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形态的分离
事实上，对民粹主义的误判在较大范围内，已经作为一种消极思维，影响并更改着民主运动在大陆的当代表现。这意味着，由观望、臆造继而走向指责的对民粹的批判，以及由此所构成的对大陆社会的逆性消解，导致了民主运动（以追求大陆的民主体制为目标）和社会行动（以在暂不区分政权的状况下对公平及个人自由的诉求）之间非意识形态的裂痕，因为它超出了在政治领域内对中共极权的抵抗，而幻化为社会内部群体间思想及行为的分歧。这一点，正如毛左群体既不会受到中共当权派系的欢迎，更不会被自由派人士接纳一样，它体现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陆民主运动与社会行动之间互不相关（最多只是在几个比较不重要的领域有所关联）的分离性政治形态。而由此产生的，则又表现出自以为能超越政治门槛的束缚，并将小我意识作为现代人类社会的视野，进行对社会和现实的表述及归纳。但是，比较清晰的一件事是，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是在于无论从属哪一方或哪一群体，要想在大陆进行对政治的“去政治化”，都会被现实击垮，最终成为徒劳而虚妄的挣扎，甚至，它就是对民主意愿的弱化。
悖论中的被动状况
共产意识形态以恐吓为控制手段，经中共长年累月的强制灌输之后，使得大陆社会处于板结的畸形体制中。在社会（群体在场的公共性）消失的同时，中共又以谋划族群的阶级隔离迫使现代大陆被反现代的实质所扼制，也即，当下大陆的实际情形是，它在表面上是繁荣的，是现代的，但它的内在和本质却是反现代的内部吞噬。因此，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才会以令人意外却又精确的方式，将中共式的大陆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究其原因，乃是在于一切已存的政治表述都难以概括此种处于双向悖论的国家体制。而阶级的事实存在（由中共配置），则又为社会行动在大陆的民主预期蒙上了阴影。这种历史，贯穿于整个民主运动的历史中，如，八九民主学运的最终失败并非仅因中共的血腥屠杀而消亡，它在同时，也表明了社会现状在时代进程中的被动状况。即，追求民主、自由是人的天性，但却仍受到所处时代和特定情景的限制，除非，能认识到（在具有广泛层级的意义上）一个政治化的社会，必须要时刻面对的何谓政治的策略及后果。
反对式陷阱
因此，在此既复杂又清晰的漩涡中，将民主运动的社会性和社会行动的政治性从整个大陆的体系中切除出去，并以自认为的可能话语或行动对中共进行抵抗，将必然是对结果本身的反对。换而言之，不能认识到民主运动是社会行为在当代的普遍定义及表现，也就必然会对社会行动造成专制式的陷阱。由此，指责暴民或民族性就会蔚然成风，而实际上，这也就等于确认并接受了由中共编造的政治谎话，如“这届人民不行”，或者，在自身都没能意识到的情景中，在反对的同时，却又在事实上，对中共将普通民众定义为“低端人口”的做法给予了心理认同（否则指责民粹就显得多余）。但是，这还只是大陆现状的一个初浅层面，是能够被触及的属于真相的极少部分。
不存在的“民粹”与社会隔阂
大陆民主运动的社会性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现实是，别人已经到了身处民主而开始讨论当代民主的危机，我们则仍然挣扎于向往民主却身陷中共的极权牢笼，这种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的断裂所导致的，就不仅是（站在）自由世界对中共的误判，而是在事实上，对社会群体的苦难和现实生活被彻底剥夺的疼痛难以形成具体的回应。因此，也就会出现别人批评民粹主义和批判大陆民粹其实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是因为别国的民粹是经民主的洗礼和锤炼之后所引发的现实歧义，而大陆的民粹却和本质的民粹没有任何关联。不能理解这种现实的存在反差，而仅是以西方自由思想的体系，面对民主运动的大陆社会，其结果仍然是无意义的对真实苦难的消解。这也在政治的领域内造成了民主运动和社会行动的隔阂，也就是各说各话，互相指责或无视，无论是知识群体、维权群体，还包括仍对中共抱有热忱、要捍卫改革开放果实的改良派，这一整个社会舆论的方向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如此，就现状而言，也就同时说明了为什么民主运动长达数十年而无果，以至深陷悲观与绝望的事实。
