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国民主政治的社会准备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六四”惨案不仅夺去了成千年轻的生命,更改变了数以百千万计的人生轨迹。可以想像,面对29周年纪念日,许多幸存者和过来人的心情难以轻松。从表面看,邓小平搞掉赵紫阳的政治阴谋是得逞了,那些主张“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的人也得逞了。“六四”后成长起来的整个世代,不仅对“六四”很无知,而且知道了也不感兴趣。原因之一,就是即便他们的父辈当年也曾义愤填膺,现在却不愿再回首往事。

不过,近二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有利民主政治的重大变化。最重大的变化,当然就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的人口已经占据压倒多数,而且,城市房产不仅已成为中国多数人口最主要的私人资产,更占据了社会总资产的过高比重。如此急速的城市化和如此畸形的社会资产结构,是中国高度压榨性的财税体制严重扭曲资产价格和社会福利体制所导致的。这一体制迫使农村的几乎全部主要劳动力和多数城市青年人远离故土,在自己没有公民身份和福利保障的大城市恶性竞争,为不受制约的权贵资本创造了巨量财富,一面滋生巨大的贪腐和贫富分化,也令官僚机器的膨胀完全失控。

随着新生劳动力的供给开始萎缩,中国社会老龄化进一步加速,国家的榨取模式难以为继。在这个背景下,这两年大城市开始进入了“抢人”时代,也就是说,中国“用脚投票”的时代正悄然而至。曾在网络炮轰“党媒姓党”被禁言的北京地产大亨任志强相信,这一趋势会继续支持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攀升20年,我怀疑这一趋势带来的治理挑战能让中国的榨取模式再持续这么长时间。大批人口在就业所在地没有当地的公民权利这一“中国特色”,给中国带来了许多社会灾难,包括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总人口不久将负增长。这种社会危机正在迫使新一代人越来越认同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主张的价值,而不论他们是否了解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中国社会为推动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准备。当局试图控制大城市房价的努力说明他们也看到了这种危险,但事与愿违的结果表明,专制统治者并无力改变新一代认同民主价值的大势。

在中国社会危机和治理危机因快速且扭曲的城市化而急速加剧的同时,中国知识人和受过系统教育的中产阶级对法治和民主社会的知识准备,过去十年有了长足进步。海外民运人士对国内影响力的下降,其实与国内这一重要发展是有关系的。海外民运人士的知识不能与时俱进,而国内的知识人在不断升级的政治迫害下,则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浮躁,沉下心来读书、思考、写作,向渴望新知的中产阶级提供更好的知识产品。

近年来,我读到了越来越多品质上乘的译作和有思想分量的文字。作家刘仲敬代表的非学院派新史学,已经对支持“政治大一统”的主流叙事产生了重大冲击,而学院派学者把普世价值“本土化”的努力,也有了不错的成果。整体上,中国知识阶层对人类历史、各文明的文化脉络及其关联,对当今世界的时局,已经有了相当全面的把握,远远超越了“五四”那一代精英的全球话语能力,更不用说,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人数庞大、掌握了现代专业知识的职业人阶层。

这一切意味着,如果再有“六四”那样的机会,中国社会已然有了好得多的准备。

转自: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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