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赞民：往事非烟——八十年代的牢狱生活（一）

本文是4月17日病逝的李赞民先生（1948-2018）回忆录

第一章 被捕

1983年11月9日，对所有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极为平凡的日子，可是对我而言，却是一个彻底改变了我一生命运的刻骨铭心的日子，永生难忘。

这一天的黎明静悄悄。我在温暖的被窝里酣然入睡。突然一阵敲门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谁呀？”我从被窝中伸出头问。“小李，是我呢，请开门“。似乎是熟悉的人在回应，声音却听不出是谁。我没有多想，连外衣都没披上就翻身下床，把门打开。门外站着的竟是好几个穿着公安制服的人，他们随即蜂涌而入。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我大吃一惊。来不及细想，一个公安人员手里拿着一份逮捕证在我眼前一晃，说：“你被捕了。“啊，我被捕了，为什么？”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公安说：“你自己看吧，在这里签上你的名字。“他把逮捕证放到我火桌上，要我自己看一下并签上姓名。我仔细的看了逮捕证，逮捕证上的的确确写着我的名字，案由是反革命。我大吃一惊，拒绝签名。站在我身后的一个公安，声色俱历的大声喝斥：“快一点，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由不得你。“那种不由分说的口气令我不得不签。一阵寒风从洞开的房门吹进，我感到寒意袭身，立即簌簌发抖。旁边拿着手铐的公安要铐我的双手，我说：“总得让我穿好衣服裤子吧。”我下床后一直是短衣短裤，怎能抵御得冬日的寒风和突如其来的恐惧的侵袭呢。他们容我穿好衣裤后便铐上我的双手。此时我看到坐在床上的妻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惊慌失措，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房门外也已挤满了人，他们无不瞪着惊疑的双眼，紧紧的盯着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住在隔壁的哥哥，也置身其中。他衣冠不整，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似乎才从床上爬起来。看到公安人员如此兴师动众，不知我犯了什么重大案子，吓得他大气不敢出，始终不敢吱声，只是默默的注视着室内的动静。

我戴着手铐被三个公安人员押了出来，一个扛着摄象机的公安倒退着走在我的前面，镜头一直对着我。其他还有几个公安则留在我家，他们在翻箱倒櫃的抄搜，寻找我蛛絲蚂迹的罪证。离我家不足百米的武圣街的转弯处，停着两辆公安的车子，我被押入前面的那辆车上，一左一右两个公安把我夹在中间。刚一坐定，车子就发动起来。此时天色已大亮，我在车窗里看到街上的许多邻居都站在路旁，目送着我被公安的车辆带走。

第二章 始入看守所

车子径直往看守所开去。我坐在车子里，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公安凭什么以反革命的罪名将我逮捕呢？我做了什么反革命的事？左思右想，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自己犯了什么反革命罪。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车子已开进了看守所。

看守所 ，就是人们常说的牢房，一个令人感到阴森恐怖的地方。以往曾听人说过，初入看守所的新犯人，常常要被先入看守所的老犯人羞辱殴打，其惨景令人寒慄。在我过去的人生经历中，压根儿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会进入到这里来。今天破天荒地被三个公安民警押进看守所的铁门，心情不由得紧张起来，接下来我将面临怎样的牢獄之灾呢？能挺过命运的灾难吗？

公安民警把我交给看守所的獄警，打开我的手铐后便离去了。獄警把我押进一间小房间，房间里空空如也，除了一个小方桌外还有一个园石凳，另无他物。獄警一脸冰冷的表情如同阎王殿的索命小鬼，他要我把衣服裤子及鞋袜全部脱光，然后仔细的搜查每一样随身物品，把我的裤带和鞋带全部扯出收缴。搜查完毕后要我穿好衣裤，坐到那个冰凉的圆石凳上。他从方桌的抽盒里取出一把推剪，按着我的头横七竖八的把我的头发推个精光。看到一簇簇的头发纷纷落下，我不禁悲从心起。感觉到自己只是徒具人的形态的一个活物，完全丧失了人的尊严，人的意志，甚至人所应具有的思维，彻底的身不由己，任由他人摆布。你能依照自己的意志抗拒么？在強大的冷酷无情的毫无人性可言的专政机器之下，任何个体的人完全剝夺了做人的基本权力，只剩下任由处置的躯壳。

