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1971年出生，中国人权律师。
2008年，作为一名商业律师，被警方报复陷害并判冤狱两年半。
2011年开始，全心投入维权工作。曾代理多起著名维权案件，例如范木根案、曹顺利案、伊力哈木‧土赫提案、尹旭安案，并为许多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
2013年，王宇支持唐吉田、江天勇等律师调查中共“610”办公室的所谓“洗脑班”、“法治教育中心”等黑监狱问题。
2014年12月，王宇等律师前往建三江法院，代表法轮功学员递交表格，被法警赶走。
2015年4月，王宇及另一位律师在沈阳市沈河区法院参加庭审，在履行辩护职责过程中被暴力拖出法庭。2015年6月，公开表态支持中国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的群体灭绝罪。
2015年7月，在河北省三河市法院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当庭抗议合议庭违法，被7、8名法警拖出法庭外，重扔在院外大街上。
2015年7月9日凌晨，王宇被从她家里绑架。期间其丈夫包龙军也被抓，儿子包卓轩被软禁，被收缴护照后弄到内蒙姥姥家。10月，其儿子被警方从缅甸边境抓回。
2016年，关押中的王宇获得欧洲司法界的“路德维希–特拉里奥”人权奖。
2016年8月，王宇被释放。关押期间，美国律师协会为她颁发了国际人权奖。目前她仍然在中共的监控之下。
（编者按：被称作“中国最勇敢的女律师”的王宇，自己和家庭历经中共的迫害和株连。一个掌握著国家机器的政权，居然到了要拿一个孩子来要挟一个女人的地步！谈到“709”，她说，“对于我和我的家人来说，那是一条至今没有愈合的伤口。”）
问：您最初是一名商业律师，后来怎么成为维权律师的？
答：2008年，我因为投诉铁路公安，遭到铁路公检法的报复陷害，后来被冤判两年半。一个国家部门竟拥有一整套的司法系统，抓人、批捕、公诉、审判、定罪都由本系统人员完成，它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完全有违司法公平。
当时我根本找不到任何法律救济的途径，这让我深刻认识了司法的黑暗以及权力的傲慢，也让我逐步地走上维权道路。
之前作为一个商业律师，我并没有关注过社会的不公。那时我明白：你不按法律来做，没有对抗公权力、没有用法律去跟公权力去较真，你可能会得到一些利益、得到一时的安宁，但你也随时会受到非法社会的惩罚，所以我受到惩罚也很正常，我不怨天尤人。
后来做律师重新执业，我就想，我要帮助像我一样蒙冤的人。我去代理维权案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一个对当事人更有利的结果。人都有个同情心吧，当时自己被判，也是特别希望有人帮助我，要是见到一个理解我的人，自己会觉得非常的感激。
做法轮功信仰案件是个有难度事情，之前因做这种案件，被打压的律师已经很多了，包括高智晟被抓、唐吉田律师被吊照什么的。但我比较喜欢挑战一些没做过的案件，还有，他们这些人确实需要帮助，我理解他们。
代理这样的案件，随时会出现很多风险，比如：去看守所会见，不但不让会见，律师还给抓了，关进派出所去限制自由；在庭审中，会把律师拖出法庭！“709 ”我被抓之前，警察还多次去我家骚扰我儿子、母亲。
被称作“中国最勇敢的女律师”的王宇，自己和家庭都历经中共的迫害和株连。（大纪元）
问：中共官媒曾用一段录像对您进行抹黑？当时的具体情形是什么样的？
答：那是2014年，我接替陈健刚律师，与王全璋律师一起到沈阳，为一个法轮功信仰案件开庭，那案子存在比较严重的酷刑。开庭之后，有三个当事人、六个律师。刚开始法庭对当事人有一些询问，其中一个当事人是女性，她强烈要求把她受酷刑的情况，告诉在场的家属、法官、律师、公诉人等。我理解她，在秘密关押中遭受了非人的虐待与酷刑，一旦公开审理，当然要把自己受到的不公讲出来。
