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八九民主运动和六四大屠杀二十五周年。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因中共前总书记、开明改革派代表人物胡耀邦去世而爆发了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从4月15日起始，到6月4日大军屠城（六四之后的一周时间各地仍举行了大量抗议活动），历时近两月，仅北京一地参加的人数就达几百万人。“九华天上人知得，一夜风雷撼万山。”参加到一九八九年争取自由民主的伟大事变中的有数以千万计像王维林一样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和大学生，正是他（她）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构成了八九民运的主体，正是他（她）们用自己的壮烈行动展示出中国人渴望自由、追求民主的坚定信念，正是他（她）们用自己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献身精神感动了全世界，为中国人在自由民族之林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敬，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
一位中国政治学者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一九八九年因耀邦去世发生的民主运动的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积极意义是不容抹杀的。它撕开了共产主义的铁幕，自此东欧的共产政权像多米诺（Domino）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其他地区的共产政权也不得不寻求变革之道。它为其他共产党国家镇压民主运动提供了一个反面的教本。它告诫人们，像中共政权那样镇压八九民运将为世人所不齿。罗马尼亚的独裁者作了效法中共的尝试，结果丢了性命。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就不再敢冒这种风险了。“六•四”事件彻底撕下了中共代表人民利益的假面具，动摇了中共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八九民运在中国造就了一大批以实现民主为政治诉求的反对派，这些人越来越多的从监狱之内转到监狱之外，在社会上从事使中共对之奈何不得的民主活动，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声张、呼吁。更多的人士利用身在曹营之便，在“六四”觉醒后开始对共产政权进行默默的、但却是实质性的“和平演变”。这在中共统治史上是破天荒的事情。八九民运还逼出了市场经济，彻底改变了已推行四十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成功地把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共产主义笼罩之下的中国大陆一步一步的推向后共产时代。从这种意义上讲，作为中共统治下的第一次全国性民主运动，对中共政权造成如此之大的冲击，难道不是其莫大的成功之处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宣告了共产主义的诱惑在中国的终结，同时，“六四”事件也使人类彻底摆脱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也是危害最深的诱惑。不论未来民主化道路将多么漫长，前途将多么坎坷，共产主义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都已经绝无可能继续成为自由民主的替代品。而这一教训不仅凝结了千千万万共产政权下死难者的鲜血，更凝聚了“六四”死难者的鲜血。
“六四”以后，以民主、法治、多元化为取向的政治改革进程被中止，中共统治集团推行是一条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世界上普遍实行的民主与法治政体下的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反民主，非法治，一党专政，政商勾结，强取豪夺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又译作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中国式权贵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一、权势集团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各种稀缺资源，建立各种特权，疯狂地攫取财富；二、设租寻租，政经结盟，权钱交易，以权圈钱，以钱买权，化公为私；三、打着党、国家、政府、改革、改制、兴建开发区、招商引资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巧取豪夺，与民争利，明火执仗地掠夺民有财产与国有财产；四、权势集团掌控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贪赃枉法，欺压民众；五、内外勾结，贪污腐败，挥霍无度；六、基层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七、社会两极化与贫富悬殊；八、社会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其后果正如《零八宪章》中指出的“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政治腐败和社会溃败的趋势。
八九学生领袖王德邦在《留存历史，期待真相——八九民主运动反思》中指出：“经过二十五年来的观察与反思，我的看法是：八九民主运动对中国社会而言是因悼念胡耀邦而自发产生出来的，以反对官僚腐败，要求民主与人权，捍卫改革路径为目标的社会改良运动；其采取的方式始终坚持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对政治与历史而言，八九事变则是一场被有组织有预谋的中共权力集团中顽固反动势力阴谋操控、利用，来作为颠覆政治改革、清除体制内改革势力的政变。通过这场镇压，中共统治集团中断了从文革之后反思而开启的全方位政治、经济、文化改革，走上了缺失政治改革的跛足经济改革，实现了权力私有化，对社会资源在假改革名义下完成由权力占用到权力占有，到以改革名义的瓜分过程，进而导致中国社会价值崩溃，腐败泛滥，权贵肆虐，官民对峙，贫富割裂，资源枯竭，环境毁弃，社会矛盾激化，全方位整体性社会危机爆发，中华民族陷入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对民间改革呼求的镇压与对权力体系内开明改革势力的清剿对中华民族深远的灾难性后果随着25年来的历程已昭然若揭。”
反思八九“六四”二十五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历程，有几点认识需要明确：
一、不要对专制独裁的统治集团抱有幻想，而应确立依靠民间民主力量和公民社会争取实现民主的理念。民主、自由和人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更不可能靠独裁者恩赐，而要靠千千万万中国公民守望相助、坚持不懈、前赴后继地去努力争取。鲍勃.肯尼迪说得好：“一个人每次为一个理念而挺身而出，或为改进他人生活而努力，或向不公出击，他传递出的希望仅产生很小的波纹，而千百万不同能量产生的波纹互相交叉，就能汇聚成洪流，并可冲垮阻挡我们的最坚实的墙。”
二、中国的民主转型需要几代人接力传承，协力推进。八九民运知识界领袖包遵信先生尝言：“中国的民主化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接力传承，需要逐步形成中国自己的争取民主的传统，累积本土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民主转型一项长时段、超巨型的系统工程，就像一场长途接力赛跑，需要一棒接一棒坚持不懈地往前跑，直至到达终点。
三、悉心培育公民社会，努力壮大民间力量。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强调指出：“公民社会也许是惟一有效反对专制和极权统治的源泉。”没有一个独立于国家政权体系之外的强大的公民社会，专制独裁和极权统治就会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肆意侵犯人权，真正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政体也无法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因此，悉心培育公民社会，努力壮大民间力量，是自由民主能否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关键。
四、强化民主转型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积累。公民运动和民主实践需要具有国际视野并切合中国实际的民主理论的导引，以借鉴他山之石，成就中土之功；同时，尽可能地减少走弯路与避免误入歧途。美国著名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指出：“随着对民主之必要条件的充分认识和满足这些必要条件之意志的出现，我们就能行动起来保护民主，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促进民主的理念和实践。”胡适先生也说过：“知与行都很重要，纸上的空谈算不得知，卤莽糊涂也算不得行。虽有良法美意，而行之不得其法，也会祸民误国。”因此，知与行、理论与实践，二者不可偏废。
五、进行宪政革命，加速民主转型。现代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宪政革命，应该合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为一体，通过革命途径扫除建立宪政民主政制的各种障碍，终结一党独裁和专制统治，最终达成确立牢固的宪政民主政体的目的。宪政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循乎道而合乎义。《零八宪章》就是中国宪政革命的纲领，《零八宪章》昭示的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为基本内核的政治理想才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光荣梦想！惟有实现《零八宪章》申张的制度架构，中国人民才能告别动物农庄式的悲惨生活，拥有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的美好家园！
（《零八宪章》月刊2014年5月号 总第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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