獄警大刀阔斧地把我的头发一扫而光后，表情始终僵化的他开口了：“走，跟我进去。”冰冷的口气如同阎王手下奉命行事的索命小鬼，要把人牵往地獄。他手拎着一串钥匙，把我带往进入看守所的第二扇铁门。牢牢紧锁的第二扇铁门一打开，一股阴冷的凉风窜出，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感觉到这扇铁门是阴阳两隔的门。铁门后面是一个墜道式的狭窄通道，几乎不能两人并行。低矮的通道，几乎头可触顶。嵌在通道顶部的灯泡散发出微弱的光芒，勉强照亮通道路面。通道里死一般寂静，唯有我和他的脚步声显得拖沓沉闷。我感到异常阴森恐怖，彷佛这是通往地獄的幽径，我毛骨悚然，有一种离开人间走向地曹阴府的感觉。好在通道不长，只有二十几米。走出通道，迎面看见一座建筑物。建筑物的墙体每隔四至五米就有一扇木门。我知道这一扇扇门内就是关押囚犯的牢房。

獄警打开一扇九号监木门，木门很厚重，门后还有一扇铁栅栏门也接着被打开，他一声不吭，用眼神示意我进去。

第三章 来新客了

我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刚一踏入九号监房，就听到有人兴奋的尖叫着：“来新客了。“监房里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我。我不知所措，怯怯的立在门边。这时又有一个声音高叫着：把鞋脱了，站拢来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要对我动手了。如同一只羊羔撞入狼窝，我准备忍辱负重了。脱了鞋站到铺板上。穾然有人说：“这不是毛力吗？你怎么也来了。剃了光头，差点不认得了。”真想不到，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竟然还遇到了熟人。我差点儿要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了。仔细的看叫我小名的人是谁，竟然是邓一飞。他是我的朋友闫国华同事兼朋友，曾与闫国华到我家玩过。虽没有深交，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又是曾相识自然感到格外亲切。

邓一飞脸色苍白，眼眶深陷，身体特别瘦削，一看就知是特别缺少营养的人。毫无疑问，他一定在这里呆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在外面的世界看到的他是一个英俊帅气的小伙子，今日一见判若两人，如同一个久患重病的人。他把我叫到他身边坐下，问我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我说：“什么事也没犯，但逮捕证上说我是反革命，我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邓一飞说：“今天会喊你去提审的，提审时问你什么，你就知道了。“这时有人高叫着说：“新客是个反革命，肯定蛮多学问，可以给我们讲白话了。“又有人大声说：“莫忙，莫忙，要新客先给我们讲讲外面的情况吧。

好久莫进新客了，连不晓得外面的一点么子了。“一些人跟着喊叫：“对，对。好久莫听到外面的消息了，先讲一点听听。“看来他们没有羞辱殴打我的意思了。肯定因为邓一飞的打招呼，使我可以免去一场皮肉之苦。既然他们都想打听外面的消息，我当然乐意告知。于是说：“咯一向外面的形势还很紧张，还处在严打的高潮时期……“话未说完，监子木门上方的小窗口打开了，獄警从窗口递饭进来，囚犯立即蜂涌至窗口接饭。我亦去接了一份饭菜。菜是毫无油水可言的红萝卜和一瓢如同猪食一般的白菜罩在饭上。我初来乍到，心情极端不好，根本吃不下，没吃几口，就放下了。邓一飞劝我再多吃一点，他说：“这里没什么可吃的，你不吃，等一下会饿得肚子呱呱叫的。“我说：“硬是吃不下了，没办法。“旁边的一个年轻的囚犯早已风卷残云吃光了他的饭菜，听我说不吃了，端起我吃剩的饭菜就往口里扒。我觉得不卫生，说：“我吃剩了的，你不要吃，下次先减一点给你。“那年轻人说：“那有么子紧啰，不吃倒掉了太可惜。”

吃完了早饭，大家各自坐在铺板上休息。也有人在地面上来回走动，铺板距地面只有半尺来高，地面狹窄，从墙壁到铺板的宽度大约八十多厘米宽，整个监房的空间面积估计在三十平米左右，可是里面关押着十五六个人。监子里显得特拥挤，大有人滿为患的感觉。

有几个人又要求我把外面的情况讲一讲。邓一飞说：“还是莫着急，他等一下会被提审的，我们要告诉他提审时一定要打些狗崽崽进来，不然他不知道，会错过难得的机会。”我大惑不解，问：“哪里还有狗崽崽打进啰。”那个吃了我剩饭的年轻人说：“狗崽崽就是烟庇股。提审时你要向审你的人要烟吃，他们会给的。你一定要把烟庇股留下来，尽量留长一点，而且一定要藏好。回监时看守所的人会搜身，千万莫让搜出来了”。

