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对刘晓波抱有成见，不理解或低视刘晓波的和平理性的政治追求。譬如对刘晓波关于（六四）广场上没有看到大量伤亡，还有“我没有敌人”这样的表述，甚至他在监狱中说自己受到良好的对待，也为一些人指责（美化了中共监狱）。
如何理解刘晓波的政治追求与政治理念，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反思与体悟。
一：从刘晓波广场砸枪说起。
我六四凌晨从长安街撤退到广场，在长安街上就看到许多学生守在路边，持棍或石头准备狙击荷枪实弹的入城部队，但我沿路劝说并阻止，因为这样的冲动带来的只会是无谓牺牲。进入广场之时，我既看到了胸部、背部流血的学生被人携扶着进入广场寻求救援，也看到举着大棒要去冲击包围广场的士兵的学生。当我们阻止时，遇到的喝斥就是：你们是叛徒。
我现在仍然理解当时年轻学子的激烈行为。
再翻看当年关于刘晓波在广场砸枪的过程，他遇到的事态更为激烈、更为严峻。
他先是跪着请求持有机关枪的两位市民，毁弃武器，以保证广场抗议是和平的，特别是不引起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想象一下，当士兵们进入广场时，突然遭遇到机关枪扫射，士兵们会有一些伤亡，但更大的伤亡将是广场和平的学生群体。
刘晓波的理性，是基于这样的想象与推测，所以后来他又亲手砸了另一枝半自动步枪。可以说天安门广场事件，起始激怒于三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的下跪提交请愿信，而终于刘晓波下跪，并请求持枪的市民放下武器，最终实现了整个广场绝大多数人和平撤离。
中国传统中素有跪天跪地跪父母，而在广场抗议过程中，却有这样两次例外的下跪，学子们与刘晓波，是请求政府倾听人民的声音，还有就是请求社会非暴力对抗更强大的暴政。
这一过程中，刘晓波本人甚至遭遇到暴力攻击，被激烈的人视为学贼，要对他暴力清除。无论是持枪做拼死一搏者，还是要誓死坚守广场者，遇到刘晓波这些和平主义者，在一时失去理性的情况下，外部誓死的过程还没有开始，内部伤害却随时可能发生。
这些人无外两个理由，一是，军人已大开杀戒，我们当然应该武器还击；二是，你们学生与老师是有身份的人，以后还有退路，我们市民或工人没有退路，只有誓死一搏，你引导学生和平撤离，就等于毁了我就义成仁的梦想。
有人说，广场伤亡太小了，不足以引发更多的人觉醒与起义，这是大错特错，广场不是伤亡太少，而是有理性的人、成人，特别是大学教师与知识分子一直太少，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们尽管也参与示威游行，但实际参与者太少，进入广场核心层，像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四君子这样直接参与到影响活动进程的人，太少了。
我们必须承认：关键时刻成熟学者们的和平理性，是广场和平撤离的决定性因素。
面对六四中共屠城过程中无数伤亡，人们谴责中共血腥、人们遗憾更多的人没有起来，这些都是正当的，但另一方面，年轻的学子们如果当时意识到民运的本质是和平请愿，在和平请愿已被暴力血腥终结之时，要不要以保护自己生命为第一要义？不付出不必要的牺牲，这是人道法则，暴政一染上血腥，它的改变或转型，可能更难。
现在再反观四君子劝说学生们和平撤离，特别是与中共军方谈判成功，它保护了广场数以千计学生的生命，从刘晓波的生命经历来看，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多的因素，应该是他在广场上与同仁们的和平努力。
二、“广场上”有没有死人是个伪问题
侯德健被中共官方要求作证：广场上没有见到死人。
刘晓波内心挣扎，他知道，如果他说广场上没有死人，无疑是替中共圆谎。但最终，他还是说服了自己，说了自己现场所见，他给自己一个理由是，侯德健已经说出了自己所见。
通过回忆录我们看到，刘晓波、侯德健等人当时主要致力于说服学生与市民和平退出广场，他们所在的纪念碑附近是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这个地点确实一直风平浪静，但广场周边，却出现各种冲突，特别是被包围之后的天安门前，冲突更为激烈，一些学生去烧军车与坦克，造成伤亡，连施救者也遭到枪击。侯德健与刘晓波无从知道，连我这样一直游走于广场上的全程见证者，也无从知道。
还有，海外媒体所说的北京，泛指中国，而报道中的天安门广场，则泛指长安街与天安门周边，也即，媒体上报道的天安门广场出现大量伤亡，泛指北京长安街与天安门等地，而刘晓波、侯德健所说的广场，则完全是自己当晚目力所及之地。