作为法官，应该公平、公正，应该让当事人把她所经历的完整陈诉下来，你不能不让她说话。还指使很多男法警去把这个当事人按在那里，庭上有女法警，但是法官没有用，我觉得男法警对当事人的施暴很不人道，并且男法警非常暴力，我很气愤，请求法官制止，但法官置之不理，施暴一直持续。于是我愤怒地离开了我的辩护席，直接去跟法警要求，但法警不但不听，对我也很蛮横，而且还撵我。回到辩护席，我指责法警，说：“你们这样做就是流氓！”后来我听说这个录像一直在中共媒体的电视上滚动播出。他们拿这个东西抹黑我，我成了“泼妇”了。
后来我被拖出法庭。法官、法警作为执法人员，不去纠正违法行为，当律师要求纠正他们的违法行为，反而被他们拖出去！这种法庭怎么能正确、合理审判案件？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虽然官媒抹黑我，我一直不在意。因为很多律师朋友、当事人还是非常支持我的，包括这次，很多朋友还是非常支持我。我觉得，很多人是知道真相的。我特别感动，这种支持的力量更大。
还有，我做事情凭我的良心，虽然能力和水平有限，但我是用心做，为当事人着想，我不亏心，所以我也不担心被抹黑。
问：对您来说，人生中最恐惧的事情是什么？
答：我经历的最恐惧的事情，就是“709”我被关押时，他们说把我儿子包卓轩给抓了，说是我儿子偷渡什么的，当时我吓得脑子一片空白，一下就昏过去了，想起来就很恐怖。
我儿子今年1月份出国之前，我就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觉！我觉得孩子在这个国家，就会面临危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危险会降临在孩子身上！其实对于我们大人来说，关押也好，软禁也好，我觉得是能承受的，也没那么特别的恐怖。但不管孩子他多大，父母总希望能够把他放在自己的羽翼下去保护他啊。在这个国家，作为父母保护不了自己的孩子！儿子出国以后，我心里才感觉踏实。
问：您能谈谈“709”事件对您孩子的影响吗？
答：我第一次和别人聊的时候，根本就聊不下去，就光哭了。孩子从没有很详细地跟我聊，我觉得聊这个，对我是二次伤害，心里感觉特别难受。我一直避免和孩子详细地去沟通。后来和孩子、孩子爷爷、奶奶、姑姑、小姨及我父母聊天，通过只言片语知道了一些当时的情况。
2015年7月9号那天，孩子他爸爸去送他到机场，准备到澳大利亚留学，读高中，没想到父子两个就被抓了。几乎是同时，他们来我们家撬门，用那个电钻钻门锁，几秒钟门就开了，涌进来一大批人，把我按倒，戴上了手铐，套上了黑头套，然后把我拖下楼，塞进车里。也就是说，7月9号凌晨，我们全家都被抓了。
儿子当时被秘密带到天津市的一个什么宾馆，好像是“如家”，或 “七天”之类的快捷酒店吧，把孩子关在一个房间里，有警察天天看着。当时孩子反抗性比较强，就要走，从房间冲出去。15岁的孩子长得又瘦又小，体重还不到100斤呢，那警察就把他拦住，咣往地上一摔，或是往床上一摔，给他往回摔，反复多次。孩子给弄得特别疲惫、特别累，他说他就躺在那里睡了。他被抓三天后，被他姑姑接回天津他奶奶家，之后被送回内蒙他姥姥家。
我孩子一直都是在天津、北京上重点学校，这次本来想去澳大利亚留学，给扣住，一下子被弄到内蒙边远的一个小城镇上学，当然很不适应。
听朋友说，从缅甸给他抓回来的时候，那么小的小孩，给他戴了手铐脚镣！那个手铐脚镣，没戴过的人可能不知道，其实那东西对人是一种酷刑。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又那么瘦小，怎么会跑哪？那么多警察看押。他们怎么就忍心给孩子戴上手铐脚镣？我一直就是心里特别有阴影。