第四章 提审

邓一飞们根据既往的经验，断定我今天一定会被提审。果然不出所料，吃了早饭没多久，干部开门了。看守所的在押人员称獄警一律为干部。姓刘的称刘干部，姓肖的称肖干部。干部站在门边呼叫我的名字要我出来，把我带到一间提审室，提审里早已坐着两个公安人员。他们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要我坐在距桌子两米左右的木凳上。首先他们自我介绍是市公安局预审科的，负责本案的预审侦查，要求我老老实实的回答他们的提问，不得有所隐瞞和弄虚作假，然后问我听明白了吗？我答复说知道了。接着他们开口问了我的姓名、年令、籍贯、民族、家庭住址后就直奔主题：“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到看守所来的吗？“这大约是审讯者惯用的套话程序吧。我己没有惊慌，镇静的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抓我进来，逮捕证上说是反革命罪，我没有犯反革命罪。“两个公安一个负责审问，一个负责记录，年令大约五十岁上下，看来都是富有经验的公安。见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抓我，否认犯了反革命罪，审问者没有理睬我的回答，按照他预先拟定的审问套路发话：“你谈一谈近一段时间你干了些什么吧，要一五一十的讲清楚，不能有半点隐瞞。我真是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最近干了什么呢？不是除了上班下班就是到邵阳电大去上课吗？跟反革命罪址得上边吗？于是按照我所想的这些说了一番。审问者未待我说完，就直截了当的要我把如何组织工人互助会的事詳詳细细的交代清楚。

哟，原来是为了工人互助会的事抓我，此时我才终于搞明白。可是工人互助会不是早在九月初电大开学前即已解散了吗？再说也没有干过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呀，根本犯不着此时来追究呀。我心里有了底，觉得应该完全无事，于是说：“既然你们要了解工人互助会的事，我当然可以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们，你们也好回去交差。不过我想吸一支烟，可以给吗？“我想起了监子里的人要我带“狗崽崽”进去的事，赶快乘机提出来。

听说我想吸烟，提审员二说没说，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烟，抽出一支扔给我，同时还递了打火机。点燃烟，我贪婪地吸了几口。提审员催促我接着说。我按熄烟，把烟庇股随即藏进衣袖开始说我是如何策划创办工人互助会的全过程。我认为成立工人互助会是合理合法的，也是光明正大的，不打算隐瞒什么。一路讲下去滔滔不绝，如同讲述一个亲历的故事。做笔录的公安赶不上我的口述，不时打断我的说话，要我慢一点，甚至在某些地方要我复述一遍。而提审员则不时的要求我说具体一些，再详细一点。

时间过得很快，眼看就要吃中饭了，如何筹划成立工人互助会的詳细情况我的叙述还没有达到令他们满意的地步。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组织，首先是谁提议的，提议时有哪些人在场，在场的人分别说了什么。我当然不能完全滿足他们的要求，尽量把一些事往自己身上揽。虽然我始终认为我们所有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可以构成犯罪的，但也应尽量减少别人的牵累。既然你们把我做为一个为首的头头抓起来，就让我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吧。当提审员反复要求我讲具体的人讲了什么具体的话，我总是说根本无法记得谁讲了什么，因为都是无关紧要的话，谁还会记得呢。即使是自己当时说了什么话，也不会记在心上的。提审员对我的回答极不滿意，一再威胁我不老实交代，将会有严重后果。可是我坚信无罪，无论怎么恐吓都无济于事。看看快吃中饭了，只得让我回监。

一回到监子，监子里的人就围拢来问提审的情况。我简约地谈了一下。他们听了是关于工人互助会的事，大多数人没有兴趣，唯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说：“我原来也参加了工人互助会呢，是汪向东拉我进来的。你认识汪向东吗？“我说：“汪向东我当然认得。不过对你却没有印象，你叫什么呢？“他告诉我他叫王小军，工人互助会成立几天后他才被汪向东拉进他们那一个活动小组的。有人听后，又来了兴趣，要我向他们谈谈有关工人互助会的詳细情况。他们说难怪政府要把你捉起来，你们那个组织肯定有蛮多人。王小军就瞎吹说：“是的，有蛮多人，听汪向东说工人互助会有三个活动小组，分别为东区活动组，桥头区活动组和西区活动组，每个活动组都有几十号人。“这时邓一飞说：“没有想到你真的会为这样的事进来。过去曾听闫国华说你早几年前还搞了个什么资江民报。这次政府把你抓进来，说不定会判很重的。“此时送饭的窗口打开了。该吃中饭了，大家各自散去。