在没有自由的状态中，特别是会受到严刑逼迫的情况下，侯、刘等人所做出的证言，我们应该充分理解，他们并没有做伪证，他们说出了局部的真实，至于中共将其利用，是徒劳的，因为无数的照片与录相均可以证实，中共对北京对天安门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
任何人借此指责刘晓波、侯德健，都是缺乏应有的同情心与理解力。
其三、如何理解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
“我没有敌人”，相比基督教所倡导的“爱你的敌人”，是不是还弱一个层次？
爱你的敌人，这是宗教倡导的超然情怀，而“我没有敌人”，则是刘晓波超然的政治情怀。那些指责刘晓波是“刘无敌”的人士应该反思，刘晓波为什么会如此而言。
刘晓波在广场上砸枪，是因为他没有敌人，如果他当时眼中有敌人，以士兵为敌，那么就会短兵相接，你死我活，这是刘晓波追求的和平民主运动所需要的吗？后来刘晓波等人起草零八宪章并发起签名活动，不是为了制造敌人，而是为了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
批评者也许会说，但他是被独裁者与爪牙们抓捕并迫害的呀。
但这些人随便拎一个出来，刘晓波都不会认其为敌人（对手都算不上），这些人既是体制的受害者，也是独裁国家的病人，他们的罪错最终会有惩罚或追究，但那也得依法审判，在将来的和平民主进程转型之后，也许审判的结果是对其宽恕与赦免，但刘晓波致力于终结的是造恶的制度。
有多少人用心体会刘晓波如下解释：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眥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自辩书）
改变人，是启蒙与训政过程中的事情，通过革命的方式消灭直接的造恶者，是一种激烈的方式，或者是革命与起义，这当然是一种天然合理的方式，但刘晓波追求的是一种和平的方式，这是另一条艰难的道路。他只是不希望中国通向民主宪政的道路，由鲜血染成，由人头铺就。也许追求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有其合理性，但这并不否定刘晓波的政治追求的合理性。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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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和平理性价值永恒――如何理解刘晓波
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对刘晓波抱有成见，不理解或低视刘晓波的和平理性的政治追求。譬如对刘晓波关于（六四）广场上没有看到大量伤亡，还有“我没有敌人”这样的表述，甚至他在监狱中说自己受到良好的对待，也为一些人指责（美化了中共监狱）。
如何理解刘晓波的政治追求与政治理念，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反思与体悟。
一：从刘晓波广场砸枪说起。
我六四凌晨从长安街撤退到广场，在长安街上就看到许多学生守在路边，持棍或石头准备狙击荷枪实弹的入城部队，但我沿路劝说并阻止，因为这样的冲动带来的只会是无谓牺牲。进入广场之时，我既看到了胸部、背部流血的学生被人携扶着进入广场寻求救援，也看到举着大棒要去冲击包围广场的士兵的学生。当我们阻止时，遇到的喝斥就是：你们是叛徒。
我现在仍然理解当时年轻学子的激烈行为。
再翻看当年关于刘晓波在广场砸枪的过程，他遇到的事态更为激烈、更为严峻。
他先是跪着请求持有机关枪的两位市民，毁弃武器，以保证广场抗议是和平的，特别是不引起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想象一下，当士兵们进入广场时，突然遭遇到机关枪扫射，士兵们会有一些伤亡，但更大的伤亡将是广场和平的学生群体。
刘晓波的理性，是基于这样的想象与推测，所以后来他又亲手砸了另一枝半自动步枪。可以说天安门广场事件，起始激怒于三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的下跪提交请愿信，而终于刘晓波下跪，并请求持枪的市民放下武器，最终实现了整个广场绝大多数人和平撤离。
中国传统中素有跪天跪地跪父母，而在广场抗议过程中，却有这样两次例外的下跪，学子们与刘晓波，是请求政府倾听人民的声音，还有就是请求社会非暴力对抗更强大的暴政。
这一过程中，刘晓波本人甚至遭遇到暴力攻击，被激烈的人视为学贼，要对他暴力清除。无论是持枪做拼死一搏者，还是要誓死坚守广场者，遇到刘晓波这些和平主义者，在一时失去理性的情况下，外部誓死的过程还没有开始，内部伤害却随时可能发生。
