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误国贼比贪官更可怕

近年有“爱国贼”之说。其历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不外清末庚子之祸那几个祸首,如载漪、刚毅,如徐桐、毓贤。

称这几个人为贼,很对,他们确实祸国殃民。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他们,就没有庚子之役。庚子之役中国打不起,庚子之役不该打,不能打,打了后果不堪设想,打了甚至大清江山都不一定保得住,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常识判断,正常心智的人都能做出这判断,只有鬼迷心窍的人才会视而不见。毕竟,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一个甲子了,这一个甲子中,中国跟列强已经多次兵戎相见,几乎全是败绩,中国各方面不如人,这已经天下皆知,无须再用惨败来证明了。

但问题就在于,最高决策层恰恰不具备正常心智,恰恰鬼迷心窍。扰乱正常心智、迷了心窍的鬼,不仅包括传统的排外、仇外情结,更有权力之争的巨大黑洞——戊戍政变后叶赫那拉氏与光绪你死我活,叶赫那拉氏急于废帝,另立载漪之子为储君,但遭列强顽强狙击,一直不能得逞,本已气急败坏,对列强恨上加恨。急于上位当太上皇的载漪,这点上跟叶赫那拉氏同仇敌忾,于是纠集徐桐一伙“主战派”,天天给叶赫那拉氏灌迷魂汤。甚至不惜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放出义和团这幺蛾子;甚至不惜编造列强要叶赫那拉氏退位归政的照会,令叶赫那拉氏彻底抓狂,不顾一切地向十一国同时宣战……

端郡王载漪(中)

贼必有私,因私而贼。用这标准来衡量载漪团伙,谓之贼那是恰如其分。但谓之“爱国”,恐怕就太抬举他们了。不排除他们中个别人或有几分爱国之情,但他们最爱的,终究只是权位、皇位。他们的一切努力,终归只为着权位、皇位。正因为如此,载漪才会吃了豹子胆似的编造那份照会,不仅置叶赫那拉氏个人于险境,而且置整个天朝于险境。有此一举,足见载漪不仅谈不上爱国,甚至连起码的忠君都谈不上。他们实际上并不在意江山社稷的安危,反倒不惜拿整个江山社稷做赌具,来赌他们个人的权位、皇位。

他们确实言必称爱国。但爱国二字之于他们,牌坊而已。称他们“爱国贼”,错,而且大错。

“爱国贼”的归类不能成立,那么他们到底该归于哪类?这点古人其实早想到了,早安排好了,不劳我们费心,我们直接套用古人的成果就是。

譬如,作家刘鹗在《老残游记》中谈到毓贤时,曾如此感慨:“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又如,据说庚子之后,叶赫那拉氏在同臣下谈起这次劫难时余怒未消,恨恨地说:“刚毅误国,死有余辜!”

再如,《清史列传》之“毓贤传”,把毓贤列为“误国诸臣”之一。

以上三段引述,一个通用的关键词就是:“误国”。还是古人聪明,用“误国”而非用“爱国”定位载漪等主战派,显然更精准,更传神。

这点,是到正名的时候了,不能听任谬种误传。这既有历史上的理由,也有当下的紧迫需要。必须承认,如载漪、刚毅,如徐桐、毓贤,诸如此类的“误国贼”,并没有死绝。不仅没死绝,而且在当下发扬光大、发展壮大。坊间盛传的“三胡乱中华”之“三胡”,其举手投足难道不颇具当年载漪风采?风云一时的人工带鱼,不明显是当年大师兄的翻版?从影视界的“横店体”“厉害国”,到自媒体的“吓尿体”“跪求体”“哭晕体”,“误国贼”遗毒难道不早已弥漫主流舆论?“误国贼”横贯今天的官产学媒,尾大不掉,人莫予毒,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他们倒未必如载漪们有问鼎之志,但退而求其次,把误国产业化,而且做成垄断产业,从这新兴的垄断产业中牟取最大利益,则无疑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而且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只是梦,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美梦成真了,一个个早就赚得盆满钵满。

他们能够成就这份伟业,固然有很多不可描述的秘辛,有待将来的历史学者去解密。但有一点并不神秘,而早已经众所周知,那就是如当年载漪们,他们都爱国二字不离口,离开爱国二字简直都不会说话了。他们把一切个人的算计,一切的攫取,一切的肮脏,都用爱国这圣洁的旗帜精心地包装起来。爱国二字成了他们强大的装甲,他们躲在这装甲之中横冲直撞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作为成功学的虔诚信徒,他们个人都成功了。但整个国家不得不为他们的成功付出惨重代价,代价之一,即是毛衣战所代表的中国国际环境的骤然逆转,改开四十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他们成天喊打喊杀,反美反日反西方,四面树敌,向全世界展示敌意,一如当年载漪们仇外排外的梦呓。他们展示的敌意终于让全世界惊醒,终于以敌意回应敌意,他们弄假成真,正把中国变成国际社会中的孤岛。

的确,他们在这点上跟当年载漪们没有任何分别:他们都是典型的政治赌徒,都口口声声爱国,实际上毫不在意江山社稷的安危,反倒不惜拿整个江山社稷做赌具,来赌他们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们一样的自私,一样的虚伪,一样的欲壑难填。给他们冠以“爱国”之名,既不合事实,也是对爱国二字的莫大侮辱。这一神话是到彻底破除的时候了。一言以蔽之,爱国,他们不配,他们只配一个词儿,古人早为他们备好的词儿,此即“误国贼”。套用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对毓贤的感慨,不妨这么说: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误国贼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误国贼则自以为有爱国之包装,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更贪钱,大则误国。”

转自: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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