第五章 死刑犯

吃了中饭后，监子里的人赶紧分享我带回的两个“狗崽崽“。他们把两个烟庇股的烟絲扯出来，用两张小废纸卷成两个小喇叭筒，然后用风迪精瓶的玻璃碎片，在牙刷柄上嵌着的打火石上用力擦刮出火星来点燃紧挨在旁边的棉絮纤维。发出火苗的棉絮纤维则可以点燃喇叭筒吸烟了。僧多粥少，每人几乎只能吸一口。监子里规定不能吸烟的，能够吸上一口烟，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这样的机会极少，谁都不愿错过。邓一飞说起码有十来天没嗅过烟味了，幸好我来了才有了这样的机会。

可是监子里有一个人坐被窝里纹絲不动，没有围拢来凑趣。我要他过来吸一口，他只是摇了摇头，一付了无兴趣的样子。邓一飞告诉我，他是个死刑犯，己经万念俱灰了。啊，他是死刑犯，我很是惊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和一个即将走向死亡的人如此零距离的相处在一起。当一个人很清楚的知道随时可能离开人世的时候，他会有怎样一种真实的心境呢？我真的很想探知。我自己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就有着千头万绪的无尽思绪，一忽儿想到遥远的将来，坐牢会给我的未来，给我的孩子，我的家庭带来怎样的无法预料的影响呢？当然思考得最多的还是最切近的现实。老婆会怎样呢？能经受得如此巨大的打击么？会离我而去吗？街上的邻居又会怎样议论纷纷呢？单位会开除我吗？兄弟姐妹又会怎惊慌不已呢？电大同学又会有怎样的倩疑呢……，总之各种各样的思绪涌上心头，思不清，理还乱。那么这个判了死刑的人他脑海里肯定有更为复杂得多的思虑，关于生与死的思考又会怎样困扰他呢？我真的很想探究，当然也希望与他交谈能多少减轻他临死前的一些痛苦。

我不知他因何判的死刑，便问坐在我身边等吸一口烟的王小军。王小军说他就是张家冲的胡长庚。“哦，他就是胡长庚呀，外面关于他和他老婆的事传得纷纷扬扬。“我深为惊叹的说 。王小军立即大声说：“胡长庚，快过来，这个新客晓得外面关于你的事。“胡长庚便掀开被子移身到我旁边。啊，他是戴着脚镣手铐的人。沉重的脚镣手铐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提醒他即将告别人世吗？他会不会每时每刻提心吊胆呢？

胡长庚一来到我身边就问：“新客，你快讲一讲外面的人是何嘎议论我的吧。“他那毫无神采的灰色眼珠子里显露出迫不及待的期盼眼神。彷佛阔别故乡多年的人迫切希望得到故乡的消息。其实关于他的议论虽然较多，但都是道听途说的。我不忍心说不利于他的议论，只得真假掺半的编造。我说：“你两人被抓后，把你的住房说成了是快活楼，你屋里每天有嫖客和卖淫女做交易，抓了很多人，判了很多人的刑，你俩夫妻判死刑，很多人都说判得太重了。特别提到你，是个老实人，没做过坏事，判这么重，太不合理了。你们单位的人和你们张家冲的邻居都很同情你，他们都相信你会改判的。“胡长庚听我这么说后，口里喃喃的自言自语,：“天晓得会不会改判呢，会不会改呢？“我问他上诉了吗，他连连的说：“上了，上了，早就上诉了。现在等二审裁定。你觉得有希望改判吗？“他那双深陷眼眶的灰色眼珠定定的盯着我，期望我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我说：“先看看你的判决书吧。“好的，好的。“他立刻应允。他从铺位的忱头下取出判决书给我，一双充滿殷殷期盼的眼光一直注视着我看判决书，简直把我当做可以决定他生死命运的二审法官了。

看完判决书后我发表看法：“根据判决书上所说的，你主要罪行是容留妇女卖淫，并不是逼迫或強迫卖淫，根本就不应该判死刑。”胡长庚听后，露出了些讦欣慰之色。他追问我：“如果你是法官，你觉得应该判么子刑呢？“我说：“最多判两三年。“他说：“现在是严打时期，会判得重一点。“我说：“再重也不能判死刑，判个最高有期徒刑足够了。“胡长庚听我这么说，脸上竟露出一种心滿意足的神情。没有想到这个绝望己极的可怜的胡长庚，竟然把我所说的毫无用处的空洞之言，看成是很有可能的希望之辞。

第六章 辗转难眠

吃晚饭前，看守所的刘干部打开牢门，给我送来了被子。被子里还夾着几件供我换洗的内衣内裤及外衣外裤，这些衣物及被子当然是我家里人送来的。可以肯定是我姐姐和哥哥陪我老婆送来的。他们在为我准备和送来这些衣服时一定会很悲伤的。他们一定没有想到过有到牢房给亲人送东西的这一天。当我把这些衣物抱进监子时，不禁睹物思情悲伤不已。想起来他们怎么能不为我担忧万分呢。

