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8年1月15日，人权律师王全璋已经被秘密羁押920天，是2015年7月开始的709打压中被逮捕的几十人中唯一一个没有任何消息的人。
上星期五一大早，王全璋的两名律师、一位前当事人、和三位709妻子来到天津第一看守所。太阳刚升起一人高，橙红色的光泽弥漫在空气中。看守所的外墙上刷着一条红色大方字标语：“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他们是等着接待室开门的第一批访客。三位709妻子前来为王全璋存“加餐费”，接待室给了她们一个电话，但她们打了三十多遍都没有打通；她们和一个女警据理力争，但最终她们没有能够给王全璋存上钱。两位律师要求会见，值班的武警向他们出示了一张A4白纸，上面写着“王全璋、吴淦禁止律师会见。”不管他们怎样据理力争，都没有效果。过去三十个月来，律师去了天津多少次，已经数不清了。
2016年8月，中国政府对第一批709被羁押者进行了审判，两名709被羁押者被判重刑，另外两名被判缓刑。到了2017年5月，更多709 被羁押者在被迫以这样或那样方式认罪/认错后，或者取保候审，或者被判缓刑。到了2017年12月底，709最后4位被羁押者中的3位，有两位被判刑（江天勇和吴淦），谢阳被免于刑罚。
王全璋的命运一直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特别是在709被释放的人披露了他们所遭受的恐怖酷刑后。这包括导致人直接昏厥在地的电击；水牢；被迫吃药；剥夺睡眠；殴打；以及言语和心理折磨。
大家共同担心的是，王全璋因为不服从，一定遭受了最可怕的酷刑。有些人担心他之所以这么长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是因为他被酷刑致残。甚至有人一度担心他已经不在人世。
这后一点担心在7月份得到了消除。和政府联系密切的知名律师陈有西，不顾王全璋妻子和家人的反对，两次会见王全璋，试图说服他签署律师委托书，遭到了王全璋的拒绝。在社交媒体上，陈有西遭到了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尖锐的批评。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发表声明说，自己聘请的律师40多次请求会见而无法见到王全璋，陈有西却可以去见两次，这样的律师无非是要“伙同官方把一个清白的同行陷害成罪犯，帮着官方把王全璋的罪名做实！”
而官派律师在所有709审判中的确扮演了政府中介人的角色，承担了做实罪名的任务。
王全璋的工作
王全璋今年42岁，是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在山东乡村出生长大，200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获得了法学学位。他是最早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人之一：对法轮功大规模残暴的打压1999年开始后不久，他还在上大学期间就开始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和救助。他因此遭到威胁，还曾经被抄家。据说一位法官还给学校写信，要求不给他颁发文凭。
大学毕业后，从2005年开始，王全璋在山东省图书馆工作时，在济南附近一个实验性质的乡村学校做义工，每星期六自掏路费，前去给村民免费讲解法律。他给他们讲解土地权利问题以及乡村常见的法律问题；他和村民就权大还是法大展开辩论。村民们一致认为，在中国，权大于法。
农民们那时是对的，现在也是对的。
在济南，王全璋经常遭到威胁。他曾经被汽车追，被人追，有一次在一个教授朋友家藏匿多日，楼下布满了等着抓他的便衣。后来他会向同行讲述这些事件，就好象讲述别人的历险一样。
2008年王全璋去了北京，部分是为了逃避在济南不断面临的人身危险。于是有律师朋友称他为“逃亡律师”。
在北京，王全璋在一个名叫“仁之泉工作室”的小型非政府组织工作。这样的组织，如同山东那个乡村学校，都是2008年前后在中国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民间社会机构。他还曾经在一个名叫世界与中国研究所工作过。2009年，他和瑞典人彼得、美国人迈克尔、以及另外几位中国朋友共同创立了“中国维权紧急援助组”。他和他们在仁之泉工作室工作时认识，当时彼得和迈克尔是前来中国当义工的外国年轻人，而那时的中国似乎张开双臂，努力“与世界接轨”。
在2009年至2013年在中国维权紧急援助组的工作中，王全璋扩大了社会不义的受害者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组织了更多培训，训练更多公民成为赤脚律师，进行司法抗争。2013年后，王全璋不再从事中国维权紧急援助组的工作，专心代理案件。