听他姥姥说，在云南公安局，警察扇他耳光，打他好几个嘴巴子。这事我说一次哭一次。他们让孩子诬陷人，说要他具体怎么说，孩子不同意，他们就打孩子，拿那么粗、那么长的棒子打孩子，从后腰开始打，一直往上打，一直打到后背，说：“你不按照我们说的写，我们就一直打你的脑袋，把你脑袋砸碎了。”打得孩子就求饶了，说：“你别打我了，太疼了，我受不了了，你说什么，我给你签字不就行了吗？你随便写。”孩子都打成这样了！
开始孩子还是有一些抗争的，那时他还联系了十几位律师给我们代理案件，但毕竟他是未成年人，很容易就被官方控制住了。
我被取保之前，他在我妹妹家生活，我妹妹家对面住有警察，母亲家对面也住有警察，都是一天24小时轮班看守。我母亲、我妹妹买菜、锻炼身体、去理个发，都有警察跟着。
我儿子每天放学回家，都把自己关在他睡觉的小屋里，门一锁，谁都不让进，把窗帘也拉严实。他把自己完全处于一种封闭状态。正值青春期的孩子，本来就想脱离他人的管束，然而不但没有独立、没有隐私，天天还处于摄像头之下，被几个国保跟踪！
取保后，我们全家被送回乌兰浩特，国保给我们一家三口租了一间房子，对面是他们的办公室， 24个小时看守。我们在三楼，楼道里有三个摄像头、三个人脸识别，楼下楼门里边一个摄像头、楼门外边一个摄像头，围着我住的那栋楼，前后左右有几十个摄像头。我和包龙军不管干什么，就连扔垃圾，警察都跟着下楼，去任何地方，他们都跟着。
每天，早上两三个警察接儿子上学，晚上两三个警察送他回家。教室里对着他安了三个摄像头，班级走廊里边也有摄像头，学校里还有一个专门的监控室，有屏幕专门监视我儿子，还有几个国保，在学校院里来回巡视。
我儿子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了两年。
那时儿子心态非常不好，我回家后，带他看医生，医生说他有一些抑郁。我就想，不能再让儿子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下去了，否则，孩子就彻底给毁了。
问：您也是因为孩子才被迫上电视认罪的？
答：2015年7月9号被抓之后，他们就一直让我上电视，我就一直扛着，扛到最后，也确实是扛不住了，因为我太牵挂孩子了 。
2015年7月31号或是8月1号吧，那天，他们把我弄到车里，头上戴着黑头套，我也不知道外面啥样，就听到一个预审说：“哎，中央电视台的大裤衩子看着还挺不错啊。”我就知道到了中央电视台。我被带进一个房间，黑头套给我摘了，我就用头发挡住脸，我不想让人拍我。他们说要给我录像，当时我斥责了他们，我不要录像。后来有一个女的说：“王律师，你要是不想录像的话，我们也不强迫你，你就先回去吧，以后要是想录像的话，我们一直等着你。”我说：“你不用等我。我肯定不想录。我从来没有想过录像，你们等的话，也会白等。”后来他们就给我送回去了。听预审说，这个女的好像是中央电视台很有名的主持人，是张泉灵。那次我扛住了，他们没能达到目的。
到了10月份的一天，半夜警察把我喊醒，给我看了两张纸，一张是云南省公安厅给内蒙古公安厅的一个传真，说云南公安机关在边境抓着几个偷越边境的人，其中一个是原籍内蒙的我儿子包卓轩；第二张纸是我儿子的一张照片，那个照片是我儿子靠着墙，墙后边有刻度，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在拘留所的那种照片，上边写着：犯罪嫌疑人包卓轩。一看这个，我就昏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们找人抢救，我醒了以后，穿白大褂的人给我吃的降压药，说我血压太高了。预审说，我儿子被人拐走了，现在救回来了，但还是属于偷越国境，抓起来了。
他说：“你想不想救你儿子？你要是想救你儿子，你就要表个态，谴责一下‘反华势力’。”我问：“你是啥意思？”他给我写了一个纸条，上面有几句话，让我按照这个说。