把被子抱进来该放置何处呢？监子的铺位从监门处到最里面靠墙的蹲位厕所边都已挤满了铺盖，根本无法挪出一个放被子的狭窄空挡。邓一飞是睡在最远离厕所粪坑的靠门的地方，那是牢头的铺位，做为监子里牢头他也无法把我安置在铺板上，他对我说：“你只有打地铺睡了，地上干干净净的，以往人多的时候，连地上都挤得满满的。过几天那个小周就要去服刑了，你再睡到铺上来吧。“哎，过去只听说到医院住院要等有病人出院才有床位，想不到坐牢也要等人去服刑才有铺位。中国真是到处人满为患呀。没有办法，我只有席地而睡。今天所发生的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和折腾，我早已被折磨得身心俱疲，可是躺在地铺的被窝里我却思绪万千，辗转难眠。我明明置身于封闭得严严实实的牢房里，可是一闭上眼睛，总觉得这应该只是一場梦，我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囚犯呢？这是不可能的事呀？当我不得不面对这铁铸一般的现实时，脑海里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成立一个工人互助会怎么就犯法了呢？没有干过犯法的事呀？难道是严打时期就可以乱来吗？严打、严打，为什么要严打呢？因为有严重的刑事犯罪就要扩大化普遍实行严打么？其实任何时期都应具体的事，具体对待，该严的就严，不该严的就不应小题大作，扩大打击面。竟然扩大到已经解散了的工人互助会身上来了，真是没有道理。我想来想去，觉得无论如何不能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必须要进行理直气壮的申辩。

第七章 再次提审

我就这样躺在地铺上辗转反侧了大半夜，才终于想清楚了如何应对提审之策。难熬的一夜终于过去，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吃过早饭，刘干部就开门叫我去提审。

还是昨天那间审讯室，还是昨天那两个原人。从昨天签字的笔录上我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一个姓戴，叫戴谓卿，一个姓禹，叫禹剑峰。一切按照固有的程式，继续昨日的问话。今天他们讯问我的重点，主要是在工人互助会的成立大会上有哪些人讲了话，具体内容是什么。在成立大会上做主讲发言的是我，自己当时讲了些什么，我记得比较清楚。我一五一十地把当时讲过的内容复述了一遍，虽然不可能是原话，但大致的意思没有什么偏差。我自己认为当时所说的所有内容，应该没有任何话句可以与反革命罪挂得上钩的。他们不滿意我的回答，一再的要我别着急，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没记起的。为了表示他们的耐心，多次主动的给我烟吸。我心里明白，他们无非是想从我口里再挖出可以定罪量刑的有价值的口供。可是我心中有事心中测，心中无事硬如铁。无论他们耐心的好言好语诱供，还是声色俱厉的逼供，我怎能做违心的谎供呢？没有办法，他们只好问我是否留有当时的发言稿或发言记录。我的回答也令他们失望，因为当时是即席发言，也没有人做会议记录，因此没有任何文字依据。

于是转移话题，要我回忆在成立大会上其他人的发言。我说要我说出别人当时怎么说的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般来说任何人都无法复述他人在几个月前所讲的原话，即使能讲出个大致意思，但与原话有异，不可为凭。更何况口说无凭，本人不承认你所指证的话，我去回忆他所说的话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我拒绝回答。可是戴警官仍然试图说服我，他说：“有没有意义这要由我们来认定，虽然不一定可以做为证据认定，但至少可以做为分析案情的参考。因此你一定要说。除非你认为这是与你个人有关的重大隐情。你才不愿说，否则有什么不可说的呢？当然你必须实事求是的说。

姓戴的真是一个经验老到的提审官，逼得我不得不说：“好吧，既然要我非说不可，我就说吧。但是我必须声明，我所说的不可能如你所要求的那样实事求是。因为凭记忆出来的话句不可能与原话没有误差。“戴警官不耐烦了，大声吼道：“要你说你就快点说，别啰里啰嗦躭误时间。“这是他对我第一次起高腔。那个做记录的禹警官正埋头快速的记录我刚才所说的话。

戴警官的高调其实并没吓倒我，但我担心他因此不再发烟给我了。他们今天特意为我带了一毛八分钱一包的大红花香烟进来。今日吸的比咋日多几支。我想，还是随便说点给他们听吧，反正不会有多大意义。