这些人无外两个理由，一是，军人已大开杀戒，我们当然应该武器还击；二是，你们学生与老师是有身份的人，以后还有退路，我们市民或工人没有退路，只有誓死一搏，你引导学生和平撤离，就等于毁了我就义成仁的梦想。
有人说，广场伤亡太小了，不足以引发更多的人觉醒与起义，这是大错特错，广场不是伤亡太少，而是有理性的人、成人，特别是大学教师与知识分子一直太少，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们尽管也参与示威游行，但实际参与者太少，进入广场核心层，像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四君子这样直接参与到影响活动进程的人，太少了。
我们必须承认：关键时刻成熟学者们的和平理性，是广场和平撤离的决定性因素。
面对六四中共屠城过程中无数伤亡，人们谴责中共血腥、人们遗憾更多的人没有起来，这些都是正当的，但另一方面，年轻的学子们如果当时意识到民运的本质是和平请愿，在和平请愿已被暴力血腥终结之时，要不要以保护自己生命为第一要义？不付出不必要的牺牲，这是人道法则，暴政一染上血腥，它的改变或转型，可能更难。
现在再反观四君子劝说学生们和平撤离，特别是与中共军方谈判成功，它保护了广场数以千计学生的生命，从刘晓波的生命经历来看，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多的因素，应该是他在广场上与同仁们的和平努力。
二、“广场上”有没有死人是个伪问题
侯德健被中共官方要求作证：广场上没有见到死人。
刘晓波内心挣扎，他知道，如果他说广场上没有死人，无疑是替中共圆谎。但最终，他还是说服了自己，说了自己现场所见，他给自己一个理由是，侯德健已经说出了自己所见。
通过回忆录我们看到，刘晓波、侯德健等人当时主要致力于说服学生与市民和平退出广场，他们所在的纪念碑附近是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这个地点确实一直风平浪静，但广场周边，却出现各种冲突，特别是被包围之后的天安门前，冲突更为激烈，一些学生去烧军车与坦克，造成伤亡，连施救者也遭到枪击。侯德健与刘晓波无从知道，连我这样一直游走于广场上的全程见证者，也无从知道。
还有，海外媒体所说的北京，泛指中国，而报道中的天安门广场，则泛指长安街与天安门周边，也即，媒体上报道的天安门广场出现大量伤亡，泛指北京长安街与天安门等地，而刘晓波、侯德健所说的广场，则完全是自己当晚目力所及之地。
在没有自由的状态中，特别是会受到严刑逼迫的情况下，侯、刘等人所做出的证言，我们应该充分理解，他们并没有做伪证，他们说出了局部的真实，至于中共将其利用，是徒劳的，因为无数的照片与录相均可以证实，中共对北京对天安门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
任何人借此指责刘晓波、侯德健，都是缺乏应有的同情心与理解力。
其三、如何理解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
“我没有敌人”，相比基督教所倡导的“爱你的敌人”，是不是还弱一个层次？
爱你的敌人，这是宗教倡导的超然情怀，而“我没有敌人”，则是刘晓波超然的政治情怀。那些指责刘晓波是“刘无敌”的人士应该反思，刘晓波为什么会如此而言。
刘晓波在广场上砸枪，是因为他没有敌人，如果他当时眼中有敌人，以士兵为敌，那么就会短兵相接，你死我活，这是刘晓波追求的和平民主运动所需要的吗？后来刘晓波等人起草零八宪章并发起签名活动，不是为了制造敌人，而是为了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
批评者也许会说，但他是被独裁者与爪牙们抓捕并迫害的呀。
但这些人随便拎一个出来，刘晓波都不会认其为敌人（对手都算不上），这些人既是体制的受害者，也是独裁国家的病人，他们的罪错最终会有惩罚或追究，但那也得依法审判，在将来的和平民主进程转型之后，也许审判的结果是对其宽恕与赦免，但刘晓波致力于终结的是造恶的制度。
有多少人用心体会刘晓波如下解释：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眥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自辩书）
改变人，是启蒙与训政过程中的事情，通过革命的方式消灭直接的造恶者，是一种激烈的方式，或者是革命与起义，这当然是一种天然合理的方式，但刘晓波追求的是一种和平的方式，这是另一条艰难的道路。他只是不希望中国通向民主宪政的道路，由鲜血染成，由人头铺就。也许追求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有其合理性，但这并不否定刘晓波的政治追求的合理性。
转自：民主中国