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果一种文明成为废墟，它往往会留下宽阔的历史想象，造成持久的情感依恋。总想在灰烬中找出文化的永生以印证基因的优质，然后就进入了因果律设置的循环，自此对传统的边界充满敌意。保守主义能够离开现实秩序与世界对视，但未能把自由纳入对文明灰烬的省察，致使用尽洪荒之力拒绝了乌托邦之后又去怀抱一个更大的虚无。
2，斯宾格勒过于固执，总是认为文化是活着的文明，文明是死去的文化。现代文明的事实是否已经为其证伪？有些文化确实活着，正如许多不该活着的物种一样，它的存在反而是人类的灾难，不知它何以成为普世文明？而真正的文明得益于文化的滋养和鼓舞，同时又孕育和创造文化，与文明伴随的文化不仅不朽，还会有续航的精气和活力。
3，经验世界的许多情况是，有的开始即是结束；有的开始根本就没有开始；有的在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开始只是幻觉。这种设置的确给观众留下极大悬念，让观众形成剧情依赖，进入剧本设计的套路，也许拉开序幕就看到了结尾，但都期待一个既成的想象。实际上这成了一个语言学问题，在语言学的逻辑中，语言是我们为自己建造的关于事实的图像，要追问语言的意义，就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语言本身，命题即意义，二是事实，只有事实才能表达意义。
4，新时代已经来临，确实也是刚刚开始，新时代只属于热爱它的人，祥林嫂是无法走进新时代的。能够走进新时代的人，拥有他们的语言和语言方式，他们的语言中没有那么多爱恨情仇。清儒戴震曾云，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诗人曾说，诗到语言为止。在我看来，能否走进新时代，首先从语言开始。
5，在两代人的（不只是年龄）的交谈中，上代人无论如何“前倾”，都很难摆脱他的时代印记，语言已经形成对其思维的牢固钳制。年轻一代根本没有那种历史包袱，不会在上代人自恋的语言套路中空转，他们是新语言的直接创造者。语言虽然具有普遍性的记忆因素，但它获得的意义不是形成权威，而是不断否定和超越权威，然后构成知识的来源。
6，我一直警惕自己思维的老化，不敢轻易跨界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源于我与一些人失败的交谈经验。越是陈旧、离谱的认知越是激发出喋喋不休，可以得见他对无知者无畏的迷恋。在赢向未来的途中，我觉得年轻人才是我的老师，他们是天生的创造者和盗火者，他们还顾不上孤芳自赏，因为他们不存在对于未来的拒绝。
7，在利用语言的交流中，“解释”是徒劳的，这来自两个方面的理由：其一，解释者无法穷尽被解释者的充分意图，即便是同一的严密逻辑体系，也无法保全被解释主体的全部信息。其二，解释的前提是必须依靠一个语言共同体，实践证明，即便是同一种语言，它也隐藏了解释者的私利或无奈。“解释”除了增加一些“学术”太极之外便是对真相的掩埋，从它提供“解释”的证据开始，已经陷入了语言困境。“不必解释”应该视为上策。
8，语言逻辑问题上，我觉得还是巴赫金比较靠谱，语言逻辑根本不是规则一致的形式重复的逻辑，而是一种永恒的更新，用修辞的不可重复的话语使这一形式个人化。语言的现实就是它的形成。在语言生命的现时及其历史之间，占主导的正是相互充分理解。如果不是如此，语言早已枯死在形式的复制之中，这并不冲突于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相对附属于某个语言共同体的个人，语言具有一种独立的此在。不仅世界之所以只是世界，是因为它要用语言表达出来——语言具有其根本此在也只是在于，世界在语言中得以表述。语言是思考和行动的基础，但它的每一次被使用都离不开对它的再造。
9，虽然神话是被造的，但人对神话的需要胜过对自身的依靠，这说明人的无奈和希望无法完全被此在的绝望消除。神话的功能一定是遮蔽和扭曲事物，它并不能使事物消失，尽管如此，它还是改变了事物对人的抽取方式。在事物的某种开端，邀请神话的在场就是一种超越性力量，谁又能否定人类文明的发展离开过对它的想象？