于是我讲了一些其他人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内容。基本上都是根据我的想象和编造出来的。无非是：“今日工人互助会成立了，我做为工人互助会的人员，感到很高兴。希望自己能在这里结识到更多明友。““今后我们应该更多的开展互助活动。““今后大家应该多交流多沟通增加相互间的了解。“等等。对我所说的这些，两个公安深为不滿，做笔录的禹警官甚至懒得一一记录了。姓戴的于是提示我，尹正安和向志学讲了什么呢。我说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无非也是讲了这类大同小异的话。如果你们认为还有更重要的话我没有说，我确实不记得了，你们可直接问他们本人可以了，何必非要逼问我呢？姓戴的说：“我们当然要去问他们本人，但你如果主动配合我们，积极捡举揭发，对你的定罪量刑会有好处的。“

一听到他们提的定罪量刑我就来气，说：“我有什么罪，请指出来我的哪些言行是属于犯罪呢？如果说成立工人互助会是犯罪行为，是根据哪一条法律依据呢？我们不是偷偷摸摸成立的，是光明正大搞的，事前还印发了请帖。如果你们认为是犯罪行为，为什么不在成立之初就采取行动加以制止呢？现在工人互助会已解散了，你们再来事后追究，难道不是证明你们公安犯了渎职罪吗？“

我的话才一落音，姓戴的公安就大吼一声：“李赞民，你在这个里面还如此的顽固不化，这只会加重你的处罚。你回监子里去问一问，他们哪个不是痛哭流啼，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希望能得政府的宽大处理。“

看到他那发火的样子，我平静了一下。讲实话我不想惹怒他们，终究刀把子揑在他的手上。但我心里有话，总觉得还是要说出来。于是在停顿片刻后我心平气和的说：“监子里的人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是因为他们有罪，想争取宽大处理。戴警官呀，我感到很委屈呀，我认为自己完全是个没有罪的人，怎么能老老实实的交代自己的罪行呢？你说是不是呢。“姓戴的说：“你有没有罪，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而是法院里结案的法官说了算。我们只是对案情进行调查取证，然后把案卷材料移送检察机关，由他们来决定是否立案起诉，是否追究刑事责任。“

于是我讲了一些其他人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内容。基本上都是根据我的想象和编造出来的。无非是：“今日工人互助会成立了，我做为工人互助会的人员，感到很高兴。希望自己能在这里结识到更多明友。““今后我们应该更多的开展互助活动。““今后大家应该多交流多沟通增加相互间的了解。“等等。对我所说的这些，两个公安深为不滿，做笔录的禹警官甚至懒得一一记录了。姓戴的于是提示我，尹正安和向志学讲了什么呢。我说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无非也是讲了这类大同小异的话。如果你们认为还有更重要的话我没有说，我确实不记得了，你们可直接问他们本人可以了，何必非要逼问我呢？姓戴的说：“我们当然要去问他们本人，但你如果主动配合我们，积极捡举揭发，对你的定罪量刑会有好处的。“

一听到他们提的定罪量刑我就来气，说：“我有什么罪，请指出来我的哪些言行是属于犯罪呢？如果说成立工人互助会是犯罪行为，是根据哪一条法律依据呢？我们不是偷偷摸摸成立的，是光明正大搞的，事前还印发了请帖。如果你们认为是犯罪行为，为什么不在成立之初就采取行动加以制止呢？现在工人互助会已解散了，你们再来事后追究，难道不是证明你们公安犯了渎职罪吗？“

我的话才一落音，姓戴的公安就大吼一声：“李赞民，你在这个里面还如此的顽固不化，这只会加重你的处罚。你回监子里去问一问，他们哪个不是痛哭流啼，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希望能得政府的宽大处理。“

看到他那发火的样子，我平静了一下。讲实话我不想惹怒他们，终究刀把子揑在他的手上。但我心里有话，总觉得还是要说出来。于是在停顿片刻后我心平气和的说：“监子里的人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是因为他们有罪，想争取宽大处理。戴警官呀，我感到很委屈呀，我认为自己完全是个没有罪的人，怎么能老老实实的交代自己的罪行呢？你说是不是呢。“姓戴的说：“你有没有罪，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而是法院里结案的法官说了算。我们只是对案情进行调查取证，然后把案卷材料移送检察机关，由他们来决定是否立案起诉，是否追究刑事责任。“

牢饭实在难吃，我没有一次能够吃完，总是要减去一部分给别人。这是因为我胃口不好，短期内适应不了这种贫乏无味的饮食。另一方面则是心理上也一时无法适应被囚禁的生活，因此对这里的极难下嚥的饭菜有一种排斥反应。当他们正在为吸一口烟忙忙碌碌的时候，我”不声不响的慢慢地咀嚼着极难下嚥的饭菜，脑海里在回想刚刚在审讯室里的情事。我在想，工人互助会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呢？值得这么追究呢？我什么也没干呀，为什么要抓我进来，还说我是反革命呢？工人互助会还有谁被抓了呢？抓了哪些人呢？……这些问题在脑海里翻转来复过去反复盘旋。饭也不想吃了，只是默默的坐着，呆呆的出神。

