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专访:曾经的依法维权者,怎么看今日中国?

四年前的六四晚会,滕彪不顾国保警告,现身香港维园演说。一句“退无可退”,说的是香港,也预告了自己的人生——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和妻女即将流亡。

端传媒记者 陈虹瑾 发自台北

四年前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滕彪当时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教授,也是执业律师。他不顾先前国保的警告,现身发表演说。台上一句“退无可退”,说的是香港,也预告了自己日后的人生。摄:萧茜晴/端传媒

四年前的六四纪念晚会,香港维园聚集超过18万人,滕彪当时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教授,也是执业律师。他不顾先前国保的警告,现身维多利亚公园发表演说。台上一句“退无可退”,说的是香港,也预告了自己日后的人生——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和妻女即将流亡。

六四事件发生那时,14岁的滕彪就读于桦甸四中。桦甸,吉林省里的穷乡僻壤,世代务农的滕家,又是桦甸最穷的人家。埋首书堆的滕彪,隐约听说长春、大连那儿都有游行,但那全都不关他的事——考大学是人生唯一大事、也是脱贫的唯一方法。

一年后,他考上北京大学,受六四事件影响,中共中央规定1989至于1992入学的所有北大、复旦新生要接受一整年军训、加强政治教育。他一边念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练习踢正步,一边接触到了思想活跃的同学,偷偷接过一本又一本关于六四真相的书。对世界的看法,于焉改观。

2003年起滕彪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也在北京的律师事务所执业,开始逐步介入维权案件。2003年,一名青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收容所员工毒打致死,滕彪、许志永、俞江等律师联名致书全国人大常委,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这部法律最后被政府宣告废止,这场史称“三博士上书”的行动,堪称中国“司法维权”的时代结结实实的一座里程碑。

2005年,维权人士陈光诚邀请滕彪前往山东做“暴力计生”调查。陈光诚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记得,调查采访当天温度(摄氏)37度多,他们蹲在院子里、墙堆旁、树荫下,现场挤满遭受计划生育单位暴力迫害者,两人一边听著一个又一个受害者的故事,一边还得摆脱中共派员的尾随,衣服早湿了一身。累了一整天,村民给他们准备了面条,滕彪却说吃不下。陈光诚以为是太热了,问了半天,滕彪这才开口:“主要是故事。听完这些,我吃不下去。”此后,陈光诚老唤滕彪为“滕彪兄弟”,至今仍是战友。

和其他维权律师一样,滕彪遭连续搧耳光、剥夺睡眠、关押期间每8到10天才被允许洗一次澡、每天同一坐姿面壁18小时、连续一个多月强制戴手铐等,并且遭威胁:“再也看不到你的孩子”。

从2003年起之后十多年,中国重大的维权和营救事件,滕彪几乎无役不与。他的妻子王玲在公开信中这样形容他:“不知道回避敏感案件,从计划生育、毒奶粉、黑砖窑、家庭教会、拆迁、酷刑、冤案,到非常危险的宗教案件和少数民族案件,他傻傻地一路走下来,伤痕累累。”

2011年,他被囚禁长达70天,和其他维权律师一样,遭到了刑讯逼供:连续搧耳光、剥夺睡眠、关押期间每8到10天才被允许洗一次澡、每天同一坐姿面壁18小时、连续一个多月强制戴手铐等,并且遭到言语威胁:“让你再也看不到你的孩子”。之后虽然获释,但头三个月,滕彪不太敢说话,“但我过了两三个月就恢复了。”之所以能恢复,他说,是因为自己内心足够强大。

2012年,他受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成为“人权与公义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2014年9月,哈佛大学发给滕彪访问学人邀请,他计划带著妻子和一对幼女赴美。出发前夕,妻子王玲和大女儿却被中国政府限制出境、进了中共的黑名单。滕彪只身带著年仅7岁的小女儿前往美国,隔海与官方数度交涉未果。他认为,中共借此对他展开警告与报复,留了妻女在国内当“人质” 。为了一家人自由和团聚,他找上了泰国的人蛇集团。

2015年春节,还在深圳上班的王玲带著女儿回北京老家,向年迈的父母告别,表面说的是公司奖励出国旅游,但王玲知道:这一别,也许就是一生。历经三周偷渡,颠沛流离之后,当年3月,一家人终于在美国团聚。

流亡期间,滕彪更频繁地写文章,也计划写书。美国律师协会(ABA)邀他出版个人回忆录,记录2003年以来,在中国代理人权案件经验、中国维权运动发展、维权律师处现况、被关押遭受酷刑的经历等,书名都取好了,就叫《黎明前的黑暗》(Darkness Before Dawn)。