当西方思想界开始讨论民主的危机与困境时，大陆民主的社会周期也受到了冲击和影响，是在于民主本身从来就不是引起危机的根源，而是因自由世界对极权体制的误判，才在当代政治的领域内波及到了民主作为政治体制的识别与筛选系统。不能勘破此种因“政治正确论”所造成的思想阻力，就一定会同样地对民主产生动摇。而西方学术界又因其自身不能克服的精英特征（对民主进入世俗世界的厌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社会现实的真正病因理解为其实根本不成问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种状况，所导致的必然是对极权的短视，也就是回避了整体世界下中共极权对民主的侵害以及由中共造成的世界危机，而一头扎进臆造民粹的陷阱，继而站在“政治正确”的狭隘空间里，不断抨击民粹，将真正的问题抛在脑后，以至于最终只能成为被极权吸附的阴影，再无能力面对民主的当代性表现。也就是，再过五十年，当我们回顾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史时，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黑暗时期，它所造成的对民主肌体的伤害，要远远超出我们能够接受的程度。同样，毫无疑问，这种对苦难社会的无视与回避，也必然会对大陆民主转型的现实，产生重大而难以挽回的不良影响。
政治正确遮蔽苦难历史
一般政治视野将社会性行动误解为民粹之后，导致的必然是对民主本身的歧义，也就是将由极权和专制引起的人权危机解释为民主危机，从而不仅丧失了正面直视因政治不平等所形成的社会伤口，同时也使得民主的制度基石产生动摇。而这所有的一切，其实不过是上个世纪以来世界冷战思维的延续，是对过于恐惧的暴政灾难的感官折射。虽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营造着极其恶劣的影响，并为极权可以任意操纵民主社会、对民主展开攻击提供了机会。同时，又在此苦难隔绝的观念下，为极权塑造了政治正确的胜利之路。由此颠倒的进程，不仅混淆了民主运动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亦因其对苦难历史的刻意遮蔽，从而使得一切被极权压制的苦难历史消失在政治黑洞中，使得思想视野在普遍状况中对苦难无动于衷，大力批判民主并“视民主为民粹”，同时放弃一切自由和尊严。
民主性流失之后：社会行动对民主的重新理解
民主是建立在一种基于世俗层面中的社会生活的形态，而非理想主义情结的诞生之处，因此，一切将民主视作危机而有意放弃对现存极权批判的行为，都会被纳入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死灰复燃的阵列中，是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小资产意识经物质收买从而改头换面所形成的表面理性（其实质是确认并区分阶级）。它是对真实自由主义的背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之所以对民主缺乏信心，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上个世纪臆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入冷战的产物，它在本质上体现为机会主义者。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当代大陆民主运动要以开放的心态，正视社会行动是对民主的现代性产生推动的主要力量，也是建立现代民主而非政治正确的开始。批判民粹主义却无视极权压迫以及因权力高压所带来的生存苦难，即是民主运动民主性流失的开始。事实上，这种两面不着力的形态，在极大的层面上，体现的是当下大陆民主运动的通病。
民主运动的民主性流失同时还体现为，将普世价值及人权观念抽象化和形式化，以至于民主运动与实际的社会行动的流向毫无关联，既无法在现实抵抗中形成合力，也难以引起社会和群体共鸣，成为孤立的或者说是名存实亡的民主机制。但是，从更广泛的层面而言，也就是从社会行动本身的现实肌理出发，在不区分民主观念的前提下，一种清晰的进程正在产生。即：社会行动对于现代民主的意义和价值，正在超越民主运动本身所形成的影响。正如社会行动之所以仍在争取自由表达那样，它是对已经模糊的普世观念的挽回和重建。尤其是当社会群体不再回避政治这一特定的社会元素时，就同时表明了，由此视野形成的对一般民主的超越已经成形。这即是一种深刻的提醒，以便告诉我们，民主的价值已无需探讨和比较而只需尽力争取。但如果民主运动的社会性仍得不到足够重视，那么由此引发的一切，就不再仅仅是单方面的来自极权的压迫，而是要更为严峻。如何重新理解民主不是妥协的平衡，则恰恰并永远是对抗争行动的坚持。
自：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