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是一对美籍华人作家夫妇合用的笔名。另有“丁林”、“Dinglin2”等笔（网）名。夫为丁鸿富，妻为李晓琳。他们都于1952年出生在上海，1978年进入大学。曾在黑龙江省插队。1991年移居美国。
回顾改革开放的30年，第一个念头是，幸亏有了改革开放。对我们个人来说，改革开放不仅意味着职业和收入改变，旅行和迁徙增加，买东西不用票证。最重要的是，我们侥幸地赶上了末班车，重新进学校完成了我们的基本教育。这一切，对后代来说是那样的稀松平常不足为奇，对我们来说却是人生道路上的一次起死回生。这30年的变化，大概只有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有切肤之痛的体会。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以后，有一位儿时好友中文系毕业分配在全国最大城市的政协机关做秘书工作。在“文革”浩劫之后，这样的机关出现了年龄真空，老一代都即将“离休退休”，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正好赶上接班，前途无量。那时的机关有午休的习惯，午饭后是要睡午觉的。一天中午我就趁他们午觉的时候去市政协拜访老朋友，这位朋友给我看了他正校对的一件文稿，那是他为政协大会主持人起草的发言稿。想来那时政协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文稿是大字印刷的，纸张和印刷质量都非常好。这一段发言稿一句一行，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现在表决某某市政协大会某某决议。”
“同意的请举手。”(看一下)
“请放下。”
“不同意的请举手。”(看一下)
“没有。”
“一致通过。”
在后来的20多年里，我好几次想琢磨这么一个问题：论人，当时的政协里面，聚集着我们社会最出色的精英，不少是我们听来如雷贯耳的鸿儒硕学，这些前辈在旧社会大多都有过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可歌可泣的奋斗经历，要说民主的理念和规则，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开拓者，还有谁比他们更清楚，可是他们怎么能够容忍得了这样照着剧本演出的“民主”，他们怎么还能够一本正经而不感到荒诞呢？
我曾经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老了。老人和年轻人不同，不再血气方刚，不再能拍案而起，也许他们在想，政协重开，不管怎么说，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好许多。尽管这是照着一个秘书起草的稿子照本宣科地演出预定结果的投票表决程序，尽管那括号里的“看一下”体现出工作的细致，实际上却是多么地伤人自尊心，但这总比“文革”浩劫强了一千倍。中国人从西方学民主，学到20世纪80年代，终于在他们这一代手里学成这个模样。这确实还不是他们曾经为之奋斗过的理想，可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现实，你只能从现实出发。
又过了二十多年，我现在渐渐地明白，那个时候，这些政协前辈恐怕更多的只是简单的无奈。面对发言稿上预先给你印好的“ 看一下”，你要么“看一下”，要么就退出这个游戏。这些前辈，也许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也许抱着渐进改革的希望，不管他们个人的原因是什么，不管他们心里明白到什么程度，他们要想在有生之年再做点事情，再为理想而奋斗一番，那么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立足现实，只有参与到这个游戏里来，尽力而为。这就叫历史的局限。
如今我们也要步出中年了。我的那位好友，此后不久就终于忍受不了成天创作这样的文稿，抛弃官场大好前程，义无反顾地调到学校教书去了。我则越来越明白，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嘲笑那细致到家的“看一下”，却实在没有资格来嘲笑老一辈人。如果我们处在那一代政协前辈的地位上，不见得能有别的表现，不见得更能无愧地面对下一代。我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我们自己在改革开放30年里的作为。
别看我们这一代，似乎比上一代强很多。如果面对20年30年，或者50年100年后的人们，我们表现出的懦弱、无知、愚昧、心口不一，乃至于荒唐羞耻的地方，就太多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家人和周围的人们，我们的城市和道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确实有了巨大变化，可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到几十上百年以后，用那时人们的眼睛来反观自己，那么，值得我们羞愧的事情大概不会少于能够让我们骄傲的地方。后代们会大惑不解：明明是那么清楚的事情，你们为什么就看不清楚，如果是看清楚了，那怎么就没见你们写下过一个字来说明？有那么多重要的话题，你们为什么整整一代人，整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闭口不提？
如果现在就面对后代询问，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怕是只能请求原谅，我们实在是出于无奈。我们仍然是生活在一个过渡时代。后代将会指责我们这一代人，指责我们没有尽到公民责任，指责我们中没有大师，指责我们没有为后代建设起恒久的价值观，指责我们的低能和无为，指责我们没有保护好文化，指责我们破坏了环境和生态，指责我们留给后代一个个巨大的麻烦，而我们将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局限性，我们的无奈之处。
本文来源: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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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最无奈的是无奈
