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经验世界常常是语言的幻觉

1,如果一种文明成为废墟,它往往会留下宽阔的历史想象,造成持久的情感依恋。总想在灰烬中找出文化的永生以印证基因的优质,然后就进入了因果律设置的循环,自此对传统的边界充满敌意。保守主义能够离开现实秩序与世界对视,但未能把自由纳入对文明灰烬的省察,致使用尽洪荒之力拒绝了乌托邦之后又去怀抱一个更大的虚无。

 

2,斯宾格勒过于固执,总是认为文化是活着的文明,文明是死去的文化。现代文明的事实是否已经为其证伪?有些文化确实活着,正如许多不该活着的物种一样,它的存在反而是人类的灾难,不知它何以成为普世文明?而真正的文明得益于文化的滋养和鼓舞,同时又孕育和创造文化,与文明伴随的文化不仅不朽,还会有续航的精气和活力。

 

3,经验世界的许多情况是,有的开始即是结束;有的开始根本就没有开始;有的在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开始只是幻觉。这种设置的确给观众留下极大悬念,让观众形成剧情依赖,进入剧本设计的套路,也许拉开序幕就看到了结尾,但都期待一个既成的想象。实际上这成了一个语言学问题,在语言学的逻辑中,语言是我们为自己建造的关于事实的图像,要追问语言的意义,就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语言本身,命题即意义,二是事实,只有事实才能表达意义。

 

4,新时代已经来临,确实也是刚刚开始,新时代只属于热爱它的人,祥林嫂是无法走进新时代的。能够走进新时代的人,拥有他们的语言和语言方式,他们的语言中没有那么多爱恨情仇。清儒戴震曾云,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诗人曾说,诗到语言为止。在我看来,能否走进新时代,首先从语言开始。

 

5,在两代人的(不只是年龄)的交谈中,上代人无论如何“前倾”,都很难摆脱他的时代印记,语言已经形成对其思维的牢固钳制。年轻一代根本没有那种历史包袱,不会在上代人自恋的语言套路中空转,他们是新语言的直接创造者。语言虽然具有普遍性的记忆因素,但它获得的意义不是形成权威,而是不断否定和超越权威,然后构成知识的来源。

 

6,我一直警惕自己思维的老化,不敢轻易跨界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源于我与一些人失败的交谈经验。越是陈旧、离谱的认知越是激发出喋喋不休,可以得见他对无知者无畏的迷恋。在赢向未来的途中,我觉得年轻人才是我的老师,他们是天生的创造者和盗火者,他们还顾不上孤芳自赏,因为他们不存在对于未来的拒绝。

 

7,在利用语言的交流中,“解释”是徒劳的,这来自两个方面的理由:其一,解释者无法穷尽被解释者的充分意图,即便是同一的严密逻辑体系,也无法保全被解释主体的全部信息。其二,解释的前提是必须依靠一个语言共同体,实践证明,即便是同一种语言,它也隐藏了解释者的私利或无奈。“解释”除了增加一些“学术”太极之外便是对真相的掩埋,从它提供“解释”的证据开始,已经陷入了语言困境。“不必解释”应该视为上策。

 

8,语言逻辑问题上,我觉得还是巴赫金比较靠谱,语言逻辑根本不是规则一致的形式重复的逻辑,而是一种永恒的更新,用修辞的不可重复的话语使这一形式个人化。语言的现实就是它的形成。在语言生命的现时及其历史之间,占主导的正是相互充分理解。如果不是如此,语言早已枯死在形式的复制之中,这并不冲突于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相对附属于某个语言共同体的个人,语言具有一种独立的此在。不仅世界之所以只是世界,是因为它要用语言表达出来——语言具有其根本此在也只是在于,世界在语言中得以表述。语言是思考和行动的基础,但它的每一次被使用都离不开对它的再造。

 

9,虽然神话是被造的,但人对神话的需要胜过对自身的依靠,这说明人的无奈和希望无法完全被此在的绝望消除。神话的功能一定是遮蔽和扭曲事物,它并不能使事物消失,尽管如此,它还是改变了事物对人的抽取方式。在事物的某种开端,邀请神话的在场就是一种超越性力量,谁又能否定人类文明的发展离开过对它的想象?