10，人类在儿童时代具有本真的哲学气质，但他不断被成人世界的功利化所改造；儿童对于世界具有整全的诗意的天问，也不断被成人的傲慢所规训。所谓的培养，一是不断扭曲真实记忆的过程，逐渐消蚀个人化的笨拙识记，然后加入一种集体合唱；一是不断丢失智慧的过程，那种童稚的对于世界的打量和想象，转变成在体系化区隔的社会中，以成本收益的愚蠢方式来企图完成自我拯救。
11，哈贝马斯的“话语”概念有着特殊的含义：它是一种从经验和行动分离出来的交际形式，话语的结构使我们确信，只有主张、建议或告诫等暗含的正确性主张才是讨论的唯一对象。讨论的参与者，其议题和见解除了必须接受对有关正确性主张的考验之外，不受其他约束，除了更佳论证之外，不受其他影响；因此，除了共同协力寻求真理之外，也无别种动机。
12，有时候，个人记忆是如此倔强，往往因特殊的情境而更加牢固，它不接受任何反记忆的冲突与消解，因它本身就是“记忆隆起”的存在。如果遗忘能够抚平人性灾难，个人记忆就有理由忘却，可惜，人类的经验证明它恰恰相反。有些铭心的记忆有一种记忆共同体，任何个人已经无权删除，并以此成为历史假设的经验刻度。
13，茨威格在最后的日子里说：我似乎觉得，为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紧张而又富有戏剧性的生活作出见证，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因为每个人都是那些巨大转变的见证人。茨威格的话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记忆伦理问题，包含着记忆的伦理责任，见证是一种道德记忆，它不容忘却。正如马格利特在谈到纳粹时所说，在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中，它必须拒绝遗忘。
14，民间有一种唤醒词语的能力。有些沉睡着的词语被打捞后，往往获得深刻的意涵，成为一个导致更多意义的可辩论的空间。这是不经意间对于想象匮乏的超越。唤醒一个词，就是打捞一个意义，也是唤醒对世界隐秘部分的兴趣。这便是民间的词语能力，由于在语言共同体内保持的低度行走，它的发现或命名，总能让一个词语重新飞一会儿，然后击中时代的傲慢。
15，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过于迷恋自然科学的方法，会很容易营造自身的“静态均衡系统”，然后让“曲线”为王。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社科研究提供了很多方法和思路，但相对于更为复杂的社科系统来说，它仍然十分有限。研究自然科学的三大支柱，无非是实验方法论（包括归纳）、概念方法论和逻辑方法论，其中的实验方法论很难在社科研究中移植。自然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并非是研究对象的参与者，而社科则不然，每一个社科研究者都会把自身的思想、情感、经历、记忆、行为、习俗、文化、心理和价值观等诸多因素带进去，造成研究结果的“非一致性”和“非精密性”。因此，社科研究是更为复杂的系统，它需要的方法更多，因为人的主体性所在。这也正如用纯粹的数学模式来判断非完全市场状态下的经济运行，最后只能变成实验室内的游戏演练而已。
16，有的词语是应该慎用的，它的错位携带着一种伤害，被人使用的过程再次塑造其行动，辩护其合法性。这让人体会到词语背后的傲慢有它的历史基因，还好，是这词语葬送了他使用过的美好词汇，只有这次是恰当的组词。记的海德格尔说过，当词语辜负我们的时候，我们必能经验到语言。难道不是吗？
17，思想的问题只有用思想来解决，也就是通过讨论、辨析、争议或围绕议题进行批判来澄清事实，明晰是非，确立价值。如果思想的问题不用思想来解决，动辄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或者诉诸物质的力量来恐吓和围剿，并不能熄灭思考，只能矮化一个民族的思想能力。真理都是在开放状态下产生的，思想市场的开放不仅去伪存真，还可强健一个民族对谎言的辨识能力，使得各种力量竞赛于现代文明的道路之上。
转自：铁匠老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