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教育根基是儒学，儒学秉持的是仁爱、和谐、中庸为核心的价值观，新国学的倡导者们把这种价值观拔得很高，以至于高处不胜寒，他们认为儒学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乃至建立和谐世界新秩序有着其他文化系统无法代替、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前不久，侨居马来西亚的张珏姊妹给我发来两则视频，是以色列教育部长夏依•皮隆饶有趣味的访谈录，皮隆说，以色列讨厌和谐社会，大家总是喜欢不厌其烦地提问、争竞、辩论……当你从椅子上站起来时，就有了用行动改变国家和世界方法；如果你只是坐着，却不起来行动，和谐社会又有什么意义呢？他称这是以色列崛起并成为创新国家摇篮的秘密。
事实上，儒学倡导的和谐社会伦理，在历史的实践中，差不多都因着朝政的堕落或朝廷的轮替，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也就是万世师表孔圣人所说的礼崩乐坏。这个表达其实有点文人害口失羞、欲言又止的窘迫，显得文诌诌的，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历史就是循环往复的暴力革命史，儒家礼制下的和谐社会，像亮晶晶的玻璃渣子，刺目地碎了一地。
这种结局是天注定，因为儒学与王权合体，必然在政治上文武合壁，治理上双管齐下，中间还夹杂着法家的“霸王道”，如此一来，中国人的独立人格乃至自我意识被彻底压抑了。虽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总有鸿鹄之志者站出来擎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流人血的革命遂成为中国人循环往复开创新时代的手段。
而1518年由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发起的改教运动，将人类带入到了现代社会，此后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深刻影响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出于对人罪性的深刻认识和对上帝主权的敬畏，政教分立、三权分立和天赋人权得以成为现代政治的公共课题，希腊古老的城邦制民主及其衍生的文化诱因，也从一个侧面催生西方君主制向宪政民主社会的转型。
东西方由此亮出了各自不同的“天际线”，这也确定500年后的世界格局。
2017年7月，张维迎教授在北大国发院毕业典礼上作过自由是一种责任的演讲，他说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8 年之间产生了1001 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 项，约占3%。但这30 项全部出现在1500 年之前，而近代500 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
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此前在北京召开通报会，因学术造假，自2015年3月份开始，英国现代生物、斯普林格、爱思唯尔、自然等国际出版集团4批集中撤稿，涉及到中国作者论文多达117篇，中国学者造假、抄袭的恶名冠盖全球。
中国文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一个被仁义礼智信熏陶2500多年的国度，科技不举犹可兴，但善恶之心、廉耻之心的沉沦，表明儒家文化治理结构在现代社会的大崩盘，然而，比这更沮丧的是，中国人因着没有真正的信仰，各色人等就不会内疚，也不会致歉，更没有想到要悔改。
这才是灵魂致命的缺陷，它远比错谬的行为严重得多，难道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意义的蛮族吗？
虽然这是份量很重且值得商榷的称谓，但却有入木三分的神似。
神圣罗马时代，蛮族是指没有文化和灵魂归依的民族，当时蛮族主要指日耳曼人、苏格兰人、法兰克人和北欧人（韦津海盗）等，但经过基督教信仰与社会契约（而非君子）关系的教化后，这些蛮族如今都成为世界上最优秀、聪慧的民族，并为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后来的改教运动，提供了文化与信仰的沃土。
儒学或者说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信仰哲学，由于历史形成的局限和面对时代商业化的挑战，已起不到对人们身心灵的教化作用，而且还因力不从心的道德引力，使中国人习惯于外在虚浮而隐藏内心的真实，也就是现代心理学所讲的“二元思维，两重人性”。正如我在《眼睛是封不了的公众号》一文所说：红道黑道庙堂江湖像走马灯一样轮换着悠转，每个中国人的每一天，都在各样的处境中协调着思想横来竖往的轨迹，然后像唯手熟尔的川剧变脸大师那样，甩头就可以变换出另一付面孔，以配合社会肥皂泡剧的情景演出。
无礼则野，无德则蛮。极至今天中国社会，恐怕早已超越“自己打扫门前雪”的那种利已境界，极至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绝对的中心。因此，知识界忙于学术造假；底层社会呢？见老人倒在地上也无人敢扶，小女孩被车反复碾压也无人伸手救援……社会野蛮指数恐怕比那些远在天涯海角还没教化好的原始部落都要高。
更何况我们面对强拆强征、公民维权、小贩被殴、公众危难、社会腐败、D端人口命运、教育双轨、司法不公等问题时，只要火炭没落到自己脚背上，谁愿意为公义仗义执言呢？就连古老江湖流传的打抱不平的豪气，于今都只是久远的传说了。
即或自己成为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大家也只是为自家那一亩三分地抱怨不止，他们从不知道自己才是问题的根源。
我所在的教会开设有上访者福音团契的事工，想必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这是一群血气冲天，劳苦愁烦的民众，我们向他们传讲基督教信仰中的盼望，支持他们快乐维权，和平维权，但也反对他们暴力抗争、蛮冲莽撞，有一次，我对他们说，你们都是自己问题的根源。
那次团契冲突很大，上访者朋友们质问，我们的家一夜之间就被强迁，土地一夜之间就被强征，为何根源在自己呢？我说，邻舍被强拆时，你为他们发过声吗？历次政治运动，你为冤枉者辩过屈吗？当年打封土豪分田地，你们家为他们家说过公道话吗？那时的地主恐怕连上访的机会都没有吧？众人都沉默不语了。
为此，我常常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社会文化与信仰更新从何着手？千头万绪，似乎一团乱麻，公民圈和公知圈认为民主宪政是当务之急，但细细体察，恐怕还是要从人心的更新开始，要想脱去冷酷、野蛮的旧人，成为行公义、好怜悯的新人，就是要从信仰上走出迷糊，从文化上超越儒学的虚伪和由此带来的集体无意识，当然还要超越西学东进中的器物主义优先的原则，寻找福音在灵魂中最纯真的盼望，做一个有信仰的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