 

10,人类在儿童时代具有本真的哲学气质,但他不断被成人世界的功利化所改造;儿童对于世界具有整全的诗意的天问,也不断被成人的傲慢所规训。所谓的培养,一是不断扭曲真实记忆的过程,逐渐消蚀个人化的笨拙识记,然后加入一种集体合唱;一是不断丢失智慧的过程,那种童稚的对于世界的打量和想象,转变成在体系化区隔的社会中,以成本收益的愚蠢方式来企图完成自我拯救。

 

11,哈贝马斯的“话语”概念有着特殊的含义:它是一种从经验和行动分离出来的交际形式,话语的结构使我们确信,只有主张、建议或告诫等暗含的正确性主张才是讨论的唯一对象。讨论的参与者,其议题和见解除了必须接受对有关正确性主张的考验之外,不受其他约束,除了更佳论证之外,不受其他影响;因此,除了共同协力寻求真理之外,也无别种动机。

 

12,有时候,个人记忆是如此倔强,往往因特殊的情境而更加牢固,它不接受任何反记忆的冲突与消解,因它本身就是“记忆隆起”的存在。如果遗忘能够抚平人性灾难,个人记忆就有理由忘却,可惜,人类的经验证明它恰恰相反。有些铭心的记忆有一种记忆共同体,任何个人已经无权删除,并以此成为历史假设的经验刻度。

 

13,茨威格在最后的日子里说:我似乎觉得,为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紧张而又富有戏剧性的生活作出见证,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因为每个人都是那些巨大转变的见证人。茨威格的话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记忆伦理问题,包含着记忆的伦理责任,见证是一种道德记忆,它不容忘却。正如马格利特在谈到纳粹时所说,在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中,它必须拒绝遗忘。

 

14,民间有一种唤醒词语的能力。有些沉睡着的词语被打捞后,往往获得深刻的意涵,成为一个导致更多意义的可辩论的空间。这是不经意间对于想象匮乏的超越。唤醒一个词,就是打捞一个意义,也是唤醒对世界隐秘部分的兴趣。这便是民间的词语能力,由于在语言共同体内保持的低度行走,它的发现或命名,总能让一个词语重新飞一会儿,然后击中时代的傲慢。

 

15,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过于迷恋自然科学的方法,会很容易营造自身的“静态均衡系统”,然后让“曲线”为王。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社科研究提供了很多方法和思路,但相对于更为复杂的社科系统来说,它仍然十分有限。研究自然科学的三大支柱,无非是实验方法论(包括归纳)、概念方法论和逻辑方法论,其中的实验方法论很难在社科研究中移植。自然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并非是研究对象的参与者,而社科则不然,每一个社科研究者都会把自身的思想、情感、经历、记忆、行为、习俗、文化、心理和价值观等诸多因素带进去,造成研究结果的“非一致性”和“非精密性”。因此,社科研究是更为复杂的系统,它需要的方法更多,因为人的主体性所在。这也正如用纯粹的数学模式来判断非完全市场状态下的经济运行,最后只能变成实验室内的游戏演练而已。

 

16,有的词语是应该慎用的,它的错位携带着一种伤害,被人使用的过程再次塑造其行动,辩护其合法性。这让人体会到词语背后的傲慢有它的历史基因,还好,是这词语葬送了他使用过的美好词汇,只有这次是恰当的组词。记的海德格尔说过,当词语辜负我们的时候,我们必能经验到语言。难道不是吗?

 

17,思想的问题只有用思想来解决,也就是通过讨论、辨析、争议或围绕议题进行批判来澄清事实,明晰是非,确立价值。如果思想的问题不用思想来解决,动辄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或者诉诸物质的力量来恐吓和围剿,并不能熄灭思考,只能矮化一个民族的思想能力。真理都是在开放状态下产生的,思想市场的开放不仅去伪存真,还可强健一个民族对谎言的辨识能力,使得各种力量竞赛于现代文明的道路之上。

转自:铁匠老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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