 监子里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吸完了烟，看到我默不作声，情绪很消沉，就有几个人坐过来问今天提审这么久，是不是问题很严重。那个自称也加入过工人互助会的王小军说：“有么子卵事啰，我还不晓得，就只搞过一次横渡资江比赛，开了几次扯谈的茶话会而已，算么子啰。莫怕。“我把今上午提审的事绘声绘色的向他们讲了一番，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大加赞赏。那一个判了刑只待去服刑的姓周的说：“哎呀，你这个新客真的蛮可以，敢和他们对挖，能驳理真的不错。”邓一飞接着说：“你们不晓得，他是办过资江民报的人当然比我们要很（厉害丿蛮多。“一些人付和说：“那当然，那当然。“我连忙说：“话莫扯远了。我被提审后越来越感觉到，他们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们晓得么，前几年邵阳市枪毙了一个叫颜长寿的人，仅仅只是办了一个溜筛厂挣了些钱，就说是办地下黑工厂。又不偷又不抢，何罪之有呢？如果说没有办经营执照，罚点款，要他补办或不准搞就可以了，犯得着要枪毙吗？“立刻有人说：“晓得，晓得。邵阳市的人哪个不晓得啰。真的太没道理了。“另一个人说：“凡是被抓进来的人，都是砧板上的肉，他们想何嘎剁就何嘎剁。“

一直坐在自己的被子里未吭一声的胡长庚说：“我真的感觉到自己不是人只是一块肉了。他们想什么时候剁我就什么时候剁，一点也由不得你自己。“我说：“也不能完全说我们都是砧板上的肉。我觉得更恰当的比方我们这些人就象关在栏里畜牲，每天按时喂给我们象饲料一样的饭菜，保到命莫死了，待到需要宰割或需要你去背犁的时候就把你牵出去。“大家都很贊同我这个比方，就有人说：“象小周这样的人判了刑有一个多月了，真的不绕得哪一天牵出去当牛马服劳役。“小周说：“肯定要去的，我实在巴不得快点把我喊出去服刑。我在这里关了半年了，人都要关癫了。在这个封闭的笼子里，硬是太难过了。“

入监已近半月，差不多每天都要叫去提审。监子里的人见我如此频繁地提审，无不认为我一定案情重大。他们说监子里其他的人从未有过先例，这样几乎不间断的天天提审。即使死刑犯胡长庚，涉案人员也较多，也没有如此频繁的堤审过。监子里有一个盗窃惯犯，叫孙王成，新邵县人。他作案次数较多，涉案金额按起诉书所说为巨大，他被提审的次数也是算多的。他可能即将开庭审理，根据起诉书所说，大家分析认为可能会判无期。而我的提审次数比他更多，因此大家认为我可能判较重的刑期。然而我却没有表现出格外的焦虑和担忧，而且每天在吃完饭的铝皮饭盒上刻划些文字，表达我的心意。如“工人互助会无罪“，“向工人互助会难友问候”，“相信吧，自由一定就会到来“，“強烈要求立即释放“等诸如此类的文字标语。监子里的人见我每天在饭盒刻划这些内容，担心会因此加重对我的处罚，劝我不要再刻了。我不以为然，照样坚持刻划。

前一天提审我的时候，竟然提到了关于《资江民报》的事。他们问为什么想起要办《资江民报》，出于什么目的。谁是主编，哪些人是编委成员，共办了几期，为什么停办了。提审员要我把有关《资江民报》的一切詳情彻底交代清楚。

此前我己经历了数次提审，有了一定的应对经验。没有半点惊慌的表现，因为始终坚信无罪，因此不必惧怕。我不卑不亢的说：“你们抓我进来的原因是工人互助会的事，和资江民报没有半点关系，那是四年前的事，有必要再提吗？“这个提审员不是原来那个姓戴的，年轻一些，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对我说：“有没有必要重提用不着你来告诉我，你只能老老实实的回答我，我问什么，你就答什么。“他蛮不讲理，我不能跟他一样，于是说：“你说我为什想起要办资江民报，出于什么目的。我为什么不可以想起办资江民报呢？没有人告诉我不准办呀，宪法上规定有出版自由呀。而且那个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北京市就有很多种类的民间报刊，他们能够办，我们邵阳当然也可以办。而且我们办了几期也没有谁告诉我不能办。至于出于什么目的，无非是想推动党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

