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柴玲为什么会激起众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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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柴玲致六四母亲的公开信,为什么会让六四母亲丁子霖女士难过,同时让众多的网友们愤怒?她不仅是不会表达,更是不会理解与使用价值理念。关于宽恕与原谅,关于忏悔与爱,她都没有理解宗教精神的前提条件。譬如爱敌人,你可以爱一个放下屠刀不再作恶的敌人,但你不能去爱正在造恶的敌人。

我们看到,柴玲对丁子霖多年来持提出“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表示敬意,称赞对方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 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但接着又来一句宽慰的话:对丁子霖女士“不必为政府是否平反六四而绊倒和苦恼”,而是应该以“感恩的心等待神的时间带来”。而在说到当年自己亲历的六四学潮时,她甚至也认为,不应该热血冲突,而应该等待神的到来。

柴玲既认同丁子霖的行为,又劝丁子霖做某种放弃,而2012年六四纪念之时,柴玲也声称出于信仰,她已原谅邓小平、李鹏,以及冲进天安门广场的士兵。

柴玲并没有否定丁子霖女士行为的价值,但其宽慰方式都引发众怒,这是因为人们把她其他的语言放在一起考量。如果真要宽慰丁子霖,最好的方式是设立天安门母亲或天安门受难者基金会,主动地参与到援救中去,而不是简单地通过祷告求上帝降恩。而当年六四热血青年学子们的政治示威也完成是和平的行动,并没有诉诸暴力,如果这样的和平行动都要进行否定,认为只有坐等神的拯救,这不仅悖离了公民社会的正义,也悖离了宗教精神中自救者得上帝拯救的训导。

柴玲之错,错在角色错位,柴玲是一位学潮失败者、政治流亡者,她没有权利对统治者与造恶者说宽恕,只有当柴玲成为胜利的审判者的时候,才存在宽恕与谅解,邓小平与李鹏的政治同盟们,仍然认为六四学生是一场颠覆性的反革命叛乱,六四受害者流亡海外,仍然有家有国难回,残酷打压公民社会的手法仍在继续,这些作恶者自己没有任何忏悔,却强行要求希望回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写悔过书方可入关。

当一种政治力量仍然对曾有过的罪恶没有改变与忏悔,当统治者仍然固守着特权,打击、迫害政治异已、禁锢公民政治自由,受迫害者没有任何权利对其宽恕与原谅,宽恕与原谅是有条件的:被宽恕对像已无力作恶并深刻反省自己的罪行,你拥有审判与追究的能力或权力,人们普通认为被宽恕对像已得到改变,这样的政治力量已不会在自己的国土上重生。

现在这些宽恕的条件一项均不存在,这样的宽恕完全是柴玲一已的宗教幻觉,既没有宽恕的政治意义,也不存在宽恕的宗教价值。

柴玲的言论也许在自己的宗教小型活动中可以表达,以期得到身边同道们的讨论或释疑,但作为公众人物,在六四冤情没有得到申张、中国社会远没有达到政治转型的今天,如此超前表达自己对六四事件的态度,不应该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教徒所言所为。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或失去正义的意义;超前的宽恕不是宽恕,可能是一种对恶的纵容。柴玲为什么激起了众怒?因为她无原则无条件的宽恕,违背的人间正义精神,在恶行不除的时间谈宽恕,对恶是一种包容。

基督教的历史既是受苦受难的历史,也是抗争与拯救的历史,如果片面强调等待上帝拯救,那么,就不会有摩西带领教徒们出埃及,当然也不会有新教徒们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宗教的拯救既有教堂内安静的祷告,也有通过战争或抗争过程的血与火之洗礼。柴玲应该知道,六四学潮与天安门母亲的行为,都是在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范畴内的合法合理的抗争,这样的抗争过程,既是一种苦难,同时对自己对当年献身的学生市民们,也是一种宽慰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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