对方寄来了合同,他签了字,拟好细部的写作计划。2015年,出版商歉然地告诉滕彪,公司害怕出版此书会激怒中国政府,让其他该机构在中国运作中的项目发生风险,因此只能拒绝出版滕彪新书。从那之后至今,滕彪仍在寻找愿意支持这个计划的出版商。

2015年的三月中旬,哈佛校长佛斯特(Catharine Drew Gilpin Faust)前往中国会晤习近平。当时滕彪正准备三月底在哈佛的一场演讲,与他同台的讲者还有流亡美国的维权人士陈光诚。一日,一名哈佛大学高层找来滕彪,当面对他表达:“校长见完习近平,回到美国,你们就在哈佛搞这么一个演讲,不合适。”对方的态度严肃而坚决,演讲还没宣传,就无声无息地被取消。

王玲也受到了牵连。流亡美国时,王玲原本继续替中国LED制造商利亚德公司工作,这个她待了17年、一路做到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的的公司,一年多后终于受不住压力,王玲在2016年9月“被离职”。

中国不能待了。那以自由民主人权立国的美国,也不见得容得下他。滕彪在去年应中国一所艺术机构邀请,在水墨画上题字。他题了这样一句:“雁影枯云尽,何处是我家。”

原乡已经太远。流亡以来,滕彪走访停留多个地方,倡议民主运动。今年初,滕彪访问台湾,不像一般学者下榻市中心的星级饭店,他选择宿在双北市蛋黄区边缘的一处铁皮民房的友人家。我们在此进行访谈。进行到一半,摄影记者拉来一张椅子,一边测著光。滕彪的思绪没停,一边应答,眼神却再也离不开那张空椅子。我问他想到了什么?

是啊,刘晓波,他答。

滕彪第一次被绑架时,是在2008年3月。他事后知道,刘晓波还专门写文章声援他,题为《黑暗权力的颠狂——有感于滕彪被绑架》。刘晓波在去年肝癌离世,滕彪写下《作为人类精神事件的刘晓波之死》。早在刘晓波起草《零八宪章》时,滕彪就帮他征集签名。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两人在北京的餐馆,众人喧哗的饭局上,悄悄就《零八宪章》的草稿交换意见。那一面之后,两人就没有再见面。“他到死都不能自由。西方国家束手无策……。”滕彪如是惋惜著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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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你也提到了海外民主运动面临打压,谈谈这部分及你个人遭遇?

滕彪:国内维权、海外民主运动的诉求都是人权。国际大环境在1989之后,对人权议题愈来愈不愿意向中国施压。现在有的一些运动,规模也比90年代初小得多。因为海外民主运动得不到资源、得不到支持,某种意义上,面临被边缘化。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震惊全世界,很多学生领袖到西方受到很多欢迎和支持。那时很多人,包括西方学者、政治人物和这些流亡的民主人士,他们觉得共产党很快就会垮台。天安门事件后,他们得到很多支持。西方也对中国展开制裁。

但后来,西方对中国从制裁变成appeasement(绥靖)。共产党反过来,没有垮台,而且愈来愈强大。这样的话,民运就被边缘化。

在海外被骚扰的例子很多。先谈谈别人例子,比如陈光诚在美国的家里被放过老鼠药。有些人因为他们在海外的活动,导致中国家人被抓、被警告。比如长平,家人被带走;又比如北风,被当局怀疑他跟新疆公开信事件有关,就绑架他的父母,带去强迫旅游。

我还在国内的时候,被强迫旅游过很多次。其实做维权的在中国,一定会遭到各种各样的警告、骚扰、跟踪、限制人身自由。软禁的话有分程度,有些完全出不去自己家门,其他人也进不来,像陈光诚、刘霞、高智晟、胡佳,那是最严格软禁。有的稍微松一点,我被软禁的时候,我送孩子出门,就坐他们的警车,送完再坐他们车回来、再软禁。

2014年访问伦敦时,一个黑天,我在伦敦罗素广场,突然出现骑摩托车的两个人,从我身后飞快把我电脑包抢走。我下意识地保护电脑包,那里面有我的护照,被抢走的话我就完了,我就会被困在英国。一瞬间,我死活不放,他没有抢成,但我趴在地上被拖出去,拖行了好几十米。

即使我们在海外,中国政府透过各种方式,间谍、便衣、各种人,对我们的软的、硬的、各种报复和威胁,他们肯定会持续去做。对我个人来说,我不害怕,害怕也没用,恐惧也没用。你恐惧的话他目的就达到了。就破坏你的心理安宁、破坏了你的正常生活。

端:谈谈当时被限制出境和偷渡的过程?