提审员指指着我说：“一派胡言，你们在资江民报上专门写一些攻击政府的文章，煽动群众对政府不滿。没有一篇是赞颂改革开放的，还说什么是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市政府在八一年十一月份专门下了一个关于取缔邵阳市资江民报的红头件，你一直心怀不满，今年又伙同原资江民报的成员，成立个什么工人互助会，你的险恶心我们还看不出吗？你只有老老实实的交待这几年你和你的同伙全部的所做所为，争取宽大处理才是你的唯一出路。”

看他那付声色俱厉的样子，感觉到他们是想往死里整我。我该怎么办呢？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犯罪行为可以交代的呀。可是在逼迫之下我又不能不说点什么，于是说：“我们办资江民报在主观上的的确确是想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如果说有攻击政府的言论，我们是文责自负，我只对我自己的文章负责。如果你们公安人员指出我的哪一篇文章是攻击政府的，我只承认是我写的，但我不会认可是攻击性质的，最多只承认是批评性质的。不能随意上纲上线。另外你说到市政府在八一年十一月下发了取缔资江民报的文件，我从来没看到过，也没有听说过，何可能一直心怀不滿呢？再说资江民报只办了四期，于七九年十月底停办了，两年之后再由市政府宣佈取缔一个早已不存在了的资江民报，这不是很滑稽么？“

我原想顺着提审员的意思交待一些办报的具体事宜，以表示态度的老实，可是一说起来就情不自禁地变成了对抗性的辩护词。提审员大为光火，根本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回答。他再一次带有威胁性的口吻说：“看来你是不想老实交待了，你必须明白，继续负隅顽抗是决没有好下場的。“威逼恐吓是他们的职业习惯，往往也很凑效。可是对于一个坚信自己无罪的人来说除非残酷的严刑拷打，才有可能屈打成招。因此我从不做出一付屈膝求饶的样子。我对他说：“我不愿意没有好下场，我一直表现得很老实，而你却说我不老实。什么才是老实呢？心里怎么想的口里就怎么说，不说口是心非的话应该算老实。我对你所说的全部都是心里怎想口里就怎么说的实话实说，难道不是老老实实吗？“

第八章 难熬的无聊时光

提审员冷笑了两声说：“是的，你是够老实了，我们会把你的老实态度记录在案的。关于资江民报的事我也懒问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回监后再仔细回忆还有什么没交代的，想起了随时向干部报告。“

回监后我回味提审员所说的话，觉得他没有纠缠《资江民报》的事不放，说明他们不想过多追究有关《资江民报》的事，因为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值得追究的内容。至于对我的态度不滿，这是必然的。监子里的人都说坦白从严，抗拒从宽，而我本身就没有什么需要坦白的，坦白是针对犯罪而言的，因此谈不上坦白。

监子里的生活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是极端的单调桔燥乏味。时间非常难过，很多人都靠昏昏沉沉的睡觉来打发掉难熬的时间。可是每天都无所事事，躺下的时间太多，因此除了正常的睡眠时间外一般都无法真正入睡的。时间实在过剩，于是很多时间用来东拉西扯，谈天说地。不管你胡吹海吹，谎话连篇都没关系，只要不总是重复说过的话。可是天天朝夕相处在一起，该说的都说过了，常常陷入无话可说的时候。于是各自低垂着头，默默无言，一双双失神的眼睛谁也不看谁，只是各自盯着某一处发呆。这个时候你就感到特别的无聊，特别的无奈，时间特别的难过。在所有的人的都感到特别无聊的时光里，只要有小小的异样变化，都会激活监子里死气沉沉的气氛，令疲疲沓沓的神经兴奋起来。如突然送进来一个新客，这是个可以令全监的人刺激开心的事情。每一个新进的犯人都要先被殴打侮辱一番，打人是一件很快意的事，他们当然知道被打的人会既恐惧又痛苦，因为几乎每个初进来的都尝过被打的滋味，所以也要尝一尝打别人的快乐滋味。当然有例外的情况，如果新客进来恰逢有要好的熟人或朋友在这里，或者有干部特别打了招呼的则会免去皮肉之苦。此外，新客的到来还可以带来外部世界的新消息也可以获得分享的乐趣。使监子里死气沉沉的气氛活跃一下。自从我进来后，人显得爆满，没有人送出去，也就再没有新客进来，于是几乎每天要我谈见闻或无论谈什么，只要不旧话重提则可以了。这一天胡长庚非得要我再分析一下他的上诉能否改判的事，因为这实在是他挥之不去的有关生死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