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张宁: 裕元工潮刻意模糊阶级话语是知识者的失职

宝成集团1986年在东莞设立第一条生产线,最近工人们发现,资方把员工当作「临时工」计算社保,每月330元人民币的社保费变成了27.15元。掀起二波罢工,参加者最多时达4万人,引来中外记者云集。

厂区四处可见仇台标语,如「台湾老并不把大陆人当人看,我们一定要和它(他)们斗争到底,和那些大陆汉奸,大陆走狗到底,打倒台湾佬!打倒大陆走狗汉奸!」按说,像裕元工人罢工这样呈现著典型的劳资矛盾诸要素的维权活动,最方便的话语,是诉诸「阶级」,但正像我们看到的,工人们在动员伊始,就诉诸「族群」,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抗争诉诸族群对立

自然,对于东莞罢工的工人采取这样一种动员方式本身,应给与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因为他们的生存空间逼仄,而一位香港学者也表示:「不少台资大厂根本就是一个族群统治味道浓厚的资本专制国度,工厂体制也有清晰的族群层级……」这是此种动员方式的现实基础。

从以往沿海工人罢工维权的事例看,如果是外资企业,诉诸「族群」、乃至「民族」,比诉诸「阶级」,具有更大的感染力和动员力,这构成了本文分析的焦点,即「观念是如何塑造历史的」。

回顾中国现代史,我们是不缺乏「阶级」话语和「阶级论」视野的,而这种话语和视野也不无正确性和深刻性。这不仅因为诉诸政治经济学可以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被榨取了剩余价值;而且,即使在肯定「资本主义」在组织经济活动中的优越性(效率、活力等),那么也存在著一个「资本」不安于「经济」,进而跨入「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僭越行为,从而构成了对社会和政治的伤害。

但是历史恰恰在「阔步前进」中行使了它的「狡计」:在一个声称「劳工胜利」的国度,却没有就势把「阶级」仅仅视作一种「关系」,反而将其视作一种「位置」,给予强制性的凝固化。于是,在长达近30年的历史中,阶级身分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不仅被划为「地主」、「富农」、「资本家」的人们饱受政治歧视,连他们的子女也一同受到歧视,造成深深的社会伤害。

所以,当1970年代后期「拨乱反正」时,不仅抛弃了「把阶级意识极端化」,而且连「阶级」话语和「阶级论」视野本身,也一同弃之如敝屣。而后者则主要表现在那个时代的启蒙知识者那里。我自己就是这个知识群中的一份子,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是如何厌恶「阶级」这样的字眼的,连兴奋地阅读吉拉斯的《新阶级》时,也丝毫无察其中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为基础的方法论意识。

就像前一个时代,社会以强力将「阶级」意识极端化一样,在新的时代,知识者又以心理强力将「非阶级/反阶级」意识极端化,看起来南辕北辙,骨子里或逻辑上却一模一样。接下来的时代,在市场经济孕育发展和新的阶级关系重新形成之际,在最需要与之对应的理论和话语的时刻,「阶级」话语却停止了生产。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启蒙知识者「正确地」凝望着「老伤疤」,却「错误地」忽视著「新伤痕」。

刻意规避阶级意识

回到裕元工人那里,会发现,这种「中立」的词语完全掩盖工人饱受欺诈和委屈的处境,更像把「不正常」予以「正常化」的某种努力。与此同时,在启蒙知识者停止「生产」的地方,消费者也停止了「使用」。民众并非生活在真空中,某种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会以变形的方式,如变形为「族群主义」,暗中发酵,在完全不适当的方式影响著大众。

这就是裕元工人维权时,在本该启用「阶级」话语之处,却启用了「族群」话语的诡谲之处。事实上,适当的「阶级」意识,会中和极端的「民族/族群」意识。但在需要提供这种话语供给之时,启蒙知识者却留下了空白,并以「空白」参与了观念对历史的塑造。

这,不能不说是启蒙知识者的失责!(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

江评: 我觉得张宁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们做社会动员时不应该从族群的角度,但也不应该从阶级的角度来动员。从族群的角度必然转移矛盾,将矛头指向外国或某一特定区域,必然造成排外;而从阶级的角度必然造成民众内部斗争。而且这两个角度都会掉进官方唱起设定的话语模式和思维逻辑中,如此斗争,即使成功,也只不过是另一个共党工运的胜利,表面的胜利多彻底,实质的失败就有多彻底!更重要的是,两种角度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源。当前,工人面临权利被侵害而又救济无渠道的原因是:公权不受民众制约更不为民众尤其是弱势民众服务;工人没有政治权利政治地位,不是社会及国家结构中真正的权利主体;工人没有独立工会,没有自己的声音,只是被代表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工人在斗争中应明白这些并为此而斗争。话语体系亦应围绕此目标儿设置。作为律师,我坚决不支持甚至反对搞阶级斗争及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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