当时审我时，警察用电脑打审讯笔录，电脑上安一个摄像头，每次审我都有录像。他们说：“给你录一个像，你表一下态，你就说你谴责‘反华势力’把你儿子带走了，然后给公安部的领导看一下，公安部的领导觉得王宇还挺有立场的，然后就把你儿子救回来了，把你儿子就放了。”我说：“你不是给我放在电视上吧？”他说：“肯定不是放电视。”然后就拍了那么一个视频，用审讯我的摄像头摄的，当时他还加了这么一句：“你看，用的是给你审讯的摄像头，我没用摄像机，肯定不是给你放到媒体上，要是给你放到媒体上，就会用正规的摄像机了。”
后来他们不断给我做工作，说你想让孩子出国留学，那你得先要出去等等。他们和我谈条件：你想让你儿子出国，就要先出去，你要是不上电视，就不可能让你出去。
当时我思考了很长时间，自己判几年无所谓，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出去，陪伴孩子，想办法让孩子出国。为了孩子、为了老公，最后我同意了上电视的要求，按照他们的要求，背诵写好的稿子。那是2016年8月3日还是4日，已经是上中央电视台后一年的事了。
我妥协后，他们才把我放出来。
我丈夫对我上电视特别不满意、特别生气，我儿子开始也觉得这是个不光彩的事情。有一段时间，他们父子两个经常挖苦、嘲笑我，那时我压力特别大。我问孩子：“儿子你觉得我不上电视，妈妈爸爸都被判几年好呢，还是觉得妈妈上电视很丢人，但能出来陪你好呢？”儿子说：“我要妈妈和我在一起！妈妈不丢人！”
问：他们审您的时候谈过王全璋律师吗？
答：2016年的年底，我回乌兰浩特之后，审我的预审找过我们夫妻，要我们劝一劝王全璋，让他配合，比如说让他配合上电视之类的。说要给我录像，让我说几句话，用这种方式劝王全璋，我们都没有同意，拒绝了。王全璋律师之前和我是一个律所的，我们还合作过几个案件，他是非常正直、非常有正义感的律师，可能我们有点惺惺相惜吧，我和丈夫都非常关注他。不知道他受没受到比较重的酷刑，我当时是受到很多虐待的，听“709”其他出来的当事人说被虐待、被酷刑什么的，所以我们特别担心他。
问：有了“709” 这个经历，您对中国律师这个行业怎么看？
答：过去，作为中国律师职业的一分子，我不能帮助这个政府欺骗世人，既然你颁布了这个法律，你又让我去当律师，那我就去追求法治！我知道因此可能会受打压，但我不能昧良心，不能像做公检法工作的一些人或者某些律师，顶着法律工作者的华丽外衣，同政府一起去欺骗公民。我不能这样做，否则，我不但欺骗当事人、欺骗社会，最主要的，我认为那是在欺骗自己的良心，我会觉得对不起我的良心！
现在我觉得，中国根本就没有法律！它有一个所谓的法律文本，在那里摆着，说是让大家遵守，其实它是拿这个法律去限制普通公民，而那些权贵，他们不会受到这些法律的限制。
我们国家现在有三十多万的律师，律师的数字每年还在增长，但大多数律师在这个国家其实就是一个花瓶，摆在这里，让其它国家和国内不明真相的普通公民感觉：中国还是讲究法治的，有那么多的成文法、那么多的律师。
其实这些形式，包括公检法系统，都是它用来塑造法治国家的假象，事实上中国根本没有法治、没有法。特别是通过“709”事件，进一步验证：就是中国没有法治！没有法！没有法律！
基本上来说我很绝望，这次被抓之后，我就感觉一下子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砸烂什么公检法吗？有“709” 这个经历，我真的觉得当律师的话能起多大作用？
法治的精髓是限制政府的权力，而中共当局把法治作为加强统治的手段，这样，律师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强化统治的工具。这样的定位，使得律师这一职业显得很尴尬。
这个社会制度不变更，所谓的法治就是假象， 我不相信它。
原文链接：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28/n1043410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