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公安部监管局局长赵春光近日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研讨会上表示，5年来，全国看守所内未发生过一起刑讯逼供事件。按照全国人大立法计划，在前段国务院法制办开展看守所条例修订工作的基础上，公安部正在进行看守所法起草工作。
但赵的表态，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嘲笑和质疑，嘲笑是针对其“5年来，全国看守所内未发生过一起刑讯逼供事件”的表态。
质疑则是针对其称“公安部正在进行看守所法起草工作”。根据《立法法》规定，公安部门并没有立法权。
“一些制度措施已严重落后”
长期以来，对看守所的管理主要基于1990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
但看守所内接连发生的“躲猫猫”、“喝水死”等一系列嫌犯意外死亡事件，使得封闭管理的看守所常常成为舆论非议的焦点。
去年3月17日，十余名律师联名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建议，称看守所管理已成为推进司法文明最薄弱的环节，看守所条例亟须修改。
实际上，每年全国“两会”时，都有不少人士呼吁修改看守所条例或制定看守所法。
赵春光在研讨会上发言时也承认看守所制度存在不足，如现行看守所条例里还把在押人员称为“人犯”，一些制度措施已严重落后。
赵春光称，看守所职能定位正由以往服务办案转型为平等服务诉讼，且按照全国人大立法计划，在前段国务院法制办开展看守所条例修订工作的基础上，公安部正在进行看守所法起草工作。
对于将看守所条例升格为看守所法，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持欢迎态度，称看守所的管理确实应上升到法律层次，在国家层面进行讨论，而非只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规定。
公安起草易致部门利益法制化
看守所条例升格为看守所法，这是一个共识。但公安部来起草这部法律，却遭致了法律界人士的同声反对。
律师丁金坤直接称这“让人纳闷”，因为公安机关是行政机关兼具侦查司法职能，“怎么可以立法呢”。
根据《立法法》第7条，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12条，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可以提出法律案。
“可见，公安部作为行政部门是没有立法权的，也无提出法律议案之权。即使是全国人大委托授权公安部起草法案，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丁金坤还分析了现行看守所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
看守所是专门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场所，必须中立，才能平等服务于诉讼。
但目前看守所也是归公安部门管理的，这就会导致看守所在行使职能时不能不受制于公安部门的领导。由于公安机关行使侦查职能，这就导致容易出现刑讯逼供、律师会见难等诸多问题。
因此，如由公安部来起草看守所法草案，十有八九是偏向部门利益的。“怎么可能自我放权呢？程序不当，结果安能公正？”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家清也称，看守所法直接关系到公民的自由权，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主导立法的全过程。即使是最初的草案，也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抗体”起草，起码也要“异体”起草，现在由公安部起草看守所法，是“本体”起草，这极易导致公安部门利益法制化，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和罪犯的人权。
“刑讯逼供不在看守所在派出所”
赵春光在研讨会上“5年来，全国看守所内未发生过一起刑讯逼供事件”的发言，也饱受嘲笑。
网友“方绍伟”篡改了赵的话进行讽刺，“5年来，全国看守所内未发生过一起刑讯逼供后“被追究”的事件。”
律师戴和平说：“五年来，说刑讯逼供案件逐年减少、有好转，我相信；说5年来，全国看守所内未发生过一起刑讯逼供事件，哪个律师相信？”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犀利点评称：“ 是谁在造谣？律师还是公安？”
但在政法系统人士看来，赵春光所言不虚。
东部某省一位公安系统人士告诉澎湃记者，看守所没有刑讯逼供很正常，看守所讯问室的玻璃是透明的，审讯人员与嫌疑人之间还有物理隔离，讯问过程会同步录音录像，“不好刑讯逼供”。
此外，看守所有检察院的监所检察室进行监督，如发现公安违法，监所检察考核会有加分，“是他们的成绩”。
上述公安人士还称，容易发生刑讯逼供的场所不在看守所的讯问室，而在公安机关的讯问室。
根据规定，公安机关传唤不得超过12小时，最长不超过24小时。将犯罪嫌疑人拘留后应当立即送看守所，最长不得超过24小时。
他认为，在送看守所前的这48小时之内，最容易发生刑讯逼供。
但一位检察系统人士则称，实践中，公安机关将嫌犯送到看守所，还可以再“借”出来，“在外面上措施”。
虽然按照规定，不准将嫌犯提到看守所外审讯，但他称“基层的创造力无限，土办法太多了”，随便找个理由都能把嫌犯“借”出来，比如要指认现场。此外，看守所归公安部门管理，“公安领导关心的案件，看守所肯定配合”。
侦羁分离能否实现？
要求看守所从公安部门中分离出来的声音一直不断。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今年还提了侦羁分离的提案。
他认为，我国刑事案件的侦查和看管都归到公安，容易出现刑讯逼供与超期羁押的问题。
在公安部门的管理下，看守所有“服务于（公安部门）侦查的嫌疑”。这也不利于公安侦破能力的提高，因为公安部门现在习惯了有线索后找证据这样的办法，这导致我国成为了世界上采取羁押手段较多的国家。
侯欣一建议，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将看守所的管理移交给司法行政部门。这样的好处是，看守所在羁押案犯之前应向司法行政部门打报告，而司法行政部门也会去审核这些案件，从而解决现存的各种问题。
但他也谈到了实行侦羁分离的阻力。公安不愿交出羁押权，因为分离会对公安形成限制；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压力较大，一旦分离，可能会造成案件侦破率下降。可能会造成社会舆论反弹。
（转自2014年5月1日一号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