来自国家药监局对该公司问题疫苗的查处，但它形成巨大的舆论漩涡则直接来自一篇《疫苗之王》的微信公号文。这反映了社交媒体的力量，更说明在关乎公众健康特别是儿童安全的问题上，大众最易形成共鸣和达成一致声音。
中国公众对于食品药品存在的安全隐患，如果不涉及儿童或者与儿童关联不大，早已有些麻木。但在涉及儿童的食品和药品问题上，民众的神经再怎么麻木，也是触及到痛点，不能不呐喊。这次问题疫苗曝光后，大量中国网民迅速晒出自家小孩接种的疫苗产自长生公司的截图，进而参与讨论和控诉。
儿童既是社会希望，也是弱势群体。中国家庭的父母努力打拼，很大程度是为孩子创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和物质条件。而疫苗的接种带有一定强制性，中国父母没有多大选择余地。所以，疫苗公司在儿童身上做文章，生产有问题的疫苗，即便对小孩没有太大的负作用，也是父母不能容忍的。因为一不小心，很可能扼杀孩子一生的幸福，也让父母的辛劳打水漂。这样的公司，不仅是突破道德底线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良心和道德。
虽遭万夫所指，性质恶劣，但从赚钱的角度看，长生公司的做法却也并非不可解释。马克思早就讲过，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甘冒绞首的风险。在中国，出于利润而坏良心的企业，长生公司不会是最后一家。问题是，当企业想打坏主意、做坏事时，如果国家有健全的监管机制，包括舆论环境，它也难以做成。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一系列监管机制失灵，放纵类似长生、鸿毛药酒的企业去做坏人。这是比问题疫苗更可怕、也是让公众绝望的地方。
可以说，长生事情的爆发，是中国体制性、系统性腐烂的一个缩影。疫苗监管涉及多个部委和地方，从长生公司来看，它在多年的并购和发展中，其实问题很多，比如，媒体在2016年就对其问题疫苗有所披露，但这没有影响到它继续生产问题疫苗以及问题疫苗流入市场，没有影响到它的几个股东控制了包括长生在内的国内多家疫苗企业。
不仅是长生，关于疫苗安全问题，早在2010年，国内就有媒体报道过山西的情况，在长生公司的问题疫苗爆发后，人们也把那段往事扒出来，当时此事也曾引起舆论关注，然而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写调查报道的记者被迫辞职，签发报道的报社领导被贬去其他单位。相对而言，2010年远比今天对舆论的管制要宽松，但对疫苗的报道还是受到地方很大的干扰，为媒体立下了一个坏的规矩。从那以后，曾经热闹一时的调查报道在中国日渐式微，一些优秀的调查记者要么不做，要么离职或转行，以致今天整个中国找不到像样的调查报道，舆论特别是官媒的监督作用几乎消失殆尽。
两年后，社会进入了新时代，媒体成了党的喉舌和工具，东西南北中，党领导和统管一切，领导人也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对党的治理和社会的管制达到空前严厉的程度。然而，就算这样，还是管不住一个疫苗问题，这说明空前严厉的反复治理手段在问题疫苗面前统统失灵。
在”一人领导”时代，表面上的严厉监管实际上会演变成无人监管和无人负责。它严厉的只是”繁文缛节”，是纸上作戏，而作为监管主体的人，在监管职责上却无所作为。因为政出上令，都在坐等上面发号施令。没有领导人的指令，大家不敢主动作为，也不愿主动作为，所以，没有问题时监管者”无所事事”，”大家都好”，一旦问题发生，则”绝不当头”，推卸责任，必须有最高层级的领导发话、批示，才会行动，否则就互相退缩，无人负责。我们看到，在长生公司的事情刷屏后，没有一个部门出来表态，集体失声，哪怕是假装安慰民众。
监管部门的鸦雀无声，跟干部任免体制又是直接相连的。在”一人领导”时代，任命干部的最重要原则是忠诚，而不是才能。你如果跟领导人或者领导人的亲信有”关系”，即使受到过处分，但只要表现出忠诚、顺从，也可得到提拔重用。此次事件也把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孙咸泽挖出来了。这位当年的食品主管者曾因三鹿事件受到处分，然而半年一过，摇身一变主管药品安全，更是在2012年荣升药监局副局长，几年时间从正局晋升正部。把一个关乎儿童健康安全的行业交给这样一个人去管理，公众对中国的监管体制如何有信心？而这正是现在干部任命的特点，只问忠诚，不管履责。
没有公民社会，没有媒体监督，没有民众和行业自治，没有法律，党包办一切，无人负责和作为，只依赖领导意志，中国的体制性和系统性腐烂在疫苗面前显露无遗。
转自：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