林达，是一对美籍华人作家夫妇合用的笔名。另有“丁林”、“Dinglin2”等笔（网）名。夫为丁鸿富，妻为李晓琳。他们都于1952年出生在上海，1978年进入大学。曾在黑龙江省插队。1991年移居美国。
回顾改革开放的30年，第一个念头是，幸亏有了改革开放。对我们个人来说，改革开放不仅意味着职业和收入改变，旅行和迁徙增加，买东西不用票证。最重要的是，我们侥幸地赶上了末班车，重新进学校完成了我们的基本教育。这一切，对后代来说是那样的稀松平常不足为奇，对我们来说却是人生道路上的一次起死回生。这30年的变化，大概只有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有切肤之痛的体会。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以后，有一位儿时好友中文系毕业分配在全国最大城市的政协机关做秘书工作。在“文革”浩劫之后，这样的机关出现了年龄真空，老一代都即将“离休退休”，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正好赶上接班，前途无量。那时的机关有午休的习惯，午饭后是要睡午觉的。一天中午我就趁他们午觉的时候去市政协拜访老朋友，这位朋友给我看了他正校对的一件文稿，那是他为政协大会主持人起草的发言稿。想来那时政协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文稿是大字印刷的，纸张和印刷质量都非常好。这一段发言稿一句一行，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现在表决某某市政协大会某某决议。”
“同意的请举手。”(看一下)
“请放下。”
“不同意的请举手。”(看一下)
“没有。”
“一致通过。”
在后来的20多年里，我好几次想琢磨这么一个问题：论人，当时的政协里面，聚集着我们社会最出色的精英，不少是我们听来如雷贯耳的鸿儒硕学，这些前辈在旧社会大多都有过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可歌可泣的奋斗经历，要说民主的理念和规则，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开拓者，还有谁比他们更清楚，可是他们怎么能够容忍得了这样照着剧本演出的“民主”，他们怎么还能够一本正经而不感到荒诞呢？
我曾经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老了。老人和年轻人不同，不再血气方刚，不再能拍案而起，也许他们在想，政协重开，不管怎么说，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好许多。尽管这是照着一个秘书起草的稿子照本宣科地演出预定结果的投票表决程序，尽管那括号里的“看一下”体现出工作的细致，实际上却是多么地伤人自尊心，但这总比“文革”浩劫强了一千倍。中国人从西方学民主，学到20世纪80年代，终于在他们这一代手里学成这个模样。这确实还不是他们曾经为之奋斗过的理想，可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现实，你只能从现实出发。
又过了二十多年，我现在渐渐地明白，那个时候，这些政协前辈恐怕更多的只是简单的无奈。面对发言稿上预先给你印好的“ 看一下”，你要么“看一下”，要么就退出这个游戏。这些前辈，也许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也许抱着渐进改革的希望，不管他们个人的原因是什么，不管他们心里明白到什么程度，他们要想在有生之年再做点事情，再为理想而奋斗一番，那么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立足现实，只有参与到这个游戏里来，尽力而为。这就叫历史的局限。
如今我们也要步出中年了。我的那位好友，此后不久就终于忍受不了成天创作这样的文稿，抛弃官场大好前程，义无反顾地调到学校教书去了。我则越来越明白，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嘲笑那细致到家的“看一下”，却实在没有资格来嘲笑老一辈人。如果我们处在那一代政协前辈的地位上，不见得能有别的表现，不见得更能无愧地面对下一代。我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我们自己在改革开放30年里的作为。
别看我们这一代，似乎比上一代强很多。如果面对20年30年，或者50年100年后的人们，我们表现出的懦弱、无知、愚昧、心口不一，乃至于荒唐羞耻的地方，就太多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家人和周围的人们，我们的城市和道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确实有了巨大变化，可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到几十上百年以后，用那时人们的眼睛来反观自己，那么，值得我们羞愧的事情大概不会少于能够让我们骄傲的地方。后代们会大惑不解：明明是那么清楚的事情，你们为什么就看不清楚，如果是看清楚了，那怎么就没见你们写下过一个字来说明？有那么多重要的话题，你们为什么整整一代人，整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闭口不提？
如果现在就面对后代询问，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怕是只能请求原谅，我们实在是出于无奈。我们仍然是生活在一个过渡时代。后代将会指责我们这一代人，指责我们没有尽到公民责任，指责我们中没有大师，指责我们没有为后代建设起恒久的价值观，指责我们的低能和无为，指责我们没有保护好文化，指责我们破坏了环境和生态，指责我们留给后代一个个巨大的麻烦，而我们将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局限性，我们的无奈之处。
本文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