除法轮功案件外，王全璋还代理了一系列非法征地案件、劳教案、监狱虐待案、政治犯案件，包括山东记者齐崇淮案和新公民运动案。
王全璋还以“高峰”的笔名写过不少评论时政的文章，但现在似乎都无迹可寻了。
王全璋与彼得▪达林（左）以及迈克尔▪卡斯特（右）在一起。
挨打律师
梁小军律师是比较早认识王全璋的一个同行。他在一篇文章中描述王全璋是一个质朴的人，“名不见经传，讲起话来拘谨”。但是这种情况在2013年发生了变化。那年4月王全璋在江苏靖江一个法轮功案件开庭，快结束时被法官下令当庭抓捕，并处以10天“司法拘留”。 法庭说他“扰乱法庭秩序”。据在场的人描述，尽管法官不断打断，但王全璋奋力辩护，并且表示要投诉法官。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也令法官十分恼火，因为根据党的定义，在中国练法轮功就是犯罪。
此前还没有过律师被当庭拘留的先例，因此大批律师同行和公民活动者前往靖江，在法院门前打横幅抗议。可能是因为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场面，法院在两天后释放了王全璋。
近年来，王全璋律师几乎只做法轮功案件，因此他遭到殴打的次数可能比别人多一些，因为对法轮功被告、有时对其辩护律师的野蛮对待在司法过程中仍然相当普遍。许多人权律师，如王宇以及不久前在四川挨打的卢廷阁律师，都可以佐证这一点。而律师因为所办案件的性质而遭到法警殴打，这在法治国家是不可思议的。
2014年4月，王全璋在前往建三江声援另外四位被抓的人权律师时遭到殴打。那四位律师因为前往建三江营救被关在黑监狱的法轮功学员，而遭到当地警察关押和毒打。王全璋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如何被从睡袋中拉起来。“两个人用胶带麻利地捆住我的胳膊，我被反扣着，戴上黑头套。”他被弄上一辆巴士，带到了派出所。在那里，他和警察就法轮功的性质和法律程序发生了争吵。后来一个警察把他的眼睛扔掉，让他面对墙壁，抓住他的头发猛的撞墙，另外一个警察用拳头猛击他的后脑，直到他最后同意签署一份保证书，保证不再到建三江参加“非法聚会”。
2015年6月，在他被抓前一个月的样子，王全璋在山东聊城与另外两名律师为一起法轮功案辩护。王全璋写道，庭审快结束的时候，法官“突然宣布辩护人因扰乱法庭秩序立即驱逐出法庭，十几名法警立刻如狼似虎搬冲上法庭，有人掐着我的胳膊，有人掐着我的脖子，向外拽，他们驾着我向法院外走。在此间，有人就开始用拳头猛烈地殴打我的头部，还有人在骂，后面一个指挥者大声喊，‘把他带到地下室！’ 这些法警于是又扭转身把我向法院里面拖，我大声喊，‘打人了，为什么打人’，司法警察再次挥舞着拳头猛烈地击打我的头部、面部，眼镜都被他们打掉。我被拖到法院一层的一间房屋，法警命令我蹲下，我拒绝，他们又开始殴打我，我问他们为什么打我？又遭到他们一顿拳头的暴打，我又问，再一次遭到殴打，直到被他们打的不敢再问。”
政府如何构陷王全璋
如同所有709被羁押者一样，王全璋也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六个月。他很可能和王宇、谢燕益等律师和公民被关在同一地点。王宇和谢燕益律师释放后披露了他们的经历。
比如说，在《709记事》中，谢燕益律师描述了2015年10月1日至10日他从自己的房间听到上面的房间发生的动静：“2015年10月1日上午9点左右，我清晰地听到，在我头顶楼上的房间里，有人重重摔到地板上并轻哼一声便没了动静，似乎是动用电刑的情形。自10月1日至10月10日几乎每天我都在深夜听到审讯和有人哀号呻吟的声音。”出狱后他判断楼上的人极有可能是胡石根，或者王全璋。他认为，王全璋两年多音讯全无，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2016年1月8日，在被秘密关押六个月后，王全璋被正式逮捕，涉嫌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接下来的12个月，警察使用延期、检方使用“退回补充侦查”等手法，一再推迟对王全璋的起诉或审判。这些手段在政治犯案件中非常常见。
现在他们连这样的伪装都不做了，无限期地非法羁押王全璋。对吴淦的律师，想让会见就让会见，不想让会见就违法不让会见。
在王全璋被正式逮捕前几天，2016年1月3日，瑞典人彼得▪达林在北京被逮捕。在和改变中国的访谈中，达林说，在对他的审问中，王全璋是一个重点。“他们审问我的另一个主要兴趣点是王全璋律师。他是709被抓捕的律师之一，已经被秘密羁押一年多。王全璋和我一起工作了一些年，但我们从2014年起就没有合作了。我们的合作在培训方面，为当地律师提供非正式的指导，为那些面临审判的人提供刑事辩护，以及编写培训教材等。就连国安人员都没法说清楚这些活动中那样对中国有害，更不要说违法。”
