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从英国媒体得知前英国驻华大使艾伦・唐纳德爵士（Sir Alan Donald）逝世的消息。唐纳德爵士在英国的官、学两界都被认为是一个知华派人士，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退休之后，在英国的中国研究圈子中依旧非常活跃。从牛津毕业之后，我曾在剑桥大学教书十年，期间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中心，唐纳德爵士是剑桥的校友，所以常常从伦敦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尤其是当有一些重要的中国客人到访，他一定会来。对于他给我们活动的支持我一直心存感激，与此同时我也非常清楚地感觉到，我们之间对中国的认知有著重大不同。
例如，我们两个人对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勋爵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的举措持完全相反的看法。唐纳德爵士不赞成彭的做法，而我是十分赞赏彭的努力的。在剑桥大学与中国有关的学者和前英国政府官员中，与唐纳德爵士一样不赞成彭定康勋爵推行政治改革做法的，还有在彭之前也担任过香港总督的卫奕信勋爵。卫奕信勋爵回到英国后曾经在剑桥最老的学院之一的彼得学院任院长。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意识到，唐纳德爵士和卫奕信勋爵不赞成彭定康勋爵做法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仅没有效果，而且会恶化英中关系。
后来有机会与彭定康在伦敦见面，我也曾经当面向他请教香港政改一事。显然，彭很清楚，中国政府是一定会反对的，他坚持提出这么一个方案，因为他不认为遭遇挫折的可能是放弃争取自由民主的理由，他希望在自己的任上能够为香港市民发声，为自由民主发声，以便让后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在我眼中，唐纳德爵士、卫奕信勋爵和彭定康勋爵都是自由民主的拥护者，在香港政改问题上，前两位似乎更看重「可行性」，而他们心目中的「可行性」其实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而后者更看重的是「正义性」，看重它对香港市民的动员意义。
其实，唐纳德爵士和卫奕信勋爵颇能代表西方主流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政府的看法。这些人长时间以来，一直对西方国家政府的中国政策发挥著巨大的影响。他们主张对中国采取「怀柔政策」，不主张公开与中国政府对抗。与他们相反，彭定康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是在我看来，他对中国政府本质的认识显然比绝大多数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更清楚。他知道，没有中国人民的奋斗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极权国家的执政者都是不会自动放弃权力。通常，人们称前者为中国问题的「鸽派」，后者是「鹰派」。
作为鸽派的唐纳德爵士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曾经在英国使馆的顶楼上亲眼目睹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间和六月四日凌晨的那场大屠杀的部分场景。所以说，他对中国政府的残暴本性是清楚的。他在发回英国的一份报告中写到：「学生手拉手被轧倒。装甲车反覆碾扁尸体，便于让推土机收集。尸体和残肢被焚烧后，冲入下水系统。四名受伤的女学生求饶，但还是倒在刺刀下。」目睹如此残忍的屠杀似乎并不妨碍他主张与中国政府妥协。面对这样的矛盾，我常常想，究竟是甚么使得这些自由民主国家的知华派主张「温和的对华政策」呢？
后来有机会看到英国保守党政治家马修・帕里斯发表的《尖刻告别语》，他这样描述唐纳德爵士：虽然他赞赏「中国人民的忍耐和幽默」，但他承认「中国人仇外。官僚顽固而且愚蠢。个人没有权利，个人归国家所有，中国人对彼此通常很冷漠，有时候到了残酷的地步。」他还说，「我不信大陆的中国人将来能学会精确制造一个水塞，或正确地保养汽车。」
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到，一些西方人对中国人是看不起的，他们可能认为中国人不配享有西方人享有的现代政治权利，因此西方政府也犯不著为此而与中国政府对抗，损害西方国家自身的利益。
转自：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