王玲:我被限制出境后,滕彪和小女儿(从香港)去了美国,我带著大女儿在深圳生活了7个月,我们照常上班上学。2015年春节,我带著女儿回北京老家,向年迈的父母告别,缘由是工作表现优秀,公司奖励旅游,还得见见国外客户,假期得出国一趟。

这场逃亡历时3周,砸了十几万人民币。我与父母拜别后,对9岁的大女儿说:“咱们去adventure travel(冒险旅游)!”然后就依人蛇指示,直奔云南西双版纳。到了约定地点,人蛇让我等电话,在电话中再指示她搭乘出租车,走了400公里,到了中缅边境的某个口岸。那师傅一路上满肚狐疑,问我:“中缅边境果敢正在打仗,死了一万多人,人都从山里逃出来,你们咋要进去?”我说:“哎,去看个亲戚。”

到了口岸,前方来了四处张望的缅甸人。一切都凭感觉,我直觉那人是来接我的,眼神一递过去,那人一点头,我们母女就上了摩托车。那老缅不会中文,一路沉默,事后想想那时被拐卖了都有可能,但我没时间想那么多,只求赶紧离开中国,一路狂飙著被载上山道。我心里一边盘算前方险路,一边跟女儿说,咱们没玩过这游戏呢,这实在太好玩啦,我就喊啊,女儿在颠簸疾行中兴奋地哇哇叫啊。上山下山再过河,一路玩到金三角。

我们从缅北搭车到了缅甸南部,对方就不见了,换了另一个人来接。言语不通,就靠著比手画脚解决。我们也有见过不靠谱的人,住过不安全的酒店,我女儿也住得不舒服。我们后来跳上必须以手作桨的简陋竹筏,偷渡到了泰国,又行经陆路、水路,见过一个又一个来接应的人,从泰北一路向南,最后被告知没有入境章,所以无法从泰国赴美。我一边想办法联系接应,一边替女儿安排骑大象、丛林溜索、寺庙巡礼,玩著玩著就偷渡到寮国,再偷渡回泰国,她很开心。关关难过,最后我们取得合法方式,从泰国搭机直飞美国。


2015年3月,王玲与大女儿终于偷渡成功,一家人在美国团聚,拍下这张难得的全家福。受访者供图

端:你在2000年初头开始做维权律师时,当时对于体制内改革应该是有期待的?会觉得这十多年,是期待的一路破灭吗?你心中对中国改革所想像的路线图是怎样?

滕彪: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对体制内推动渐进的改革、推动法治,是抱有期待的。尤其孙志刚事件之后,人们会对体制内改革产生期待。

当时还有个说法是“胡温新政”。胡温在开始的那几年,和现在的习近平比起来,那是松多了、非常松了。当然从政治体制上没有变;一党制、党对司法、媒体的控制,都没有变。

即使如此,维权人士、大量自由派和知识份子,是对体制内的改革或“体制与民间的互动”是有期待的。后来,慢慢的很多人失望、很多人破灭了。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这个东西(体制内渐进改革)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仍然是国内支持自由派知识界的主流。

2016年我和王天成编的书:《回到革命:中国大转型前夜的激辩》仍然是这股思潮下的产品,我们不主张暴力革命,倡议“非暴力”和渐进改革,收录了很多主张革命(绝大多数是民间非暴力革命)的文章。很多人谈到革命就以为只有暴力形式。实际上,20世纪60、70年代之后,马丁路德金就倡议非暴力,89年天安门运动是一个极其的、典型的非暴力运动。

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传播自由主义思想贡献很大,像贺卫方、茅于轼、刘军宁、徐友渔、李承鹏等等;广义自由派包括异议人士,刘晓波、陈子明等,但他们发言的平台受到极大限制。主流声音就是要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共产党能主导政治体制改革,渐进走向民主化。我们实际上是用法律维权,来作为推动民主的策略和杠杆吧。

在2003年那会儿,我对“体制外互动”曾经有期待,有幻想,但很快就破灭了。这也使我和上述人士的主张有分歧。

其中一点就是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对于现在的宪法、一党制,我和一些像莫之许、刘晓波等人是彻底否定的。但体制内、有自由倾向的学者。绝大部分是不公开挑战(现行体制)的。

另外一个是渐进主义。很多人希望民主,但是说“革命快了不行”,必须要慢慢来。在共党的主导下推进,这样最好。

早就应该要人看到,期待中共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能的。他(中共)不会主动放弃一党专制。这有各方面的原因,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原因,国际政治原因。共党不会主动放弃一党专制。

回到我们的倡议:愈来愈多成功的革命是非暴力的。而且非暴力完成的民主转型更容易巩固,很多研究可以支持这点。所以我们是主张非暴力。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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