“他们的重点是要找到一个角度抹黑王全璋。他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称王全璋是罪犯，尽管我差不多每天都指出，王全璋的案件还没有到检察院，更不要说定罪了。同样，他们还拒绝向我指出王全璋做的哪件事是犯罪行为，只是反复说他的工作危害了国家安全、他为‘邪教’人员辩护、作为律师他在社交媒体上对自己办的案子发表意见，”彼得说。
2016年4月下旬，王全璋老家山东日照的警察去到王全璋父母家，骗他父亲录制视频，劝王全璋认罪，“争取宽大处理”。他的姐姐问王全璋犯了什么罪，警察说王全璋为练法轮功的人辩护，而法轮功在1999年就被共产党列入邪教了，为法轮功辩护就是与共产党做对。当地警察承认他们是受天津公安局委托前来索取王全璋家人录像的。
大约一年后，2017年2月中，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王全璋提出起诉。但是他的律师和妻子都没有能够索取到一份起诉书，尽管他们多次这样要求。因此我们不知道中国政府起诉王全璋的证据是什么，但我们知道政府想尽办法，要让王全璋认罪。山东当地的警察告诉王全璋家人说，“王全璋很不配合”。
一位代理了709另一位被羁押者、也跑过无数趟天津的人权律师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他说，他认为709开始抓人的时候，当局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计划，他们先把人抓了，边走边做案件。他说，当局没有根据抓捕709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在现存的法律中当局找不到他们的违法之处，但是当局又感到必须对他们进行压制，这时候他们就采取非法手段，比如先把人抓了，再慢慢找证据，找不到就拼凑。最后的目的是制造恐吓，通过刑事判决的方式对民间进行威慑。
709自始至终，国家宣传机器紧密配合，传播当局不断进化中的叙述架构，同时不遗余力地贬损这些充满勇气的公民：709抓捕刚开始时，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这些喉舌指控这些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为“害群之马”，说他们破坏了中国的法治。到了2016年8月审判胡石根、周世锋、翟岩民和勾洪国的时候，709律师和公民的活动被描画成了与境外势力勾结的“颜色革命”阴谋。在不久前对江天勇、谢阳的宣判中，两人机械地在电视上表示他们“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被西方宪政思想和其它错误观念洗脑”。
释放王全璋的努力
在王全璋被消失的这两年半里，他幼小的儿子长大了很多，他的妻子李文足本来对丈夫的职业生涯不闻不问，现在成了为他不停奔走的最有力和有效的倡导者，遭到警察不断的监控和骚扰。不久前，中国公民运动网将首次“杰出公民奖”颁发给了她，奖励她在营救丈夫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勇气和顽强。
多个国家政府的声明、联合国人权机制特别程序的问询、世界媒体的持续报道似乎都无法改变共产党政府使用铁拳制服他们认为“危险”的公民。它对外部世界越来越严重的敌意和妄想症导致他们进一步加重对公民权利捍卫者的打压。
从目前所有的迹象看，王全璋似乎仍然没有妥协。
王全璋在2015年7月被抓捕前似乎就预见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在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无论那些被操纵的媒体把我们描述和刻画成多么可憎、可笑的人物，父亲母亲，请相信你的儿子，请相信你儿子的朋友们。
我从来没有把父母带给我的诚实、善良、正直这些品质放弃掉，多年来，我也是按照这些原则寻找我的生活。尽管常常深处某种绝望之中，也从未放弃对美好未来的想象。
从事捍卫人权的工作，走上捍卫人权的道路，不是我的心血来潮，隐秘的天性，内心的召唤，岁月的积累，一直像常青藤慢慢向上攀爬。
这样的道路注定荆棘密布，坎坷崎岖。
想起我们曾经走过的艰难道路，这些又似乎稀松平常。
亲爱的父亲母亲，请为我感到骄傲，并且无论周围环境怎样恶劣，一走要顽强的活下去，等待云开日出的那一天。
本文作者曹雅学是改变中国网站(ChinaChange.org)的创始人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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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英文版链接：
Wang Quanzhang: The 709 Lawyer Not Heard From Since July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