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成集团1986年在东莞设立第一条生产线，最近工人们发现，资方把员工当作「临时工」计算社保，每月330元人民币的社保费变成了27.15元。掀起二波罢工，参加者最多时达4万人，引来中外记者云集。
厂区四处可见仇台标语，如「台湾老并不把大陆人当人看，我们一定要和它（他）们斗争到底，和那些大陆汉奸，大陆走狗到底，打倒台湾佬！打倒大陆走狗汉奸！」按说，像裕元工人罢工这样呈现著典型的劳资矛盾诸要素的维权活动，最方便的话语，是诉诸「阶级」，但正像我们看到的，工人们在动员伊始，就诉诸「族群」，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抗争诉诸族群对立
自然，对于东莞罢工的工人采取这样一种动员方式本身，应给与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因为他们的生存空间逼仄，而一位香港学者也表示：「不少台资大厂根本就是一个族群统治味道浓厚的资本专制国度，工厂体制也有清晰的族群层级……」这是此种动员方式的现实基础。
从以往沿海工人罢工维权的事例看，如果是外资企业，诉诸「族群」、乃至「民族」，比诉诸「阶级」，具有更大的感染力和动员力，这构成了本文分析的焦点，即「观念是如何塑造历史的」。
回顾中国现代史，我们是不缺乏「阶级」话语和「阶级论」视野的，而这种话语和视野也不无正确性和深刻性。这不仅因为诉诸政治经济学可以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被榨取了剩余价值；而且，即使在肯定「资本主义」在组织经济活动中的优越性（效率、活力等），那么也存在著一个「资本」不安于「经济」，进而跨入「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僭越行为，从而构成了对社会和政治的伤害。
但是历史恰恰在「阔步前进」中行使了它的「狡计」：在一个声称「劳工胜利」的国度，却没有就势把「阶级」仅仅视作一种「关系」，反而将其视作一种「位置」，给予强制性的凝固化。于是，在长达近30年的历史中，阶级身分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不仅被划为「地主」、「富农」、「资本家」的人们饱受政治歧视，连他们的子女也一同受到歧视，造成深深的社会伤害。
所以，当1970年代后期「拨乱反正」时，不仅抛弃了「把阶级意识极端化」，而且连「阶级」话语和「阶级论」视野本身，也一同弃之如敝屣。而后者则主要表现在那个时代的启蒙知识者那里。我自己就是这个知识群中的一份子，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是如何厌恶「阶级」这样的字眼的，连兴奋地阅读吉拉斯的《新阶级》时，也丝毫无察其中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为基础的方法论意识。
就像前一个时代，社会以强力将「阶级」意识极端化一样，在新的时代，知识者又以心理强力将「非阶级／反阶级」意识极端化，看起来南辕北辙，骨子里或逻辑上却一模一样。接下来的时代，在市场经济孕育发展和新的阶级关系重新形成之际，在最需要与之对应的理论和话语的时刻，「阶级」话语却停止了生产。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启蒙知识者「正确地」凝望着「老伤疤」，却「错误地」忽视著「新伤痕」。
刻意规避阶级意识
回到裕元工人那里，会发现，这种「中立」的词语完全掩盖工人饱受欺诈和委屈的处境，更像把「不正常」予以「正常化」的某种努力。与此同时，在启蒙知识者停止「生产」的地方，消费者也停止了「使用」。民众并非生活在真空中，某种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会以变形的方式，如变形为「族群主义」，暗中发酵，在完全不适当的方式影响著大众。
这就是裕元工人维权时，在本该启用「阶级」话语之处，却启用了「族群」话语的诡谲之处。事实上，适当的「阶级」意识，会中和极端的「民族／族群」意识。但在需要提供这种话语供给之时，启蒙知识者却留下了空白，并以「空白」参与了观念对历史的塑造。
这，不能不说是启蒙知识者的失责！（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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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评： 我觉得张宁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们做社会动员时不应该从族群的角度，但也不应该从阶级的角度来动员。从族群的角度必然转移矛盾，将矛头指向外国或某一特定区域，必然造成排外；而从阶级的角度必然造成民众内部斗争。而且这两个角度都会掉进官方唱起设定的话语模式和思维逻辑中，如此斗争，即使成功，也只不过是另一个共党工运的胜利，表面的胜利多彻底，实质的失败就有多彻底！更重要的是，两种角度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源。当前，工人面临权利被侵害而又救济无渠道的原因是：公权不受民众制约更不为民众尤其是弱势民众服务；工人没有政治权利政治地位，不是社会及国家结构中真正的权利主体；工人没有独立工会，没有自己的声音，只是被代表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工人在斗争中应明白这些并为此而斗争。话语体系亦应围绕此目标儿设置。作为律师，我坚决不支持甚至反对搞阶级斗争及排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